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色彩

篇一：孟子散文善辩色彩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在理想、授徒与周游列国的经历上与孔子颇有许多相似之处。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列国纷争，刀刃相见，战乱不息，社会风气唯利是图，名利欲望泛滥成灾，道德伦理沦丧殆尽。作为思想家的孟子，在中年后期，怀着忧国忧民和宏图抱负，周游列国，宣扬‘性善’、‘仁政’、‘民贵’、‘内贤外王’的王道思想，欲以此拯救人民和社会，匡扶正义，然而在战乱纷争的乱世，他的学说不被统治者所接受，于是晚年后的“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

孟轲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合著而成的《孟子》，因孟子在先秦时“跟当时大多数失败的游说之士一样，没有人注意他(6)”，以至于此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不被重视而幸免于难。“大黄金时代结束后，被儒家学派尊为经典之一，孟轲才被人记起来，而且尊奉到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的地位(7)”。后来学者们在研究先秦学术时，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哲学文学，或者是农业工商，没有不去接触《孟子》的。他是诸子散文中的重要典籍之一，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犹如一颗特别灿烂耀眼的明星，闪烁在众星之间。孟子这位光彩夺目的儒家思想学说的集大成者，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由于他倡议的是一个国泰民安、以理以德服人的封建民主社会，所以孟子是封建统治者顶礼膜拜的圣人之一。“孟轲卓越的贡献在于他强调经济成长的重要性，认为经济衰退，道德即跟着衰退；道德衰退，社会秩序即不能维持，国家即受到伤害。政府和君主的第一桩重大的责任，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如何使人民安居乐业，孟轲提出“仁政”，他主张尽量少用刑罚，尽量减少赋税，使人民安息。他厌恶他所处的战国时代，希望回到古时候儒家学派所称颂的伊祁放勋和姚重华时代(8)。”后世学者对于孟子是赞扬的，韩愈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9）。”

《孟子》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10)。”他“善设机巧，引人入彀，先纵后擒，使人无法躲避（11）。”“他用层层追问、步步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有时竟弄得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12)”。这样辩才无碍的学者，是颇有战国策士之风的。他用“譬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吸引人们的注意，又加强了说服力(13)”。“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简单的、一般的，而是复杂的、多样的。举其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14)。”所以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15)。”“此外，《孟子》的文章语气极为逼真(16)。”“大都接近口语，十分生动而有风趣(17)。”孟子就是用这些大量的论辩来完成他的理想主义的阐释的。

“好辩”的色彩是《孟子》的突出特点，他的好辩是建立在他的“仁政”、“性善”之上，理大而言顺，加上孟子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旁征博引，善用现实中的浅显之事作比，故有“善辩”之论。但孟子自己说他“予岂好辩？予不得已也(18)。”孟子好辩，在他理直气壮、有大道、明事理的条件下，“成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说“我知言，吾善养浩然之气。”是因为“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辞，以承三圣者(19)。”他是用言说来传载自己的思想。“孟子口才之雄辩，即使在其书面语言的表达上也充分体现出来。孟子的文章，语言生动、个性鲜明、流畅犀利、气势磅礴，这使得《孟子》一书在中国文学史有很高的地位(20)。”“就事论事，无论从逻辑推论、语言技巧、判断能力、应变策略诸方面看，孟子都称得上是一个辩论高手(21)。”“孟子‘好辩’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与人讨论、政治游说、思想争辩等(22)。”可见孟子的确是一个善言的行家。

《孟子》散文“善辩”的最大的特色是文章的气势。“磅礴、苍健、雄辩滔滔、富有力度是孟子文章气势的基本特征。这样的气势，既是百家争鸣、诸子横议、政治空气较为自由的特定的产物，又是孟子鲜明的性格特征的表现(23)。”孟子对现实的批判，就像是挥戈舞合剑，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例如他批判宣王的统治，穷追猛打，步步紧逼，最后竟逼问得齐宣王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24)。”但是，由于孟子的犀利言辞的深处凝聚着一

