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续写

篇一：《藤野先生》写作动因

浅谈《藤野先生》的写作动因

《藤野先生》是鲁迅一九二六年发表的一篇回忆性散文。在这篇散文里生动地记叙了作者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几个生活片段。传统教参上认为此文表达的是作者对藤野先生的真挚怀念，赞扬了他正直热诚、治学严谨、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的高尚品质。但笔者通过电大的学习，又大量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上述看法产生了质疑。我认为鲁迅先生不仅想通过此文歌颂藤野先生，更重要的是写他弃医从文的选择，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看过《朝花夕拾》我才明白，《藤野先生》开篇第一句话“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是因为他在南京时感到无聊，为自己古老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到忧虑苦闷。可是到了外国呢？所看到的是清国留学生醉生梦死，沉迷于个人享乐，根本没人考虑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危难等问题。这仍然使鲁迅感受到国内的陈腐气息，所以他决定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于是去了仙台，并在医学的专门学校结识了骨学教师藤野先生。

这时鲁迅先生是一个深沉的爱国者，已经下定“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同时他又是个科学救国论者，他选择了医学，这是他从小的志向，因为医生可以救治像他父亲一样有病却被庸医耽误的贫民百姓。另外，学医还可以促进维新运动，因为他“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所以希望用现代医学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立志学医之后，作者又遇到像藤野先生这样千载难逢的好老师，他对鲁迅学医期望很高而且关怀备至。他对鲁

迅在尸体解剖中的思想活动，也细心观察，这对鲁迅来说，真是一种幸运。但鲁迅为什么还要放弃做幸运儿，选择弃医从文这条路呢？《藤野先生》中虽没有正面交代，但文中大篇幅地描写了“匿名信风波”就是重要原因之一。一部分怀有狭隘民族偏见的日本青年，看到鲁迅获得了较好成绩，便制造事端，故意凌辱他。鲁迅悲愤地指斥：“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鲁迅把个人受到的侮辱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对这件事坚决提出诘责。这场风波虽然平息，但在他的思想深处却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使鲁迅感到更为痛心的另一件事，是在课间放映电影时，他看到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军队杀害的同胞和麻木的看客，而他们却都有着强壮的体格。他深受刺激，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一个愚弱的国民，不论体格如何强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以，鲁迅先生认为改变精神才是救国的第一要素。要改变精神，必然要首推文艺，于是他便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从而做出了弃医从文的重要决定。我恍然大悟：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怀念仅仅是一种情感，确切地说是一种衬托，是一种考验，他真正怀恋的是自己那次举足轻重的选择。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的敬重和难以割舍的一片深情是不容怀疑的，但他为了危亡的祖国和苦难的人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只得痛下决心，毅然割舍了这种深情，所以我更关注这种深情背后潜藏着的内涵。

从文的狂热促使鲁迅放弃了医学，他带着满腔热血义无反顾地告

别了藤野先生离开了仙台，回到祖国。他一心想通过文艺来唤醒广大同胞的觉悟，使广大人民站起来，使中国逐渐强盛起来，不再被外国人宰割。可结果却难随人愿，正如作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做出的交代“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也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所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但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几句简短的话语蕴含了鲁迅半辈子的辛酸和凄楚，弃医从文之后所走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坎坷和艰辛。比如：拟办文学刊物《新生》，没有诞生就流产了。回到国内境况更惨，满腔热情从事文学的他只能在家乡中学里教化学和植物学。此后数年他只怀着失望与颓废的情绪，埋头抄录古碑，整理古籍。正如他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他已经痛感社会的不合理性，不愿苟安于现状，然而从个人婚姻的不幸，到为事业奋斗的失败，四面碰壁，只有被闷在铁屋子里苦苦挣扎，直到一九一八年，离开藤野先生十二年之久，三十八岁的鲁迅才发表第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来虽又陆续出版了《呐喊》、《彷徨》这样影响较大的小说集，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安慰。因为在他看来从文的目的不是写多少书，而是要以文学改造国民精神，但这个理想彻底破灭了，不管他在文章中怎样惊天动地地呼吁，人们依旧麻木，统治者依旧残暴，悲哀之雾依旧笼罩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当他意识到文学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腐败的命运时，在文学方面他已经是硕果累累，但他却没有成功的轻松、欢快

