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抗日诗歌

篇一：纪念抗日战争诗歌赞

纪念抗日战争诗歌赞

作者：福州诗人 张祖仁

无数革命先烈和爱国的仁人志士 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为振兴中华 抛头颅，洒热血

前仆后继，英勇牺牲

谱写了一曲崇高的爱国主义赞歌

曾记否

“七·七”卢沟桥事变 东北沦陷，中华民族危机

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 八路军开赴前线 新四军挺进敌后 全民皆兵

反扫荡，反吞食 反封锁，反清乡

涌现出一批批英雄人物 杨靖宇、赵一曼、李林等 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 成为中国人民的骄傲

全国军民动员起来

开展运动战、阵动战、地道战、 地雷战、游击战

到处出击打得日伪军鬼哭狼嚎

平壁关大战 百团大战 松沪大会战

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能胜的神话 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八年 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国家存亡、民族危亡之际 八年抗战最大成果是 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境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抗战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理论和思想 鼓舞了全国军民的信心和力量 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 加强了人民军队的建设 创建了广大解放区 丰富了人民战争的经验

八年抗战

是一部血泪凝成的悲壮史诗

人们不会忘记“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事件”

全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 抗战胜利

是中国军民的骄傲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骄傲

回望抗战的峥嵘岁月 居安思危

深切怀念千百万伟大的献身者 永放光芒的抗日战争史 把个人的命运与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胜利

如今我们的四化建设 亿万中华儿女

按照邓小平设计的总蓝图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万众一心

我们实现国富民强伟大战略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的辉煌和振兴

作者：福州二中张祖仁 邮编：350001

纪念9,18爆发83周年

抗日烽火中的福建人民

作者：福州二中张祖仁

八年抗战

福建的中华儿女同仇敌忾 目睹了“七·七事变”“九·一八” 以及惨无忍睹的“南京大屠杀”

日军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激起了福建人民的强烈愤慨 在沦陷区福建人民用热血谱写了 与国土共存亡的爱国主义诗篇 创造了一页

在福州、长乐、福清、连江 抗日武装队伍层出无穷 如滔滔闽江日夜咏唱 在闽西

以邓子惰、张鼎丞、杨成武为代表的 千万闽西优秀儿女

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 毅然投身并奋战在各抗日前线 拳拳赤子心，殷殷救国情

当年的杨成武司令员 北上抗日，被编入八路军 在黄土岭的战斗中 一举歼敌900人

击毙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日军队伍闻风丧胆

闽西儿女组成的新四军二支队 在司令员张鼎丞等领导下 驰聘战场上

与日军展开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宣传抗日，唤起民众

出版进步报刊，大造抗日舆论 各地出版了《前驱》《团结》《统一》《呼声》《星火》等报刊杂志 动员民众抗战 发挥了喉舌的作用 组织抗日剧团 深入城乡宣传

人们大唱义勇军进行曲 大力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保卫大福建》等抗战歌曲

组织生产，支援前线

发动群众募捐，支援前线抗战 开创闽奥赣边区抗日新局面 他们用热血

谱写了一曲曲

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福建抗战烈士们的英名 将与中华大地永世长存

人们始终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 流血牲牺换来

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

团结各阶层广泛参加的全民抗战 体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意志 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 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用热血谱写一曲爱国主义诗篇

一九四五年八月终于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 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抗战中

福建人民开展了群众性慰问活动 各村妇女日夜赶做布草鞋 绣上“抗日救国”“还我河山”“打倒日本鬼子”等字样

以示抗日决心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表示人民的一片心意

闽西、闽北、闽东、闽南人民表现出 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艰苦奋斗，勇于奉献 正是福建人民的光荣传统 今天

在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建设的浪潮中 中国人民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 在纪念9,18爆发83周年之际 福建人

勿忘国耻，发扬爱国主义的革命精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 在福建的这片红土地上再创辉煌

