武大历史典故

篇一：武汉大学历史相关资料(超详细)

目 录

前言................................ 2

珞珈百年 3

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

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

国立武汉大学

乐山时期

建国后的武汉大学

新武汉大学

珞珈人（英杰）

筚路蓝缕

力耕三尺

北溟化鹍

珞珈（风）物

飞檐香榭（历史的见证）

珞樱流影

珞珈精魂

铭

神

忆

情

百年沧桑

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

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奏请清政府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它诞生于清末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从此，这一叶小舟，便承载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强国之梦，在风雨飘摇中启航。

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数易其名，最后于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跻身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之列，并且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发展成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在北平对一位来华游历的美国外交官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其综合实力在全国重点大学中一直位居前列。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整体实力明显上升，被誉为“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1995年，美国Science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

武汉大学的历史，既是一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满怀理想、气势恢弘的发展史，并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百余年的辉煌校史，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珞珈学人，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世纪征途上，豪情满怀，继续阔步前进。

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1893－1911）

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11月29日奏请光绪皇帝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中国人自己担任校长）的新式专门学堂。

自强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张之洞的得力助手蔡锡勇为学堂首任总办。此后，张斯枸、钱恂、汪凤瀛、程颂万等先后任总办和提调，姚锡光为总稽察。

蔡锡勇（1847－1898），福建龙溪（今龙海）人，曾先后在广东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学习，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也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中文速记学的创始人以及第一位将西方复式会计科学引进中国的“计坛先驱”，自强学堂首任总办，去世后两次获得中华民国大总统题匾授勋表彰。

1896年，张之洞对自强学堂进行改革，将算学移归两湖书院。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

自强学堂推广了新的分科教学模式，培养大量专门人才。1902年，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中称：“查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来自:WwW.ZW2.CN 爱作文 网)、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3月，湖北提学使王寿彭以经费不足为由，将方言学堂停办。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

二、从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1913－1927）

1913年7月，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贺孝齐以武昌东厂口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当年11月2日正式开学。初设英语、博物、数学物理、历史地理4部及预科。

1917年5月，学校将博物部改为博物地学部，数学物理部改为数学理化部，历史地理部改为国文史地部。1917和1919年，又于本科四部以外，先后添办了教育补修科和教育专修科。

1922年11月，改4部为8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张渲、谈锡恩、张继煦先后为校长。

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石瑛为校长。

石瑛（1878－1943），字蘅青，湖北阳新人，1924年12月至1925年12月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1928年8月至1930年12月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工学院院长，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铨叙部部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被誉为“湖北圣人”、“民国第一清官”。

1926年10月，北伐军来到武汉，国立武昌大学校务停顿。12月28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后又接收了中华大学、北京中俄大学、上海大学的部分师生），成立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以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徐谦、顾孟余、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等9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2月，学校正式开学，实行大学委员会制，徐谦、顾孟余、李汉俊、周佛海、章伯钧5人为委员，徐谦为主任委员，下设文科、理科、法科、经济科、医科、预科6科。

1927年11月28日，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中山大学依省份改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改名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

三、国立武汉大学（1928－1950）

1928年5月18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刘树杞、王星拱、李四光、周览(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涂允檀、曾昭安、任凯南等9人组成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以刘树杞为主任委员。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东厂口原武昌中山大学校舍正式开学上课，下设文、理、工、法四个学院。

刘树杞（1890－1935），字楚青，湖北蒲圻(今赤壁市)人，1928年8月至1929年3月任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

