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读后感

篇一：《道教史》读后感

《道教史》读后感

09文秘一班 李志力 学号：09205021036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智，强之曰：道。”

“道”文化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文化，其历史上可追朔到黄帝时期。但普遍公认的 “道”文化的开创者是春秋时期的老子。小的时候，遥想星斗，是否真的有仙。上溯历史，史上的得道成仙都是真实的？道，玄之又玄，神秘而不可测。

近代著名学者许地山先生为我国这一悠久的宗教文化引用历代道教典籍、文献进行了解说，揭开道文化的神秘面纱。

许地山先生是现代作家、学者，在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梵文等方面有杰出的成就。

许地山先生还写了不少宗教书。如《大藏经索引》、《道教思想与道教》、《中国道教史》（上卷）、《云笈七签校异》、《摩尼之二宗三际论》等，并着手编纂《道教辞典》。其学术成就，学界有口皆碑。

在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一书中，开篇就让我耳目一新。在许地山先生的书中，借用《大正藏》五十二卷一四一页所谓“三品说”：“一者老子无为，二者神仙饵服，三者符象禁厌。就其章式，大有精粗。粗者厌人杀鬼；精者练尸延寿。更有青菜，受须金帛，王侯受之，则延年益柞；庶人受之，则轻健少疾。”解释道文化其实可分为道家和道教。其中上品之老庄思想，即所谓道家，甚至可以与佛教思想底一部分互相融洽。中品底神仙与下品张陵即所谓道教，在崇拜和信仰方面，与佛教发生不断的冲突。而在时间上道家的起源是先秦时期，道教的起源教于东汉顺帝时期将先秦时期的“神仙饵服” “符象禁厌”糅合一道成立了“天师教”，实际创立者，是中国道教史上著名的张道陵张天师。在这，道文化分成了两部分。：以老庄为主的思想流派和以张道陵开创的宗教

同样的还列举了梁朝学者阮孝绪分的方内道与方外道；宋马瑞临五品分类为清静、炼养、服食、符家、经典科教五说；以及道士内部的正真教、反俗教、训世教分法。但是都不如开头的道家、道教区分那般精彩。在许地山先生书中可以看出，许先生也是比较赞同“三品说”的。

在道教前史中许先生先是首先介绍先秦时道家学说，老子是第一个被提到的道家先贤。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对老子生平的考究，有从老子的《道德经》、《庄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著作考究上考究。也有以《史记》上记载的老子后世子孙假、解逆向推算老子生活的年代。怀疑的对象有老莱子和太史儋，但都证明不是。在这里，许地山先生考究出千百年来流传的孔子见老子一事为虚构。而且，很有可能“道家”的出现是比儒家要晚，道家思想是后起的，所以“道家”这名辞比起“墨者”、“儒家’等也可以说时代稍后。在先秦底文籍里有以孔对墨称‘巩墨”，或称‘瑞墨”，但没有称‘儒道”。

同时还以《道德经》一书分析其内容以及老子的思想。得出从现存《老子》看来，多以说明治天下与处世底法术。其中所谓“道”、“德”、“虚静”、“得一”、“无为”、“无欲”、“不争”、“自然”、“柔”、“损”等都不外是政治底方术，成功和保全身命底道理。

从老子以后以其思想派生出以绝虑弃知，等观万物，无是非，无进退只要有了固定的法则，天下便治近似于法家的静虚派；倡齐物底论调，进而主张绝圣弃知，专任名法假托管子所立的法治派；以及可以说战国最显赫的鬼谷子一脉假托太公的阴谋派。从这可看出道家与法家的关系千丝万缕。

提了道家的思想不得不说一下道家的神仙信仰与道教。

道家的神仙信仰源于道家的养生思想根源当起于古人对于自然种种神秘的传说。最出名的莫过于《山海经》等先秦文学对神仙超脱于世的描写。道家采取这些民间传说或先秦文学中的超人或神仙生活来做本派理论的例证引起当时人们对求不死药、求神仙的兴趣。最出名的有秦始皇到处封禅，求不死之药，可以说最热心求神仙的·第一人。汉武帝时，这信仰更加发展，直到汉末张道陵等人采神仙家底信仰以立道教。魏晋以后，神仙底寻求乃成为道土所专底事业。