股爱民的情感，所以“孟子散文的锋芒总是显得凝重而沉厚(25)”。“孟子素以好辩著称，他的论辩对象主要是诸家学派。这些诸子在当时都是有理论、善言辞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论战比同诸侯谈话要困难得多，必须以精辟的思维，切中要害，才有可能取胜(26)。”孟子往往能十分准确地抓住对方致命的弱点，给以猛烈的一击。这些特点表现在文章中就形成了雄辩滔滔、刚劲犀利的气势。

孟子的散文论辩色彩，通过其“善辩”的堂堂之陈，正义之旗，让其真理成竹在胸，万物苍生，雨露滋润，舍我其谁！对于孟子的论辩技巧，我们结合《孟子》一书的典型例子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取譬设喻，富于形象化。

《孟子》善于取譬设喻，用富于形象化的语言说理叙事，是孟子散文的一大特点。在诸子散文中，运用譬喻较多的首推庄子和孟子。孟子的譬喻不仅使文章增色生辉，而且极为后人所推重，这些幽默生动、妙趣横生、寓意深刻的譬喻以其极强的生命力活跃在现代语言中，对丰富语言的形象性，促进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运用譬喻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是根据谈话的不同对象、不同内容而设喻，不拘一格，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颇具匠心，所用比喻对其所比之事、所说之理起到烘托深化的作用。例如：“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27）”在这里孟子用山间小路喻一个人的求道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坚持，不能专一，人的心也会被堵塞。再如“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28）”。在这里，孟子为了提出他的著名的四端说——仁、义、礼、智，用水火作比，来说明凡是具有这四个开端的人，要是知道把它们都扩充起来，那就会像火刚开始点着，泉水刚开始流出一样。如果能够扩充它们，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去扩充它们，那就连自己的父母也无法奉养。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寓意也很深远，至今仍有不小的启发作用。

第二，孟子常用一些看似离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比喻来强化自己的议论中心，吸引谈话对象的注意。例如千古名句“‘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29）”南怀瑾说“孟子引用这种譬喻，粗看起来，很像一个童话故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内涵很深。这正是孟子暗示齐宣王，你有此权能，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只是你肯做不肯做而已。以你现在的国力和所处的政治环境而言，并不是没有推行王道政治的能力，就像不愿为长者折枝一样，是你不肯去实行，而不是没有实行的能力（30）。”在这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看似荒诞怪谬，古怪离奇的比喻，把抽象的“行仁政”的道理形象化，把复杂的事理说得非常简单明了。

第三，孟子还善于用一些完整的故事设喻。这些比喻故事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很强的文学性。例如众所周知的“揠苗助长（32）”的寓言，全文没有直接的讽刺之辞，然而却使人闻到了极浓烈的辛辣味道。孟子告诉我们世上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实在很少。那些认为培养工作没有好处而放弃的，就是不锄草的人；那些不按照规律硬去帮助生长的，就是拔苗助长的人。这非旦没有好处，还害了它们。孟子借此来解说他的“浩然之气（33）”如果能“直养（34）”的话，它就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如果心有愧疚，它就会变得软弱无力。这种比喻将深奥的政治哲学融入浅显的故事中，让人产生顿悟的感觉。

第四，孟子熟读《诗经》，他不但引用其中的经典名句，还借用《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欲言此物，先喻彼物”。如“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

（35）在这里，孟子借用“风”与“草”之比说明，一切事情取决于自己，本人意志、信心具有很大的作用。再如“饥者甘食，渴者甘饮（36）”。许登孝说“孟子借饥渴为妙喻，教人清心少欲，方能安贫乐道。人的内心不以贫贱之故而动其心，而能忍情节欲，保持其清心明理的本性，就能做到守正远邪，不为苟求之事；虽富贵不如人，亦不会忧心忡忡。（37）”在