之感。相反，他感到的是理想破灭的悲哀。在一九二六年写本文时，经过实践碰壁的鲁迅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不得不承认文学是弱者的悲号，现实斗争使他认识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两地书》），当他在厦门写作感到寂寞时，他不免想起当年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弃医从文的潇洒劲儿，不能不感到悲哀，面对自己的失败，他连给藤野先生写信、寄照片的勇气都没有了。当初藤野先生慧眼识鲁迅，认为鲁迅是个人才，所以才不怕违逆时代潮流、不惜花费心思，想方设法鼓励帮助他成长。鲁迅却认为对于救国救民来说，学医条件虽好，但并不是第一需要，满腹爱国热情的他，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做宠儿的机会。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本应有一个令人欣喜的结果，可事与愿违，他却走到今天这步天地，追求救国之道的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幻灭。虽然无悔，也使他感到遗憾和苦涩。如果鲁迅能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以文学唤醒沉睡、处于麻木之中的民众，实现了自己多年的理想，那么他会感到轻松、欣慰，也不会对藤野先生感到歉疚和不安。所以，鲁迅先生的念念不忘，是那次决定了终身命运的人生选择。鲁迅写《藤野先生》只不过把难以忘怀的记忆投射到对藤野先生的怀念中罢了。处于苦闷彷徨之中的鲁迅太怕自己沉沦了，他强迫自己通过回忆来重新体验自己经历过的激情、欢乐、悲哀和憧憬，使心灵的荒漠长出生命的绿洲，在幸福而忧伤的回味中得到慰藉和寄托，以便振作起来，重新上路。

至于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文字虽然短少，但都是文章反应主题思

想的关键部位，起着统领全文或“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文章升华到哲理的高度，也是作者和读者最关注的地方。《藤野先生》开头，是写作者不愿和众多的清国留学生同流合污，决定去仙台；结尾“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这不正是激励自己继续写文章揭露敌人，报效祖国吗？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朝花夕拾》十篇文章反映的整体内容，作者弃医从文的重大选择看，还是从《藤野先生》的整体构思看，都是在表现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作者看来，一个国民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最起码的责任。不管是从这篇文章看，还是从鲁迅的一生看，鲁迅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都绝对是个大孝子。但对鲁迅个人，从他弃医从文的重大选择看，他弃医从文的重大选择比之“火与剑”，无论如何也是一次遗憾的选择。

篇二：鲁迅写给藤野先生的信

鲁迅写给藤野先生的信

尊敬的藤野先生：

您好！

非常抱歉在离开仙台之后一直没给您写信了，但是我一直深深地挂念着您。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清清楚楚的看见一位衣着朴素的黑手的先生、八字须、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正在津津有味地江浙医学课。

还记得当年我一心寻求救国的道路而来到仙台，到仙台我最根本的母的是为了学医医治中国人的性命。可当我看了一部电影后才知道：我需要医治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其次才是医治他们的性命。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学生物学，而是弃医从文了。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振奋民族精神努力在烧眉，象形藤野先生您一定会理解我这片爱国之心吧！

在仙台的日子里我还要多些藤野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您没有民族偏见，无悔地授给我医术，并且精心改正我的讲义，细心严格的纠正我的解剖实习，求实地了解中国女人裹脚??都使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不知藤野先生还是否记得您给我改的那些厚厚的讲义，可惜在我迁居的时候恰好别烧毁了，只留下了你的相片。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掩面在灯光中瞥见您那黑瘦的面孔似乎正要说出阴阳顿挫的话语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于是点上一支香烟，再继续写那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我决心与我的通道们奋力呐喊，一笔为抢、为匕首，像反动势力勇猛冲击。更希望您能支持我的做法。