1928－1949年国立武汉大学主要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名单

校长（1928） 刘树杞（代）－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

教务处（1930） 王星拱－皮宗石－周鲠生－曾昭安－朱光潜－杨端六－余炽昌 总务处（1939） 邵逸周－涂允成－王星拱（兼）－徐贤恭－葛扬焕

训导处（1939） 赵师梅－刘廼诚－朱萃濬

文学院（1928） 闻一多－陈源－高翰－刘永济

法学院（1928） 皮宗石－杨端六－刘秉麟

理学院（1928） 王星拱－查谦－王星拱（兼）－曾昭安－桂质廷－叶峤（代）－桂质廷 工学院（1929） 石瑛－邵逸周－陆凤书（代）－谭声乙－余炽昌－曹诚克

农学院（1936） 叶雅各

医学院（1946） 周金黄

1928年8月，武汉大学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并指定李四光为委员长，麦焕章、王星拱、叶雅各、刘树杞等为委员，负责在武昌郊外勘查新校址，建设新校舍。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落驾山一带地基为新校舍建筑地址。

1929年3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第一期工程动工，1931年底基本完成。 1932年3月3日，国立武汉大学由武昌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

王世杰（1891－1981），1929年2月至1933年5月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1932年，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开工，至1937年7月，共建成各类校舍78596平方米。 1935年1月，学校成立法科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

1936年，农学院正式成立。至此，国立武汉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5大学院，15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四、乐山时期（1938-1946）

艰苦的乐山学习生活

武汉大学在1938年从武昌珞珈山搬迁到四川乐山，学校师生大多数是从被日寇侵占的沦陷区流亡到内地的。我在1940年秋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大学。从贵州铜仁出发，经重庆沿长江西上，来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报到后，学校安排我们新生住进文庙(校本部所在地)对面的第一学生宿舍。全舍住着大约四百多人，双层木床。由于人多嘈杂，在早晚时间，同学们上下楼梯发出隆隆响声，闹得难以安静。每个房间只有两盏光线昏黄的电灯，没有自习桌，同学们用自备的蜡烛，伏在床头看书。我们在附近的大食堂里吃饭，由于物价飞涨，学校发给的贷金，只够维持每天的二饭一粥，小菜必须自备。我因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无钱买菜，只得买瓶酱油，充当小菜下饭，可以填饱肚子。日子一久，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两条腿发肿了，心脏也不大好。因为学校医务条件差，缺乏有效治疗，医生叫我用米糠冲开水喝。一个多月后，病情有了好转，勉强可以坚持上课。

在乐山时，我们还常遭受日机空袭。每天课余时间，我常与同学相约去郊外茶馆温习功课。1941年7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大家担心会有日机空袭，果然不出所料，警报声阵阵作响。我随着一些同学，躲进文庙后面的防空洞内。洞身狭小，阴暗潮湿。正当我们在洞里闷得难受时，敌机已飞临上空投下炸弹。由于爆炸时产生的强烈气浪，使洞内进行了一次强劲通风，顿时觉得空气清新多了。警报解除后我急忙跑回宿舍。不料宿舍竟被炸毁了。新楼被炸得四面开花，其他的旧楼房也受到损坏，屋上的瓦片全被炸碎。我从瓦砾堆中找到仅存的衣物，除去污泥灰尘，洗涤后继续穿用。轰炸后，我在一处比较完整的房屋走廊里，架了一张木板床，作为栖身之所。这次轰炸比起1939年夏天那次的乐山大轰炸，损失算是很小的了。

被敌机轰炸后，乐山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遭受污染。我和不少同学患上了痢疾，还有一些同学患上了“疤病”，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怪病。据说是因为当地的井盐中含有氯化钡，人食用后神经中枢中毒，发病很突然，没有预感。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当晚睡觉前还和同学聊天，到了半夜发病时全身瘫痪，不能动弹，不能呼救，等到天亮后被发现时已为时过晚，无法救治了。

乐山的老鼠很多，大得像小猫一样，连大猫都不敢捕捉这些老鼠。在我们宿舍的地板里，老鼠在那里安了家。每天夜里，它们就出来放肆地觅食，弄得我们难以安睡。老鼠还咬坏了我们的衣服与鞋子，真是可恨极了。我们设法用铁笼来捕捉，连续多次捕捉，鼠患大大减少了。