作者：福州收藏家福州二中张祖仁 邮编：350001

篇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

作者：张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由衰而兴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的抗战诗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在世界反法西斯诗歌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在芦沟桥挑起战争，企图消灭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中国各阶级、阶层和集团，迅速行动起来，抗击日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就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天，诗人艾青写了《复活的土地》一诗，以他惯有的抒情笔调，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复仇的欢快”。

诗人的预感，在第二天就应验了。这预感，也成了艾青及其他一些中国诗人“最大的创作雄心”的基调。

在抗日战争初期，首先出现并大量出现的都是反法西斯的短诗、抒情诗，真正起到了匕首、投枪的作用。接下来涌现出的一批长诗，以抒情长诗为主，这与中国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传统有关，如：艾青的《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袁永拍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等。

抗日战争时期，鉴于军事、政治上的原因，文艺界客观上分成国统区、上海“孤岛”与沧陷区、解放区等不同区域的几支队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诗歌创作，其区域的差异性、创作水平的不平衡性较大、也较复杂。

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表现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幼稚的欢欣，幼稚的苦闷”，注意形式美的探求，带有明显的消极悲观情绪和惟美主义的倾向。抗战的炮声轰毁了他的艺术之宫，使他的思想和诗风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声称：“我再不歌唱爱情，像夏天的蝉歌唱太阳”，“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不爱云，不爱月亮，也不爱星星”。他写了叙事诗《一个泥水匠的故事》，歌唱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写了组诗《夜歌》，展示“新我”与“旧我”的矛盾：“我是如此地爱好我自己，/而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

戴望舒是3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多采用象征主义的手法，以潇洒自如、流畅而又节制的语言，抒写苦涩的人生、内心的寂寞，咏叹幻灭的悲哀、追寻的渺茫。抗日战争使他离开了长期蛰居的“雨巷”，发出了自由解放的战斗呼喊：“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生长”（《元旦祝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戴望舒因致力于抗日宣传而被日寇逮捕。但铁窗关不住诗人的歌喉，他写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表现了不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尤其是《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以幻中见真、平中见奇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写来自现实生活的诗情，将仇恨、挚爱和希望倾注于联翩的想像，从而展现了受尽蹂躏却有光明和希望的祖国，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抗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诗人，这是中国诗坛的一个带有规律性及普遍意义的现象。绿原在《白色花》诗集序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概括与表述。他说：“??特别是对于那些直接生活在战斗行列中的诗人们，诗就是射向敌人的子弹，诗就是捧向人民的鲜花，诗就是激励、鞭策自己的入党志愿书。”绿原称此为“七月派”“最基本的特色之一”。

纵览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少国家的反法西斯诗歌，都有这样几个共性，中国抗战诗歌也不例外。 其一，来源于战争，服务于战争。诗人田间在1938年创作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被张贴在城市、乡村、车站、通衢，直接起到了“动员民众，打击敌人”的作用。

其二，反法西斯的总主题，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陈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涌现出来的

有才华的年轻诗人，他的诗以战斗生活为内容，以理想主义为基调，既刚健朴实又瑰丽浑厚。他在《为祖国而歌》一诗中，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誓死保卫祖国，与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祖国啊，/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我高兴，/因为啊，/我——/你大手大脚的儿子，/你的守卫者，/他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在1944年反扫荡斗争中，陈辉壮烈牺牲，年仅24岁，终于以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最后、最壮丽的诗篇。

其三，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是百花齐放，色彩斑斓。艾青、田间、臧克家的创作都进入了繁荣期，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极富特色、极有光彩的“三人行”。艾青狂热地追求着太阳与光明。在3年多时间里，他写了近百首短诗，写了《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长诗，出版了《北方》、《旷野》等诗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当时诗坛的佼佼者。田间被闻一多称作“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没有“弦外之音”，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臧克家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就已取得突出的成就，抗战爆发后，他带领一个文工团在战火纷飞的中原驰骋了5年，写了《血的春天》、《春鸟》等诗。他的作品内容充实，感情真挚，风格严谨含蓄，推动了现实主义诗派的成长。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还有3个值得注意的诗歌流派——七月、九叶、晋察冀诗派，他们的创作实践与相互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多样化。七月派强调主观抒情，九叶派提出自觉的超越，晋察冀派紧密地配合政治斗争，使它们各自团结和造就了一大批诗人。