于是道教开始出现。道教的思想一般都是源于道家的思想内容。但是，道教的仪式、行为上则继承了原始的巫术“中国古代神道也是后来道教底重要源头。古人以天和祖先能够给人祸福。”“从代表祖先底尸，渐次演进为专门事神及传达神意底巫。”“巫底职能很多，都依祈攘禁咒方药来行事，大体说来，约有六件。”

一、降神；二、解梦；三、预言；四、祈雨；五、医病；六、星占。从许地山先生的描述来看，道教道士的职能与古时候的巫的职能差不多。由此可见巫道一脉相承。同时道教还以修炼成仙为最终的目的，并且据许地山先生说划分了有五等，“所谓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 “修到鬼仙还不为功，到人仙乃为小成，地仙为中成，神仙为大成。鬼仙不免轮回，人仙与地仙只可免死，要到神仙方能身外有身，脱质超凡。天仙是得“道”后，传道人间，仙行圆满返到洞天底神仙。”在这里对神仙的划分也采取佛教对于菩萨的见解。

而道教的修炼分为外丹和内丹两种。许先生认为“外丹所以炼形。照道士们底讲究，采药后，精选入炉，用八日取得底真火，从月取得底真水锻炼。丹炉三层，外方内圆，一切都依卦气而造，共高二十七寸。药放在炉里炼过三年为小成，服之可绝百病；六年为中成，服之可以延年；九年为大成，服之可升举。炼到第九年底丹名“白雪”，又名“玉液”；第十二年名为“神将”。（铜符铁券快》：“一粒一眼三期后，周身九窍目光明。白雪人口身生羽，神符吞下足生云。”言服了第十二年底丹便能得驾起云头上九天底本领。”

而内丹以人身为小天地，万物皆备于其中，无需再向外求。身体里有三个区域，所谓三丹田，是神、气、精寄寓底地方。上丹田为神舍，中丹田为气府，下丹田为精区。三丹田中自有妙药，能够自炼自还。所以内丹底讲究在“还丹”，即“将丹田炼成底药（龙虎）还到丹田。这丹药是要降伏心肾底龙虎，即制色欲忿怒使心火下降，肾水上润。制色止怒即是降伏龙虎。身中底水火，乃从肾生真水，心生真火。水为乾父，生姹女；火为坤母，生婴儿；二者交情而生黄芽，即具龙真虎是。由此存想内观，以应阳升阴降之象，乃至绝念无想。目凝神息虑，历过小还丹、大还丹、七返、九转、金液、玉液，清还丹后乃得真念与真空，然后可以入到超脱底境界。”由此内外皆修可成就道教人士的最终的目的“得道飞身”

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一书有道家的思想描述，也有神仙信仰与道教的思想形成和主要活动的记叙，全书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对道文化进行考究，可谓道教史上的一座丰碑，我只匆匆一读，实在难以了解其中的奥秘。

篇二：老子读后感

《老子》读后感

《老子》又称作《道德经》，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的老聃所作。老子的言说代表了他对当时政治的反对，和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反对。

一、老子对道、德的理解。

老子把天地万物之生的总原理称为“道”，而且老子认为道的作用，是没有意志的，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原因就在于道。《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道”的一个总的理解。

在老子看来，“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恍恍惚惚的东西。道，无形无状，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始”，是一个终极实在，是万物的根源。并且在本质上道是不可界定和不可言说的，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它，我们也很难将其特性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老子对“道”的称谓也有很多，包括“无”、“朴”、“一”等。道是一种无限的、无终止的状态，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源泉。“道”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永远不停息的，流转与变迁的过程中。“道”还可以视作阴阳、刚柔等两相对峙的力量、事物、原理之相互转化。

在“有”、“无”这两个概念上，老子认为无是对于具体事务的有而言的，所以无并不是零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老子对于道“无”的外表的形容。

二、老子宇宙事物的变化的看法。

老子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常”。“常”具有普遍永久的意思，所以“道”也可以称为“常道”。而从常道内除的“德”，可以称为“常德”。而称道为“无”，就又可以称“常无”；称道为“有”，又可以称为“常有”。老子认为“知常为明”，知道明白“常”的人，依常来规范日常的行为，不轻易为自己谋私利，就可以称为公了。“知常”指的是依之而行，则又可以称之为“袭明”，或“习常”。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宇宙间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违背规律，任意而为，是不利于事物的正常发展。