露济寺的殿堂里还保留一些泥塑神像。每天晨昏，尼姑们要在神家前焚香鸣钟，进行膜拜。机械系44级的崔永祥同学，在佛殿后边的一个小房间内自习，与我们的自习桌靠得很近。崔永祥同学爱好拉小提琴，也常在晨昏时练习。有时琴声和尼姑们的钟声齐鸣，发出奇

篇二：武汉地名典故

武汉地名典故

沧海变迁.武汉三镇的由来

武昌：三国时孙权在今鄂城建都，名武昌，不久在现在的蛇山筑城，称夏口；公元280年，晋朝将江夏郡改为武昌郡，即为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后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时曾

设武昌府。辛亥革命后改江夏县为武昌县，武昌即成为正式名称。

汉口：南北朝时期，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今天的汉口其实只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汉水原来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 、

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通商，发展更趋快速。

汉阳：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74年。

三层楼

三层楼位于武昌城区的北部，泛指和平大道与新河街交汇的地带。这一带原是一片水塘荒地。清末，新河洲渐有居民，逐步形成武昌城外的集市贸易场所。1912年，从事营造业的资本家喻兴隆在今和平大道445号处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底层开杂货锦、棺材铺，二楼开茶馆，三楼为说书场和皮影戏场，生意兴隆，远近闻名。这座三层楼房高踞于四周平房草棚之上，非常突出，成为这一带的显著标志，人们遂以三层楼泛指这一地区。解放后扩建和平大道时，原楼己经拆除，但三层楼仍为这一带的区片名称。由武昌至红钢城的16路公共汽车在此设三层楼站。附近有条小街，至今仍叫三层楼街。

水果湖

水果湖泛指武昌城区东北部滨临东湖的大片地区，现为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水果湖并不产水果。原是一片荒丘野岭，沟壑纵横，连农田菜地也不多。每逢下雨时，丘岭上的雨水顺着沟壑汇集到这里的湖汊里，由此出口流入东湖，人们便把这个东湖的湖汊称为水口湖。日久讹变，谐音转化为水果湖。

水果湖边有放鹰台，传为唐代诗人李白放鹰之处。解放后在此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了石斧、石铲、稻壳烧土和陶制生活用具等，说明武汉地区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现在这一带有洪山宾馆、电讯中心大楼、计量中心大楼等高层建筑。

司门口

司门口是武昌解放路与民主路交叉地带的泛称。现在坐落千这个交叉点的西北侧的武昌区人

民政府，在明、清两代是湖北市政使司衙门，即藩司衙门，又称藩台衙门，俗称藩署。衙门坐北朝南，大门正对长街，即今解放路。

历史上的长街为蛇出所阻，止于蛇山南麓。蛇山以北至藩司衙门大门口的街道，称为司门口。明末迷信风水，要用破坏"龟蛇二山环卫"的办法保住大明江山，挖通蛇山(同时斩断龟首)，使长街延长到藩司衙门的大门口，但仍习称山北一段为司门口。1935年扩建此路时，北端辟开旧藩司衙门，使马路延长到中山路，中间腰斩蛇山，上架钢筋水泥蛇山桥,使司门口的泛称延伸到蛇山以南，差不多包括了今解放路的主要商业闹市区。

阅马场

阅马场位于武昌城区的中部，东至蛇山洞延伸出来的武昌路，南至阅马场小学，西至湖北剧场，北至蛇山南麓，东西长100米，南北宽300米，是个知名度很高的广场。武珞路以此为起点，横贯广场的中部，向东伸展，西北与长江大桥的引桥公路相连，西南与彭刘杨路相通，是连通武汉三镇的主干道。