这里孟子用身体会受外界的影响而偏离正常感觉为兴，来比喻人心也会因受外界影响而偏离其正常的状态，在维持本善之心，这便是儒者的良心了。二者交相辉映，浑然天成。

二、巧设机关，引人入圈套。

孟子一直在设置一个“陷阱”，这个陷阱里装的东西是孟子奉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学说思想，是推行仁政，讲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孟子为了这个“陷阱”的设置，他正如一名高明的猎手，对于他所要捕获的猎物，他早已成竹在胸，他在难以驯服的猛兽的必经之路巧设机关，布下陷阱，引其进入圈套，然后让猎物在圈套里摇尾乞降。战国七雄之间的兵戈相见，对于欲以扩张土地统一别国的野心的君主，孟子用他“民贵君轻”的儒道思想，旁敲侧击地让这些国君们行仁道，做明义之君，用他善辩的言辞，在与国君们对口舌之阵中，让其理屈词穷，甘败下风，这和孟子的论辩陷阱设置有很大的关系。这里从三个方面论述：

其一，《孟子》全书在与梁惠王的短短五节言论中，机关的巧设正如一篇构思精妙的散文，天衣无缝，使初出游说的孟子一鸣不凡，成为轰天绝响，充分表现了一个儒家的风范。梁惠王在第一次与孟子见面时，对孟子是不礼貌的，他不称姓名，直称“叟”，这是“不表示尊重（38）”，并且急功近利，首先问孟子“利”的求得。孟子不慌不忙，引其进入圈套，娓娓述道，抓住梁惠王的心态，让“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响，每谈一次话，态度就好转一次（39）。”经过“利义（40）”之辩和“谈享受（41）”之后，在他们第三次谈话中，梁惠王用未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对待老百姓，问孟子他的国家为什么人数不见增多，孟子说只要你认真实行“仁政”，那么天下的百姓自然会来归顺于你的。在这里，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42）”的战争譬喻反问梁惠王，“等于设了一个圈套，先把梁惠王套住，这是他谈话技巧的高明，如果写文章，则是一种有层次，设伏笔的手法。由此足见孟子这个人不是后世一些腐儒所说的那样迂阔（43）。”然后孟子提出了实用仁政的办法“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44）”“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颂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45）。”到了第四次谈话，梁惠王便虚心地向孟子请教治国方略。在这里，孟子以问代答，循循善诱，用话扣住惠王，最后尖锐指出：惠王治国根本没有做到“为民父母行政”的标准，反而有“率兽而食人”之弊，不关心民众，只知道享受。孟子用孔子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也乎”作比将梁惠王引入“仁政”的“陷阱”之口。在最后一次谈话中，梁惠王讲述家史由胜至衰，他将报仇雪恨，故向孟子请教。孟子直接敞开了“陷阱”的口袋迎接惠王，他回答，主张“施仁政于民（46）”只有这样才能“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47）。”达到“仁者无敌（48）”的境界。正当孟子用“仁政”的思想成功地虏获了惠王，可是惠王死了，对于“望之不似人君（49）”的襄王，孟子浅尝而离去。

其二，同样为了虏获到齐宣王为民行“仁政”，孟子同样也为他张罗了一张智慧之网。孟子包容“好货（50）”、“好勇（51）”、“好色（52）”的齐宣王，顺着他的脾气来，南怀瑾说“孟子注重教化，但绝不是一个迂阔的人。”他比喻说“齐宣王善打太极推手，把不喜欢听的东西马上推开。而孟子则以‘打蛇贴棍上’之法，顺着你来，即使你齐宣王再有其他借口，孟子照样可以对付（53）。”但对他羡慕祖宗“霸业”避而不谈，因为孟子要将齐宣王引入“仁政”的大网里，而不是凭借武力，大开杀戮的霸王之业，在广为招贤纳士引进各门学术思想的齐宣王的“稷下学宫（54）”之中，要说服宣王是有很大的难度的。但是孟子却不畏强权，让宣王理屈词穷，其中论辩的过程是很精彩的。摘录一段文字如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55）。”在这里孟子是要让齐宣王说：“如果一个国君不称职，那么就撤掉他！”可是一心要行霸业的宣王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