此外，郭沫若的“国防诗歌”，柯仲平对民族化、大众化的追求，力杨的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以及解放区的街头诗、朗诵诗，和国统区的政治讽刺诗??都十分突出，加上旧体诗词、民歌小调等，说“抗战期间是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一点儿也不过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过去了，而反法西斯文学在许多国家仍盛况不衰，常写常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常见的。众多的诗人都对那场战争进行了反思。他们已不满足“战壕真实”，而向“历史高度”上升，“用战时的尺度衡量现在，用现在的眼光回顾过去”。在不少人的诗中关于战争的细节越来越少，战争和牺牲了的战友仿佛逐渐不再成为描述的对象，而成为衡量战后生活中一切的尺度。生活的意义、对社会的责任、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高尚与卑劣、忠诚与背叛、勇敢与怯懦等问题，都通过回忆并从战时的阵亡者的高度来思考。有的诗人则郑重表现战争的严酷与艰苦，写战争给人带来的磨难，给人造成的精神创伤。有的诗人既有“公民激情”，又有真实的“心灵运动”，着重写战争的哲学内容，走“心灵和理智结合”的道路。

战争是人发动的，也是人制止的。战争既摧残人，也磨炼了人。战争激化了一切矛盾，撕去了所有的伪装，将人置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因而最能显示出人的崇高、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力量。只有以人为中心，从历史的角度和历史的规模思考当代人类的命运和责任，深入人生与人性，正确处理自我与人类的关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现实与超现实的关系，方能使中国的战争文学特别是诗歌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篇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由衰而兴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的抗战诗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在世界反法西斯诗歌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在芦沟桥挑起战争，企图消灭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中国各阶级、阶层和集团，迅速行动起来，抗击日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就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天，诗人艾青写了《复活的土地》一诗，以他惯有的抒情笔调，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复仇的欢快”。

诗人的预感，在第二天就应验了。这预感，也成了艾青及其他一些中国诗人“最大的创作雄心”的基调。

在抗日战争初期，首先出现并大量出现的都是反法西斯的短诗、抒情诗，真正起到了匕首、投枪的作用。接下来涌现出的一批长诗，以抒情长诗为主，这与中国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传统有关，如：艾青的《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袁永拍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等。

抗日战争时期，鉴于军事、政治上的原因，文艺界客观上分成国统区、上海“孤岛”与沧陷区、解放区等不同区域的几支队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诗歌创作，其区域的差异性、创作水平的不平衡性较大、也较复杂。

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表现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幼稚的欢欣，

幼稚的苦闷”，注意形式美的探求，带有明显的消极悲观情绪和惟美主义的倾向。抗战的炮声轰毁了他的艺术之宫，使他的思想和诗风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声称：“我再不歌唱爱情，像夏天的蝉歌唱太阳”，“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不爱云，不爱月亮，也不爱星星”。他写了叙事诗《一个泥水匠的故事》，歌唱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写了组诗《夜歌》，展示“新我”与“旧我”的矛盾：“我是如此地爱好我自己，/而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 戴望舒是3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多采用象征主义的手法，以潇洒自如、流畅而又节制的语言，抒写苦涩的人生、内心的寂寞，咏叹幻灭的悲哀、追寻的渺茫。抗日战争使他离开了长期蛰居的“雨巷”，发出了自由解放的战斗呼喊：“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生长”（《元旦祝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戴望舒因致力于抗日宣传而被日寇逮捕。但铁窗关不住诗人的歌喉，他写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表现了不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尤其是《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以幻中见真、平中见奇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写来自现实生活的诗情，将仇恨、挚爱和希望倾注于联翩的想像，从而展现了受尽蹂躏却有光明和希望的祖国，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抗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诗人，这是中国诗坛的一个带有规律性及普遍意义的现象。绿原在《白色花》诗集序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概括与表述。他说：“??特别是对于那些直接生活在战斗行列中的诗人们，诗就是射向敌人的子弹，诗就是捧向人民的鲜花，诗就是激励、鞭策自己的入党志愿书。”绿原称此为“七月派”“最基本的特色之一”。