清代初年，巡抚刘兆麟在明代楚王府之东辟建练兵演武的校场，场上有演武厅，是举行武科考试的场所，名阅马厂。解放后在书写时改"厂"为"场"，己经约定俗成。

三百年来，这里发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1688年6月，武昌发生兵变，推举夏逢龙为总统兵马大元帅，设指挥部于阅马厂。1853年元月，太乎天国攻占武昌，在阅马厂塔台宣讲革命道理。辛亥革命时，设武昌起义军政府于阅马厂北部的红楼，并在南部塔台拜将，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五四运动时期，数千名学生在阅马厂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伐军攻占武昌城后，武昌人民在此集会，庆祝北伐胜利。此后又是人民庆祝抗日胜利、武汉解放的场所。1981年在这里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盛大活动。

都府堤

都府堤位于武昌解放路北段的西侧，其东原有司湖，清时在此筑堤，堤近都督府衙门，故名督府堤，亦称都府堤。清代末年，沿堤形成居民区，就叫都府堤大街，人们仍习称为都府堤。街为南北走向，南起自由路，北至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大门口，长560米，宽6至10米。此街的41号是毛泽东在1927年上半年主办农讲历时居住的地方，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蔡和森、彭湃、杨开慧、夏明翰、毛泽覃等都在这里住过。此街的10号原为武昌高等师范附小，是1924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陈潭秋的故居。1927年4月27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现为中华路中学和江汉大学武昌分部校址。

积玉桥

积玉桥泛指武昌解放路北端以东之中山路南北两侧地带，东至*湖北巷，南连得胜桥(街)北端，北至和平大道与一马路交会处。这一带原来有座桥，《江夏县志》记为鲫鱼桥，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是座内室一丈多的石桥。每年夏季湖水上涨时，附近的居民就在桥孔处捕鱼捞虾，所捕之鱼多为鲫鱼，遂称此桥为鲫鱼桥，并泛指附近之地。后来这里成为运送铸造铜元材料的车辆至铜元局的必经之地，便取堆金积玉之意，将鲫鱼桥谐音雅化为

积玉桥。1931年石桥毁坏，1934年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墩、木头桥面的桥梁，1938年又毁，现仅残留桥基，尚可依稀辨认。积玉桥作为区片名称则沿用至今。

"洋园”成杨园

杨园街位于武昌和平大道。

据考证，清朝时期，有一位洋人在武昌桥梁村（铁路医院原门诊部）修建了一座庭园，人们称之为洋园。后来，该洋园成为张学良的行园，但“洋园”之名一直没有更改。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洋园被更名为杨园，一直沿用至今，原来洋人盖的四栋楼房，现在是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办公室。杨园街就是以此为名。

花桥

花桥位于汉口解放公园路的西北端。据传，在原来的黄孝河上，横跨了一座木质桥，两旁有雕花拦板，俗称“花桥”。花桥之名由此而来。

1965年，此处建造了一座钢筋水泥桥，长19.2米，宽4.02米，桥台为浆砌块面，可通行载重八吨以下的汽车。

后来，为根治黄孝河，把整个河道改为地下涵管，上辟汉口第四干道——建设大道，这座水泥桥也被拆了，未留任何痕迹。

现在，虽然两座桥都已不复存在，但花桥这一地名仍然沿用至今。

户部巷”何以得名

户部巷命名的由来，民间传说很多，比较可信的为：明清两朝，武昌城内衙门云集。如今的司门口附近，以前是中央布政使司衙门在武昌府的办事处机构所在地，故称为“司门口”。而布政司主管钱粮户籍，民间称为“户部”。明清年间，户部巷东为藩库，是布政司存放钱粮的金库和粮库；户部巷西为武昌府的粮库所在地。户部巷正好位于两个库房中间，因而得名。

琴园路成秦园路

秦园路位于长江二桥南面，连接着友谊大道、和平大道与临江大道。

秦园路的来历，源于一个典故：清末民初时，富商任桐（琴父）居住在武昌，因眷恋*湖的风光，遂在*湖的西边修建了一座庭园，取名为琴园。其后，任桐在琴园附近又开辟了一条路与*湖相通，路名为琴园路。