从而掉进了孟子的仁政的大网之中。

其三，在“百家争鸣”的战国中期，诸子各言其说，互相排斥抵触，孟子为了宣扬儒家思想，与各派相论辩，在论辩过程中，孟子利用陷阱设置，引人入圈套，打败了自己的反对者。其中与农家学者许行的学生陈相的辩论，对陈相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56）”，孟子采取层层追问的方式，将陈相逼到悬崖上，陈相的“否，以粟易之（57）。”之言，让自己掉进了孟子的语言陷阱里。孟子指出陈相理论的内在矛盾，强调了随社会发展产品交换，出现社会分工的必然性，从而得出“劳心”与“劳力”（58）分工的著名论断，他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思想。而孟子与墨家的告子的“性善”之辩，充分显示了孟子的“善辩”天才，他将巧设机关的技巧运用到了极至。告子的“生之谓性（59）”指人之初性是相同的，没有善恶之别。孟子先以“白之谓白”来比“生之谓性（60），”然后又以“白羽”、“白雪”、“白玉”（61）之白来问是否相同；告子没有明白孟子的真正用意，即没有分辩三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所以贸然同意，上了孟子的圈套。孟子马上抓住了告子的错误，用犬、牛也是生而有禀性，难道与人性也一样吗的逼问，使告子陷入了被动。而对于“义”的理解，告子是凡事物的性质是这样而我的认识也是这样，那就是“义”，如“彼长而我长之”、“彼白而我白之”，这是事实判断，所以是外在的。但孟子理解的“义”是“四端”说的“羞恶之心”，那是价值判断，必须是内在的。徐洪兴说“本来两人是各说各的，但是孟子的论辩技巧高明，把辩论引向了纯讲价值判断的‘长人之长’一点上，而不去谈‘白马之白’，‘白人之白’这些事实判断的问题。告子也不明就里地跟着去讲什么‘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这就落入了孟子的‘圈套’（62）”。在这里孟子的陷阱设置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从正面去申论自己的观点，而是以抓住对方的弱点，改变对方的概念等方法来取得主动的。这正是孟子的高明之处。

对于“食色性也”之辩，钱穆说“朱子曰：‘饮食男女固出于性，然告子以生为性，则以性为止于是矣。因此又生仁义内外之说，正与佛家言以作用为性，义理为障者相类。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使彼知义之非外，则性之不止于食色，其有以察之矣。’今按：此条即上引所谓偏全之异也。人苟知仁义之同为性，则以食色为性亦无害。又何尝要摒弃食色以见人生哉。窃谓朱子此一辩，亦可谓于发明孟子论性善有大功（63）。”在与告子的两辩中，都以告子辞穷而终。可见孟子在当时是以“好辩”中的巧设机关，引人入圈套而非难别人的人，据现在的七篇书看来，他真有点名不虚传。他不断地在和人辩，和淳于髡辩，和告子辩，和许行的弟子陈相辩，和墨者辩，和自己的门徒辩，辩得都很巧妙，足见得他对辩术的非凡研究。

三、注重论辩的逻辑性。

论辩的逻辑性，公孙龙“白马非马（64）”之辩，冯友兰说“‘马’这个字是表明一种形状，‘白’是表明一种颜色。表明颜色并不表明一种形状，因此白马非马。这个论辩强调的是‘马’、‘白’、‘白马’三个词的不同内涵。‘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且还具有一种颜色。由于这三个词内涵不同，因此白马非马（65）。”那么孟子论辩也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的，作为儒家理想主义的代表者，他说如果国君缺少领袖的道德品质，那么百姓有一种道德的权利进行革命。这时候，如果把国君杀掉，只是杀一个不义之人，不算“弑君（66）”。像这样的逻辑论述在书中颇多。