而事物的变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当一个事物的发展如果达到了极点，则必然会向事物的相反方向发展。老子称为“反”或“复”。所以老子才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样的论述。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对“道”的论述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在为人处世方面，“不盈”、“不争”的思想，对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人们压力缓解有一定的作用。

一、关于《老子》一书

在《老子》一书中，老子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道，治国以及修身。道是老子论述的核心思想。在老子看来，道既是世界的本质又是世界运行的规律。道无形无状，无法直接感知，却始终存在，其体现与万事万物之中。道无所位却又无所不为。道顺应自然。老子论述的道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其思想的精髓和立论的基础。在确立这一基础之后，老子将道的思想转到治国上了。既然道是清静无为的，那么统治者就应该效法天道，顺其自然，主张让百姓无知无欲，复归到结绳以用之的小国寡民时代。这样，老子从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两个方面都力求做到了清静无为，社会也就安定了。同时，根据道的精髓，老子指出，个人修身也要无知无欲，清静无为。个人对于社会的荣辱得失要顺其自然，尤其是不能

过分追求荣辱，要“慈”、“俭”以及“不争”，才能避免危险而保全自身。从三者的关系来看，三者是以道为核心的，从道引申到国家和个人，从而树立了老子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体系。

二、关于老子的思维方式

《老子》一书中的思维方式给我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辩证的思维方式。这中思维方式在全书随处可见。如老子论述事物相互依存，相反相成以及论述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的目的。这些都包括了朴素的辩证思想。二是通过论述自然之道到社会之道。在老子看来，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是统一的，那么，自然现象所遵循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在书中，有许多地方都是从自然现象引到社会道理。在论述君主要居于百姓之下就是因为大海居百川之下而容纳百川。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逐渐丢失了这种敏感。我们缺少了从细微处看道理的能力。这是一种洞察力，也是一种理解力，更是一种阐释力，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锻炼。

三、《老子》思想对于当今教育的启示

将老子的思想转换到教育中来，就是自然教育的思想。老子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这与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异曲同工。按照老子的理解，教育应该顺其自然，而不过过分强调主观意愿。教师的权威应该不被儿童感知到，这才是最好的师生关系。师生双方都要处于谦虚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教学。教师应尊重学生的发展规律。尊重自然之道。这些思想，在一个功利主义教育、权威主义教育盛行的年代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应该进行批判性继承。

四、《老子》思想与个人体悟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所以看问题要辩证地看待。正所谓福祸相依，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应该抱着一种平常心，顺其自然。更进一步来讲，要将生活中的每一次遭遇都看成生命成长的历程，将遭遇中的精神、能量转化为自身生命的体验中来。对待生活，要有好的心态，不要过分关注荣辱得失。这样的话，才能做到通过无为达到有为，通过不争而没有人与之争。

五、疑问

同儒家的入世相比，道家是出世的。道家的中庸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无为的中庸。儒家追求的则是一种有为的中庸，主张在行为之中把握好行为的尺度，适可而止。老子的思想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深刻反思，他认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

人们欲望的碰撞，因此，其主张无为而治。这种思想反观到当时具有重大意义。问题在于，老子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时代，竞争无处不在。这个时代强调的是差异，宣扬的是个性，老子的顺其自然思想与当代的竞争思想如何调试？相比之下，我读《老子》的个人体验远没有《论语》来得丰富，这可能与我的个人阅历有关，更可能与我的人生观有关。杜威说，现在不可能脱离过去，过去也不可能脱离现在而保存其意义。历史只有与现在相连接时，它才是有生命力的，否则历史就是一堆事实，是没有生命活力的。读到这里，至少我还有疑问，那就是，老子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价值是什么？

《老子》又称作《道德经》，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的老聃所作。老子的言说代表了他对当时政治的反对，和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反对。

《老子》的文体，不像是《论语》那样的语录集，也不像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全书约五千字，是由一些简短精赅的哲理格言组成。各章节大致有一定的中心或连贯性，但结构并不严密，前后常见重复。各章的先后顺序也不能准确地确定。《老子》中的语言没有太多的修饰，但所包涵的道理玄奥而深刻，需要反复的体会。牵涉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

《老子》又称为《道德经》，是因为由“道”、“德”两部分的论述组成的。道的部分是老子关于道的论述。德的部分是老子关于仁义、礼信的论述。

一、老子对道、德的理解。

1、老子把天地万物之生的总原理称为“道”，而且老子认为道的作用，是没有意志的，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原因就在于道。《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道”的一个总的理解。