江汉朝宗--宗关

宗关得名，与汉口的商贸兴隆有关。

明清以来，汉口商贸日渐繁荣，其交易吞吐量如稻米、牛皮、茶叶，皆居全国之首。这样肥得冒油的位置，哪个不为之垂涎呢？中国的经商之道，历来有个好“扎堆”的习惯：越是买卖兴隆处，越是竞争激烈处，也越容易赚到钱。这就是行商坐贾所谓“货卖堆山”的效应。商贾云集，商机撞脸，货畅其流，财源滚滚，于是居庙堂之高的“肉食者”，“闻香下马”，在此设关收税，分一杯羹，也在情理之中。清代初年，武汉有四“关”：武昌关、汉阳朝关、汉口宗关、汉关。四关关三镇，汉口有其半。其中，汉口汉关原叫下关；宗关在上游，位于汉口镇西5里处的汉水之滨，就被称为上关。收税者荷包里头暖和了，也就有文化文化的意思了：这汉口的第一关，为我们关进了这许多的银子，总不能老这么上关上关地叫吧？不是有“江汉朝宗”的雅说么？对，就叫这上关为宗关罢！这情节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涉及某人，却难以稽考，若有人知道，披露出来也可作为我们这座城市历史的补充。

建关之初，由于汉水流域尤其是江汉平原地区历来是富庶之地，武汉地处水陆要冲，加之当时铁路未通，行货多走水路，走汉水载货下来的船只，多在宗关一带停靠，完税、交易。有货就有钱，有钱就有吸引力，围绕一个钱字，宗关一带就多了客栈、茶馆、饭馆以及戏院、民舍、商行乃至青楼风月场之类，也是“朝宗”的意思罢，于是，人气就愈益的发旺了，由单纯的税关而成为热闹的码头集镇。京汉铁路通车后，宗关作为“关”，虽然日渐颓圮，作为一个码头渡口和人烟麇集的居民区，却热闹不减当年。

如今，站在宗关所在的汉江边，当年之宗关，形影俱杳，码头渡口，亦问津无人；只有滔滔汉水，怀着对长江的一腔子柔情，经千里跋涉之后，疲惫而激动地投入大江的怀抱，一了朝宗的夙愿。

痛失知音——钟家村

走完汉阳北城巷那不足30米的斜坡，就是钟家村了。

钟家村与一个美丽的传说联在一起——

春秋时期，楚国一个叫钟子期的大音乐家，隐居汉阳古城市廛。一日，钟音乐家在龟山之麓采樵毕，背捆柴禾，在江边歇脚。忽然，一缕乐音袅袅入耳，钟子期是个识货的，听着听着，竟听出了高山流水的韵味，不禁失声赞叹。这一叹不打紧，引出了奏琴人俞伯牙。这伯牙本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倾盖一晤，竟视这樵夫为知音。一年之后，伯牙到知音隐居地回访，哪晓得，天不假人寿，钟知音已撒手人寰。当时的情景应该是：悲情催激情，伯牙于知音灵前奏了一曲，下船解缆，橹声矣欠乃，洒泪而去。行至一渡口，伯牙将那须臾不离的梧桐古琴，摩挲良久，想，琴瑟和谐，当有知音，世无知音，要琴作甚！太息一声，将琴摔碎在一嵯峨怪石上！