其一，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论证，前后论辩逻辑思维紧密相连。孟子在讲述一个人应该如何修养或做学问时，说“君子以道来深造自己，目的是要使自己把握道。自己把握了道，就能处于道而不动摇；处于道而不动摇，就能积蓄深广；积蓄深广，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使自己把握道（67）。”同样孟子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68）。”用“爱——敬——恭—

—有实”的逻辑论证，步步深入，达到自己的论辩效果。孟子的心性理论也是用这样的逻辑阐明的，他的逻辑顺序是“尽心知性——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修身立命（69）。”徐洪兴说这个逻辑“按孟子的观点，通过向内心的追求、思索，就可以把握人的善良本性，而把握了人的善良本性，那就是知道了‘天命’。而保持本心、培养本性，就能做到行事符合于‘天命’。‘天命’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长短难定，但不必怀疑，人只能尽力去做到‘知天’、‘事天’，即尽心、养性，这就是对‘天命’的基本态度，有了这种态度也就可以安身立命了（70）。”

其二，采用类比推理的逻辑方式，用孟子的话说是“凡同类者，举相似也（71）”。即根据对象某些属性的相同而推出其属性也相同的间接推理。孟子的“性善论（72）”的著名论证就是用这种方法。“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73）。”孟子以人的脚形相同而推出鞋的形状也相似；以人的味觉、听觉、视觉的相同而推出人心的“同然”。然而真正关键还在于“圣人与我同类”这一点上，而圣人又“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这个“同然”就是“理”和“义”；既然人心的“同然”是理和义，那说明仁、义、礼、智是人所固有的；所以，人性是善的。徐洪兴说“孟子的这种论证方法，具有很强的精神感召力，往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如宋代大儒朱熹在他少年时代，读到‘圣人与我同类’之语而倍感振奋‘喜不可言（74）’（75）”。

其三，孟子的逻辑层递性，“就文章的风格说，论述精辟，语言精炼，具有极大的说服力、震撼力，充分体现了孟子的雄辩风格（76）”。在讨论民心向背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77）”的千古名篇里，具有很强的逻辑推理性。孟子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78）”，强调“道”的“得”与“失”，还在于强调“民”这个重点上，因为无论“天时”还是“地利”，终不及“人和”，因此这是孟子的一个“重民”思想的一个反映，他把人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正好击中了各国政治的要害。这其中包含的不少至理名言和强烈的逻辑论证，自古及今，其引用频率是相当高的，由此可见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四、讲究论辩的修辞方法，如对比、排比、对偶等，加强论辩的气势和论辩的表现力。《孟子》使用的表达技巧、修辞手段也是多样化的，这对于加强文章的表现力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些修辞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和兴起的游士集团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形象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到“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兴起，及其特有的性格与实际的活动，描绘出知识分子与现实层面之间的交涉情形，可以清晰地凸现出孟子的道德勇气与抗议精神（79）。”

首先，我们来理解孟子对比手法的运用。第一，有古古之比，如“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80）。”将古代的舜与跖作对比，达到孟子的“无他，利与善之间也（81）。”的倡义斥利的论辩。这种对比，类同孔子“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82）”。第二，有今古之比，如在与齐宣王谈话中，将“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为小也（83）！”和“寡人（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以为大（84）。”作对比，展示了同一件事而引出的不同结果，以此来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娱乐本身，因为同样是娱乐，施恩惠于百姓的君主还是能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戴；使百姓困苦的君主得到的却是百姓的反感乃至唾骂。由此引申开去，能“与民同乐”的君主，也是能称王天下的。第三，有今今之比，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