现在的您一切还好吗？总而言之我把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笑一笑，十年少。

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重庆万州上海中学初二:程孟菲

篇三：《藤野先生》：鲁迅如何写老师

《藤野先生》：鲁迅如何写老师

（《语文建设》2009年第9期）

北京大学中文系 钱理群

一

《藤野先生》是一篇中学语文的传统课文，我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就读过。因此，再要讲出新意，恐怕并不容易。

我想从人教版教材“研讨和练习”所出的一个题目说起：

关于课文，有下面几种不同的理解，讨论一下，究竟应该怎样理解。

1.标题是“藤野先生”，课文主要赞扬藤野先生的高贵品格。

2.课文大半内容写作者的经历和思想，主要表现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3.课文写作者人生道路上的一段往事，因此既写了藤野先生，又写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在我看来，《藤野先生》就是写自己的恩师的，是《朝花夕拾》里“人物系列”（《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等）中的一篇，这一点不应有什么怀疑。之所以产生歧义，是因为文章开头五段写的是自己从东京到仙台读书的经历，当中又插入幻灯事件的叙述。且不说这些叙述都是和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别有关的交代，更重要的是，这正是鲁迅行文的特点：总是有许多的所谓“闲文”，他的文笔有时荡得很开，又能适时地收拢，达到“收放自如”的境界。还有一点，则涉及本文的写法，本文是通过自己和藤野先生的交往，来写老师的；因此，文中显然有两个关注点，一是藤野先生，二是“我”。准确地说，文章是在“我”和藤野先生的关系中来写藤野先生的。

开头五段写“我”与中国留学生的格格不入、写“我”在仙台生活的不适应，都揭示了“我”生存状态的困境。而藤野先生正是在“我”无法摆脱困境的绝望情况下出现的，他对“我”的毫不经意的关怀，对于“我”孤寂的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慰藉。

而围绕所谓漏题事件，以及幻灯事件所引起的风波，则揭示了“我”的另一个困境：一个弱国的知识分子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民族主义狂潮中，所受到的屈辱、所感到的巨大压力、所激发起的反省。藤野先生又再一次用他“为中国”“为学术”的大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让“我”看到了另一类型的日本人、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这对再次处于绝望的黑洞里的“我”，无疑是一线曙光。

读者只有在充分理解了“我”的这样的生存的、精神的困境以后，才能理解藤野先生对于“我”的意义。有意思的是，所有“我”的这些困境，藤野先生都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他仅仅是凭着一个教师的职业责任感，和一个医学研究者对学术的热情、忠诚，做他应该做的事。他也并没有特别看上这位中国留学生。但越是平常，越是不经意，就越是珍贵。这也是藤野先生绝对没有想到的：他的这些自然表现，却在“我”的心灵中引起巨大波澜，并且引发出崇高的敬意——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如果熟读鲁迅的文字，就会注意到，这样的严正的文字，这样的崇高的评价，在鲁迅文章中是并不多见的。鲁迅多次说过，黑暗的现实，常常“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因此，他总要努力地去挖掘、寻找“理想的人性”，“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一件小事》）在某种程度上，鲁迅在“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时，要写这篇《藤野先生》，其实是要从自己青年时代老师的记忆中，发掘出“理想的人性”来和现实对抗，也和

自己内心的“坏脾气”对抗。

但有些读者仍会隐隐地感到，这样的评价似乎有些小题大做：我们已经说过，藤野先生不过是做了他的本分的工作。但如果放在藤野先生和“我”的关系，放在“我”的精神成长史中来看，就会懂得这些严正和崇高的评价的深意：“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精神困境，是折射了一个时代的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困境的。

这样，我们也终于懂得，鲁迅那些似乎与文章主题无关的“闲文”，其实并非无关紧要。而且我们还因此发现了这篇《藤野先生》有两种叙述语调：在写自己的生存境遇时，用的是调侃的语调；而在写藤野先生时，如上文所说，用笔就严正起来。我在上中学第一次读《藤野先生》时，就记住而且至今不忘的，除了前文所引述的对藤野先生的那几句评价（老实说，我当时并不理解），就是这样的调侃味十足的句子：“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文章怎么这样没头没脑地开头？“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顺手牵来的奇特的比喻，在我的感觉中，真是神来之笔；“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实在是妙极了，让我这个中学生好生羡慕！