与这传说相关的三个地方，都有了相关的地名：钟子期隐居亦即俞伯牙痛失知音的村子，叫作钟家村；两位知音切磋之处，叫作琴台；俞伯牙绝望摔琴的渡口，叫作琴断口……

回到钟家村。寻访钟子期隐居之地。

传说指引，出北城巷右手，是凤凰山，凤凰山西南，龟山与凤凰山之间，当有一小山丘——

钟家山，此即钟子期结庐之处。

可惜，凤凰山虽然满是建筑，毕竟山形犹在；龟山也是满目苍翠；而钟家山，却早已没有了。故老云，上个世纪50年代，这里是有座钟家山，山下一弯荷塘，春荷簪夏荷花秋莲藕，景倒是一景，亦是蚊蠓的乐园。建长江第一桥时，铲丘填塘，由此东西向，筑汉阳大道，东达江边，西至十里铺；在大道北侧建起一片楼群；建此大桥时有不少苏联专家，楼群就有红瓦红墙，有几许斯拉夫味道，很领风骚地吸引人的眼球若干年。因这片民居地处古钟家村遗址，亦就沿袭了钟家村的名字。后来，沿汉阳商场十字路口周遭一带，都叫钟家村了。

活的，活的——四官殿

四官殿早先的确是个庙，庙里的确有个殿，殿里也的确供奉着四个“官”——天、地、水、火。

四官殿初建于清顺治年间，重修于康熙六年。《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继庄记叙他康熙三十年游汉口的时候，四官殿还有庙有殿，且殿里供奉的依然是那“四官”。后来，鉴于四官殿一带民居多茅舍板屋，火灾频繁，当局想有点作为，下令：一，拆毁茅棚板房，一律改建瓦房；二，募捐重修四官殿，作为专门祭祀火官亦即火神祝融的场所。可是，虽然对供奉对象精简了编制，撤了四分之三的“职数”，但殿名依旧。滑稽的是，这座重修的专司祭祀火神的庙宇，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居然被一场大火烧得稀烂，创了“大火烧了火神庙”的奇迹。

这到底是火神间的“火拼”呢，还是该火神不满重修者旧瓶装新酒不改殿之名之故呢？

不得而知。但是，从此，四官殿的确就没有了。

但是，“四官殿”三个字，作为武汉的一个地名，却沿用至今。

也是，往日“二十里长街八码头”，作为汉口繁华标志的八码头之一，四官殿是惟一专渡长江的码头。这里，民居稠密，商贸繁荣，自不必说；逢年过节，这里展示的也是很具地域风情的民俗文化，汉味纯正，尤可称道。比如，元宵前后，孩童们手提花灯，游街串巷，童真烂漫，丰年之兆，最是一景。而四官殿周边如存仁巷一带，多有些技艺不凡的手艺人，竹扎纸糊的各式鱼虫兔狗之属动物花灯，皆惟妙惟肖且能摇头摆尾。别致的是，卖者叫卖，不叫花灯之名，直呼：“活的，活的！”路人听得叫卖声，一愣之后，多是会心一笑。久而久之，这“活的活的”，便成四官殿的代称。由此生发开去，娩出一歇后语：“四官殿的东西——活的！”说的也不错，四官殿制作的那些“活的”玩艺，的确都“活摇活动”，本就不是什么扎实的家什！

四官殿有过“活的”历史，但是，真正可以让四官殿高歌“活的，活的”年代，恐怕还是眼下：四官殿以上，龙王庙一线，堤防如景观；四官殿以下，江滩胜公园；由此，四官殿可以骄傲地说：我随么官都不消供奉得，您家们看到有，我又一次“活的”眸子，都已经在向您家们风情万种地“丢媚眼”了咧……

百岁在即—千家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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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武汉大学牌坊的历史变迁

论文一：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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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武昌街道口的两座老牌坊

在1932年以前，武汉大学的校址一直都位于武昌城内的东厂口（即阅马场以东，蛇山与武珞路之间的那块地）。自从1928年学校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之后，便择定了武昌郊外的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在此兴建新校舍。当时，从宾阳门（今大东门）往东，仅有一条低级碎石路（即现在武珞路－珞喻路的前身）途经今天的街道口。于是，学校便函请湖北省建设厅修筑了一条从街道口通往珞珈山校区的专用道路，这条路全长1.5公里，宽10米，于1930年1月建成通车，时任校长王世杰将其命名为大学路（即今日穿越劝业场、