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85）。”这是孟子阐述君臣关系的名言，他用排比加对比，用君臣不同遇合回报作比，“手足”对比“心腹”，“犬马”对比“路人”，“土芥”对比“寇仇”，“表明早期儒家思想绝对不是为帝王的绝对权力服务，而相反是处处要制约帝王权力的，只不过没有找到相应的有效的制约机制

（86）。”第四，有物人对比，如“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

篇二：顾炎武散文情感色彩分析

姓名：张元野

学号：M090320

冷静下的炽热

——顾炎武散文情感特点分析

摘 要：顾炎武的散文总体风格质朴无文，枯古瘦硬，思路严谨。顾氏散文，以考证文字为最多，除专篇考证论文之外，其他文章亦有考证之风。顾炎武的散文以有补世事为目的，不事文辞，不喜雕琢。顾炎武的散文行文严谨，思路清晰，文风整肃。

顾氏散文质朴无文、干枯瘦硬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是忧国忧民、孝义慈爱的深挚情感。顾炎武的情感博大而炽烈，丰富而细腻的。顾炎武的散文透露着浓烈的家国之爱，亲人之爱，友朋之爱。

顾炎武的散文正如岩石边的劲草，冷峻的面目下掩盖着炙热的心，质朴的文字下蕴含丰富的情感，考实的风格中彰显着不屈的精神。情感在文章中得到很好的节制。

顾炎武的冷静与克制的文风与他的哲学思想、学术倾向、人生态度、身世经历有相当的联系。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及注重考实的学风都对顾炎武的散文风格有很深的影响。

主题词：质朴的文风 深厚的情感 散文 顾炎武

顾炎武是清初著名学者，他的治学路径影响有清一代学术走向，后世学者的研究也多从事于顾氏学问。顾炎武创作诗文的年龄很早，并且很早即已知名，他在《答原一公肃两甥书》中说：“老年多暇，追忆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俊之后尘，步扬、班之

⑴逸蹰，人推月旦，家擅雕龙，此一时也。”又在《先妣王硕人行状》中说：“盖其时炎武已

⑵齿文会，知名且十年矣。”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者对顾氏诗文关注较少，而对顾炎武的

散文关注又远不及诗歌。本文试对顾氏散文质朴的文风与深厚的情感两个角度出发，分析顾氏散文的艺术成就，希冀有补于学人对顾氏散文的理解。

读顾炎武的文章如观枯藤老树，顾氏散文没有春花的灿烂，夏蝉的热闹，然而枯燥平淡的外表下却别有风味，别贮生机。顾氏散文注重考实，它没有庄子散文的汪洋恣肆，没有韩愈散文的雄奇怪诞，没有苏轼散文的万斛泉出自然无痕。顾炎武的散文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淡雅的情思，没有边塞的悲壮，没有南国的山水，没有放达的襟怀，没有失意的哀怨。顾氏散文有的是客观的态度，有的是质朴的情感，有的是严谨的考实，有的是家国的忧思，有的是情人的眷恋。顾炎武的散文注重真实，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史实，一切都明明白白，一切都清清楚楚，不蔓不枝，干干净净。顾炎武的散文注重实用，文章为家国而写，诗歌为世事而作，书启碑志、议论考实，文文都有目的，不为风花，无关风月。这种独特的考实风格与实用态度，使顾炎武的散文呈现出有别于他人的一种独特的美学面貌。顾炎武的散文行文严谨，思路清晰，情感充裕却节制有度，文风整肃却迂回曲折，文章朴实无华却又别有动人之处。读顾炎武的文章，如同佛祖对话，他的内心热血滚涌大有普济苍生的情怀，而表面却永远庄重严肃威严静默。

（一）质朴的面貌。顾炎武的散文总体风格质朴无文，枯古瘦硬，思路严谨。顾氏散文之所以呈现此等状貌，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顾氏散文，以考证文字为最多，除专篇考证论文之外，其他文章亦有考证之风。他的考证论文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篇：《北岳辩》《原姓》《革除辩》《子胥鞭平王之尸辩》《庙号议》《庙讳御名议》。这些文章大多考证精审，征引广博，论述可观公正。顾炎武的其他文章，如书启、序、记、行状墓志等文章，同样带有很浓厚的考证风气。顾炎武与子侄、友人经常