在老子看来，“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恍恍惚惚的东西。道，无形无状，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始”，是一个终极实在，是万物的根源。并且在本质上道是不可界定和不可言说的，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它，我们也很难将其特性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老子对“道”的称谓也有很多，包括“无”、“朴”、“一”等。道是一种无限的、无终止的状态，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源泉。“道”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永远不停息的，流转与变迁的过程中。“道”还可以视作阴阳、刚柔等两相对峙的力量、事物、原理之相互转化。

在“有”、“无”这两个概念上，老子认为无是对于具体事务的有而言的，所以无并不是零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老子对于道“无”的外表的形容。

2、道为天地万物所以生的总原理，不是指具体的事物而言的，而“德”为具体事物生的原理。

在老子看来，德是道寓于具体事物的表现，也就是说德是物体从道那里得到，而可以成为事物的原理。“道生之，德畜之”，这句是老子对于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老子看来，物

体的具体表现是“形”，而物体之所以可以成为物体本身，是道德两者作用的结果，也是自然作用的结果。

二、老子宇宙事物的变化的看法。

老子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常”。“常”具有普遍永久的意思，所以“道”也可以称为“常道”。而从常道内除的“德”，可以称为“常德”。而称道为“无”，就又可以称“常无”；称道为“有”，又可以称为“常有”。老子认为“知常为明”，知道明白“常”的人，依常来规范日常的行为，不轻易为自己谋私利，就可以称为公了。“知常”指的是依之而行，则又可以称之为“袭明”，或“习常”。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宇宙间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违背规律，任意而为，是不利于事物的正常发展。

而事物的变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当一个事物的发展如果达到了极点，则必然会向事物的相反方向发展。老子称为“反”或“复”。所以老子才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样的论述。

三、老子在为人处事的做法上的观点。

因为一个事物的发展至极点，必然会向其反面发展变化。所以要能维持它的发展而不至于变为它的反面，就必然要先了解它的反面，在发展过程中不让其到达极点。有人说老子的哲学是强人的哲学，他教导强者要收敛光芒，以弱居之。这是老子正反两面会互相转换的理论的运用。如三十六章云：“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自居于弱势、静态而保持一种弹性，促使敌对一方向膨胀、夸张发展以至成为脆弱，即产生盛衰的对转，这确实是看得很深。

老子强调“不盈”、“不争”、“致虚极，守静笃”，“柔弱胜刚强”。老子的这一原则叫做“无为而无不为”，即不特意去作某些事情，依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去做。老子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说，学习知识要积累，要用加法，步步肯定；而把握或悟“道”，则要用减法，步步否定。老子认为，真正的智慧，必须从否定入手，层层除去表面的偏见、执着、错误，穿透到玄奥的深层去。也就是说，面对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理；再进而层层追寻真理之内在本质。

四、老子对仁义、礼的见解。

不同于儒家学派的观点。《老子》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意思是说：大“道”被废弃之后，才有所谓“仁义”。出现了聪明智慧，才有严重的虚伪。家庭陷于纠纷，才有所谓孝慈。国家陷于昏乱，才有所谓忠臣。《老子》三十八章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

之薄而乱之首。”但不是说老子视就反礼，因为礼有形式与内容两个层次，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即反对形式复杂的礼仪条规。

在老子看来，我们所讲的仁义和伦常，都是因为“道”丧失的结果。而且只有在大道荒废、国家混乱和家庭不和的时代，仁义礼法才会成为社会的需要。所以老子认为应该废止文明和仁义，从小康社会回到“大道之行也”的“公天下”时代，即没有邪恶，不需要道德规范制约人们行为的，真正充满道德、仁义、孝慈、信义的小国寡民时代。小国寡民的社会是老子的理想社会模式，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五、老子的政治及社会哲学

《老子》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虚静无为”，即反对以人为的手段，包括种种文化礼仪来干涉社会生活，尊重生活的“自然”状态；关于人生态度，《老子》也主虚静、退让、柔弱，但这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因为《老子》所推重的“阴柔”，实是一种长久之道和致胜之道。

因为物极必反的规律，所以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如果太过于强调某一反面，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老子所主张的政治哲学和行事方式的核心是“无为”。即注重于取消一切导致混乱的源泉。以无为为之，以不治治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在老子看来，“无为”是圣人“治天下”、“取天下”的基本原则。老子提倡“无为”，其形上依据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其现实政治理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是针对有为而发的。老子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无为”也指感物而动，遇事而为，事先没有设想要做什么事。