应该说，两种叙述语调的交替使用，就形成了文章审美趣味上的丰富性。——我们甚至可以感到鲁迅先生笔端流泻出这些妙语时，他自己也是得意极了的。

这里也还提供了一个写作经验：一篇文章，总是要有几处让读者一读就记住的亮点。鲁迅的《藤野先生》，除了上文引述的几句外，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有对藤野先生“黑瘦”的外貌、“抑扬顿挫”的语调的描写和强调（在文章中前后两次出现）。这是表现了小说家的鲁迅的才华的：他总是能够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用最简括的笔触，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形象，这种笔法，有些近似于画家的速描。

二

在人教版的“研讨与练习”里，还出了一道题：

对于自己的老师，鲁迅只写过三个人，一个是三味书屋的寿镜吾，一个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章太炎，再就是这篇课文所写的藤野先生。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看看鲁迅笔下的这三位老师各有什么特点。

应该说，这是很好的一道题，这样的扩展式的比较阅读，是值得提倡的。不过，提示要求学生通过比较，认识三位老师的不同特点，着重点显然在作者“写什么”，这或许还有可斟酌之处。在我看来，中学语文教学的重心，应放在“怎么写”上，更准确地说，就是要引导学生通过琢磨作者“怎么写”来把握作者要“写什么”。

如上文所分析的，我们是从琢磨《藤野先生》的特殊写法入手来读这篇文章的：当我们把握了鲁迅“怎么写”（在“我”的生存、精神困境与藤野先生对“我”的态度的对照中来展开描写）的用心时，我们也就同时理解了鲁迅要“写什么”——他要通过藤野先生在自己精神成长中的作用来表示他对这位老师的永远的敬意。

我们也应以这样的方法来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对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的描写。因为我已另外写有专文，这里只作简要说明。总体来说，用的还是对比的写法，具体运用则完全不同。首先是全篇结构上的对比：将寿老师任塾师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相对照：百草园是“我”儿童时代的乐园，而三味书屋却是一个“只要读书”的地方，“我”是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来到三味书屋，并且和寿老先生见面的。因此，描述的一开始用的就是调侃的语调：“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而首先进入记忆的，却是因为“怪哉”一问，而引得寿先生“很不高兴”：第一印象中的面带“怒色”的这位三味书屋里的老师，是可畏的。但到了文章快结束时，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语文教育史上最后的私塾教育的经典场面：“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人声鼎沸”以后，“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的时候，老师却还在独自“大声朗读”：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

有研究者查对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原稿发现，这里所使用的几个拟声词，最初用的是“呢”“呢”和“嗳嗳”，后来改为“呢”“噫”“嗬”，又加上了表示声音颤动的波纹线，这就更加传神地还原了老先生读书的声韵。而对其朗读时的神态的描述，最初只有“仰起”，修改时，又加上了“摇着”，这就更把先生读书时的陶醉之态写尽了。（参看朱正《跟鲁迅学改文章》）

而且我们发现了叙述语调的变化：由无情的调侃变为有情的幽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精心书写的一笔，寿老先生的形象，在“我”，也在我们读者的心目中，发生了一个逆转：由“可畏”变成“可爱”，而且还有些“可笑”，而可爱与可笑正是一块钱币的两面。

我们再来读《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此文写于1936年10月9日，写完以后，鲁迅仍觉意犹未尽，又于八天以后，即1936年10月17日，着手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但文章未写完，就突然病倒，二日之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遽然离世。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一生的写作，是结束在对老师的追怀上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永远记住。鲁迅如此追怀章太炎先生绝不是偶然的。这些年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章太炎对鲁迅人生道路和思想的深刻影响，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当然也同时注意到，从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太炎先生“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并且不免被一些封建复古势力所利用，这就自然和坚持五四传统的鲁迅、周作人这些老学生发生冲突。但值得注意的，却是周氏兄弟的不同反应方式。周作人写了《谢本师》一文，指责章太炎“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这其实也是模仿章太炎的，当年他因参加革命而被自己的老师俞樾逐出时，也写了一篇《谢本师》。而鲁迅却以沉默对之，多年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谈到自己的“师弟之道”：“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若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以矣。”（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书》）而在写此信时，周作人因自己也“退居于宁静的学者”，而与老师重新接近，章太炎也重新接纳了他，因此，鲁迅在本文中提到的，太炎先生“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时，《同门录》中周作人“大名赫然在焉，但并无鲁迅??诸人”。（见钱玄同致周作人书，收录于《知堂回忆录》）这或许说明，章太炎仍不忘鲁迅的反叛，并未接纳他。