纵览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少国家的反法西斯诗歌，都有这样几个共性，中国抗战诗歌也不例外。

其一，来源于战争，服务于战争。诗人田间在1938年创作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被张贴在城市、乡村、车站、通衢，直接起到了“动员民众，打击敌人”的作用。

其二，反法西斯的总主题，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陈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涌现出来的有才华的年轻诗人，他的诗以战斗生活为内容，以理想主义为基调，既刚健朴实又瑰丽浑厚。他在《为祖国而歌》一诗中，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誓死保卫祖国，与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祖国啊，/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我高兴，/因为啊，/我——/你大手大脚的儿子，/你的守卫者，/他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在1944年反扫荡斗争中，陈辉壮烈牺牲，年仅24岁，终于以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最后、最壮丽的诗篇。

其三，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是百花齐放，色彩斑斓。艾青、田间、臧克家

的创作都进入了繁荣期，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极富特色、极有光彩的“三人行”。艾青狂热地追求着太阳与光明。在3年多时间里，他写了近百首短诗，写了《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长诗，出版了《北方》、《旷野》等诗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当时诗坛的佼佼者。田间被闻一多称作“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没有“弦外之音”，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鼓舞你爱，鼓

舞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臧克家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就已取得突出的成就，抗战爆发后，他带领一个文工团在战火纷飞的中原驰骋了5年，写了《血的春天》、《春鸟》等诗。他的作品内容充实，感情真挚，风格严谨含蓄，推动了现实主义诗派的成长。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还有3个值得注意的诗歌流派——七月、九叶、晋察冀诗派，他们的创作实践与相互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多样化。七月派强调主观抒情，九叶派提出自觉的超越，晋察冀派紧密地配合政治斗争，使它们各自团结和造就了一大批诗人。

此外，郭沫若的“国防诗歌”，柯仲平对民族化、大众化的追求，力杨的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以及解放区的街头诗、朗诵诗，和国统区的政治讽刺诗??都十分突出，加上旧体诗词、民歌小调等，说“抗战期间是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一点儿也不过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过去了，而反法西斯文学在许多国家仍盛况不衰，常写常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常见的。众多的诗人都对那场战争进行了反思。他们已不满足“战壕真实”，而向“历史高度”上升，“用战时的尺度衡量现在，用现在的眼光回顾过去”。在不少人的诗中关于战争的细节越来越少，战争和牺牲了的战友仿佛逐渐不再成为描述的对象，而成为衡量战后生活中一切的尺度。生活的意义、对社会的责任、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高尚与卑劣、忠诚与背叛、勇敢与怯懦等问题，都通过回忆并从战时的阵亡者的高度来思考。有的诗人则郑重表现战争的严酷与艰苦，写战争给人带来的磨难，给人造成的精神创伤。有的诗人既有“公民激情”，又有真实的“心灵运动”，着重写战争的哲学内容，走“心灵和理智结合”的道路。

战争是人发动的，也是人制止的。战争既摧残人，也磨炼了人。战争激化了一切矛盾，撕去了所有的伪装，将人置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因而最能显示出人的崇高、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力量。只有以人为中心，从历史的角度和历史的规模思考当代人类的命运和责任，深入人生与人性，正确处理自我与人类的关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现实与超现实的关系，方能使中国的战争文学特别是诗歌再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