老子的“无为”，由于是针对“有为”而提出来的，因此容易被人理解成“无所作为”、“不为”，将无为视作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这是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无为。“无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行为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因其自然”。而“因其自然”，指的就是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自然就是事物不假外力而自己如此的状态。“因其自然”的“因”，是因循、沿袭的意思。因循的前提是要承认和肯定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因其自然”思想也反映了古代农民的普遍愿望。在政治上，“因其自然”的主旨是希望帝王顺应民心、不要刚愎自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老子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当然“因其自然”的思想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太过因顺自发的行为没有很好的规范管理，社会也会变得很混乱，缺乏秩序。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对“道”的论述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在为人处世方面，“不盈”、“不争”的思想，对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人们压力缓解有一定的作用。

作为充分体现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神韵的《道德经》，用不多的字数，阐述了道家对宇宙本原和基本存在方式，事物的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及社会观、人生观的基本思想。虽然文章大部分用近乎诗体的语言，有些晦涩难懂，但用“博大精深”来形容它丝毫也不过分。

篇三：《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在图文无意中看到一本已经泛黄的书——《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叙述的主要对象就是“士”。那么究竟什么是“士”，与中国文化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

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史学家，一位以中文写作为主且专注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裔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余教授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士”的现代意义：“‘士’在古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它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超越个人的私立之上的”1

关于“士“的起源，书中所记“‘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2，“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到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3。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而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1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自序第2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

学术的总汇。”4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哲学的突破”。 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5。这种认识随之而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6。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7

而对于“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余教授认为有三点：“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导致了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8而这三点都足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余教授在书中谈到：“先秦的士以‘道’自任，受到时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9诸家论“道”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儒、墨在‘王官之学’解体之后，极力要争取‘道统’上的正宗地位，但他们并不承认‘道’是他们创建的。”中国古代‘道”的另一特征，为“人间性”，中国古代之“道”，比较能够摆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中国没有古希腊那种追究宇宙起源的思辨传统，强调4

51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

7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8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9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人间秩序的安排。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由此建立起来的一组核心概念就是“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余教授是把它作为理解中西思想差异的枢纽来处理的。所有价值都是具有超越源头的，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殊无二致，所不同者是超越与人世的关系。从“道”还是从“势”的困惑来自于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士与王侯在政统中可以是君臣关系, 但在道统

11中则这种关系必须颠倒过来而成为师弟”。若以师弟关系相论, 知识分子自然享

有指导君主的权利,“道”尊于“势”,以“道”控“势”,当是不言而喻。若以君臣关系相论, 作为大夫的知识分子又负有服从君主的义务, 其既然是官僚行政结构的一个部分, 就必须实现整个结构在君主制的条件下, 其往往体现为君主的个人意志所规定的既定功能。师弟关系与君臣关系那里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规范, 知识分子在前者发挥的是价值功能, 在后者发挥的是工具功能, 其扮演的角色规范相去甚远。然而, 在中国古代那种社会文化情境下, 偏偏要求知识分子一身兼二任焉, 这自然挑起了双重角色规范从“道”与从“势”间的剧烈冲突。

在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已初现端倪。“第一，构成条件不是阶级，而是其所代表的道。第二，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筋出来的。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第四，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12而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不但《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知识分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绝不能因此肯定他们都在精神修养上有了真实的造诣。事实上，世主也以此为取1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士”的标准。“修身”既人于利禄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为虚伪。

儒教在汉代确居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儒教对汉代国家体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影响是比较表面的，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对孔子和儒家而言，文化秩序是第一义的，政治秩序是第二。循吏兼“吏”与“师”的双重身分，这双重身分可以称之为“政统”与“道统”。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互相支援，一方面又不断发生矛盾。汉代的循吏恰好处在这两个传统的交叉点上。

到了东汉政权的建立实以士族大姓为社会基础。光武集团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形势下获得最后的胜利，除刘秀个人的身世，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较为有利外，它和士族大姓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协调，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不可否认，士族在当时社会上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大姓跟着士族走。东汉这个靠着士族大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

看完这本书，感受良多。这本书的主要论题，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形成的过程。不仅如此，作者在探讨“士”这个特殊阶层的时候，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而是能以比较的世界眼光来衡量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将“士”与古代西方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找出他们的相似与区别之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历史的同学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