连接新旧两座牌坊并直通武汉大学校园腹地中心湖一带的珞珈山路）。

1931年，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正在进行中时，学校在街道口的大学路的起点处，建起了一座木结构的校门牌坊，由沈中清、缪恩钊设计，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座校门牌坊。可惜的是，不久之后，这座在材质上不够坚牢、在结构上“头重脚轻”的木质牌坊，被一场大风所吹垮！

图 1 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街道口木制牌坊

在木质牌坊被毁后，学校充分汲取了这一教训，又在原地重新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牌坊，仍由沈中清、缪恩钊二人设计。牌坊横幅正面仍为“国立武汉大学”（从右往左读）的校名，背面则替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从左往右读）六字，以标明这座高等学府在当时所执著追求的理想办学规模与学科格局（这一格局直到1947年初才得以实现，但短短3年后即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而彻底失去）。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坚牢与耐久，这座牌坊在街道口始终屹立不倒，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将近80年的风雨沧桑。2001年，还作为“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一部分，正式入围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2 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街道口混凝土牌坊

关于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六字校名究竟是何人所书，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任何一种说法，都没有充分和确凿的证据足以“自圆其说”，因而也就无一可被采信。与“国立武汉大学”题写者的悬而未决相比，武大校门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的题写者却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赜（字博平）。

街道口老牌坊校名字体的两次变迁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面貌还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国立武汉大学”六字为“陈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所替代。

图 3 武汉大学牌坊“国立武汉大学”改为“武汉大学”

所谓“陈毛体”，乃本校历史上的一个特有名词。据说，在解放初期，武汉大学全体共青团员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请其为武汉大学题写校名，但不知何故，这封信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没想到不久后，武汉大学却沾了本校农学院学生陈文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光——陈的父亲生前是毛泽东的同窗挚友，后来成为“烈士”。1951年4月，陈文新的母亲让她代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她当

时很高兴，自己也写了一封，一同寄给了毛泽东。4月29日，毛泽东给陈文新回了信。收到这封回信后，不仅仅只是陈文新本人，整个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都兴奋不已——简直就是“如获至宝”嘛！大笑有人提议拿信封上标示寄信地址的“武汉大学”四字作为校徽，最终，这四个字便成了武汉大学校名的“标准字体”！

到了1983年，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前夕（请注意，是70周年，不是90周年！），学校决定恢复街道口这座老牌坊的历史原貌。由于牌坊上原有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已无法恢复，于是，学校便邀请了一位名叫曹立庵的书画家（已不在人世）重新为这座牌坊题写了校名。对于这件事，我直到目前也没有找到任何确切可信的记载，姑且暂时认同此说、同时也存个疑吧。1993年，武汉大学在今天的学校正门将这座牌坊“复制”一座的同时，也将曹立庵的题字一并复制了过去。

武汉大学两座新校门牌坊的陆续建成

到了1991年12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向全社会发出了捐款修建新校门的倡议。这座新校门于1992年12月10日破土动工，1993年9月10日落成（此时，武汉大学已将80周年校庆改为百年校庆）。从此以后，世界上便有了两座外形大体一样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分别在街道口和八一路遥相对峙，同时并存了19年之久，后于2012年拆除。

图 4武汉大学1993年牌坊

2011年，武汉市政府决定在此修建八一路下穿通道，现有路面建成广场，决定拆除“93版”牌坊。同时为迎接武汉大学120周年，决定修建新牌坊，此外，为配合八一路扩宽工程，新牌坊在“93版”牌坊的原址上向校内缩了10多米，但依旧在武大校园的中轴线上。据武大基建负责人介绍，新牌坊依“93版”牌坊原样扩建，是考虑到延续武大历史文脉，同时与新建的广场比例更协调。新牌坊题字正面为蓝黑色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反面为深绿色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