弄清了以上的复杂关系，我们就会懂得，鲁迅写这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必然具有某种诘难辩驳的性质，从题目看，似乎应是一篇叙事文，但他的实际写法却更近于一篇杂文。这是和我们前面讨论的关于藤野先生和寿老先生的回忆完全不同的写法。

而鲁迅首先要面对的，是章太炎这位他最尊敬的老师的追悼会“在寂寞中闭幕”的现实。他的杂文式的悼念文也就由此而发。他敏锐地注意到，太炎先生的追悼会是由“上海的官绅”主持的，他们其实并不，也不可能懂得太炎先生的真价值；而先生后来和时代的“隔绝”，也注定了他“将为大多数所忘却”。这样，鲁迅在文章一开始，就写出了他所最敬爱的老师“寂寞”的、可悲的命运。

作为一个深知老师的真价值的学生，鲁迅必须为章太炎先生辩诬，正名。他首先要和社会舆论论战，因而一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二辩先生后来“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由此而引出对其师的崇高评价：“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一

切奚落，攻击，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但鲁迅的真正困难之处，还在他的这一认识与评价并不为章太炎先生自己所认同，因此，他还需要和老师论战。太炎先生整理《章氏丛书》，让学生选辑《章氏丛书续编》，均“自藏其锋芒”，不收“战斗的文章”。这是鲁迅最感痛心而又无可奈何的，文章以“呜呼”一语戛然而止，其中自有无限的感慨和悲凉。和自己最尊敬的老师之间的这种既相通又相隔的心灵的、情感的纠缠，正是鲁迅一生中最后一个“老师记忆”所具有的震撼力所在。鲁迅也就此完成了他的老师记忆和书写——

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寿老先生，是可畏，又可爱、可笑的。

他的第一个外国老师藤野先生，是可敬的。——其实，他也有可爱、可笑的一面，包括他的“抑扬顿挫”的声调，他的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许多逸闻趣事，以及总想知道中国缠脚女人“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的执拗。

真正影响他、纠缠他一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则是最可敬，也最可悲的。

这样的可敬、可畏、可爱、可笑与可悲，几乎概括了“老师”的全部精神特质和他们给学生留下的印象。

而在鲁迅的笔下，这一位位老师，又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既有主导性的方面（如寿老先生的可爱，藤野先生的可敬，太炎先生的可悲），因而形象鲜明，又和其他精神特质相纠缠，因而显得丰厚。

而且我们终于发现，自己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可敬、可畏、可爱、可笑、可悲的老师。因此，鲁迅的师弟观，他的关于老师的观察、记忆，以及他书写老师所用的笔法，都值得我们琢磨与借鉴，并激发起我们“写写自己的老师”的冲动。

最后，还有一点“闲笔”。除了这些回忆老师的实写的文章外，鲁迅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写了几个虚构的老师形象。比如，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里的“秃先生”，就有这样的神来之笔：“先生又近视，故唇几触书，作欲啮状”；“字为鼻影所遮，余也不之见，但见《论语》之上，载先生秃头，灿然有光，可照我面目”。“秃先生”可能有寿老先生的某些影子，但鲁迅笔下已毫无敬意，而有更多的嘲讽以至嘲弄的成分。（《怀旧》，收《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续编》）

《野草》里的《立论》，也用一个细节勾勒出一个老师的形象：“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但这位老师的“阿唷！哈哈！”却道出了他的圆滑、世故，这样的“人之师”是鲁迅所厌恶，并要嘲讽、鞭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