在书信中谈论学问，如《与友人论学书》《与友人论父在为母齐衰期书》《与友人论制服书》《与潘次耕书》等等，篇目甚多。顾炎武所写序文也有考实的色彩，如《音学五书序》援引《礼记》《周礼》等书，简要概括一千余年的音学研究状况，可谓音学研究简史。记述文也有浓厚的考实色彩，《圣母天庆宫记》详细考实天庆宫的演变；《裴村记》概述了中华氏族衰落的过程；《五台山记》引用《通鉴注》《华严经疏》《山志》《北齐书》《隋书》《唐书》《元史》等古籍，祥细考证五台山历史始末。

顾炎武的散文以有补世事为目的，不事文辞，不喜雕琢。顾炎武的文集中，政论文占有相当数量，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一些篇目：《郡县论》九篇、《钱粮论》二篇、《生员论》三篇、《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伦》。这些政论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各层面，篇幅不长但说理清晰。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忧国忧民的顾炎武，这些政论文并不是作为文学作品创作出来，作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辅助南明小王朝和后日反清复明恢复大明江山。这些文章语言简洁明了，没有夸饰，没有雕琢，没有铺陈，没有渲染。除了这几篇政论文，顾炎武的其他散文也大都有这个特点。

顾炎武的散文行文严谨，思路清晰，文风整肃。细读顾炎武的文章，会隐约感觉到顾炎武的散文有相对固定的行文思路，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层次：文章开篇通常是一段议论，接下来是叙述事情原委本末，之后是博采古籍文献论证考实，最后是议论或抒情。每篇文章具体情况不同，这四个部分在每篇文章中各有轻重，有的文章或者并不是完全具备这四部分，但是总体来讲，顾炎武的文章思路是如此。《日知录》是顾炎武的学术著作的典范之作，《日知录》的每一段文字，大致也有此一特点。

（二）、炽热的内心。顾氏散文质朴无文、干枯瘦硬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是忧国忧民、孝义慈爱的深挚情感。顾炎武的情感博大而炽烈，丰富而细腻的。顾炎武的散文透露着浓烈的家国之爱，亲人之爱，友朋之爱。

首先谈谈顾炎武的家国之情。顾炎武生活于明末清初，明朝末年朝纲大乱，弊端百出，农民起义风生水起，八旗精兵虎视眈眈。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家形势，顾炎武深刻思考治国图强的方略，二十七岁秋试被黜，他退而读书，辑录古代史书中有关地理沿革记载，开始写作《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渡长江，顾炎武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战争。这一时期他撰写了《形势论》等文章力图辅助南明小王朝。顾炎武的嗣母王硕人是一

⑶位有民族节操的女子，昆山城破后，她绝食自杀，并嘱咐儿子“毋为异国臣子”，从此，

顾炎武誓死不为清朝官员。顾炎武的散文忧患国家、试图富强的篇目甚多。顾炎武著《郡县论》以探寻治理国家之新制度。《钱粮论》探讨国家钱粮征收策略。《钱粮论》第一篇言关中人民“有谷而无银”的现状，认为官府应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征收钱或粮；第二篇则论述“火耗”之弊，揭露胥吏以公谋私的丑闻。《生员论》阐述明代生员泛滥结党诸弊端。《生员论上》讲明末生员数量庞大而无辅国之才，并大胆构想解决方法；《生员论中》历数生员之弊，强烈呼吁废除生员制度；《生员论下》探寻废除生员之后为国家则取贤才的方法。

顾炎武的散文中也有凄恻感人的天伦之情。《先妣王硕人行状》是记述母亲王硕人一生事迹的文章。此文于客观的叙事中透露出对母亲深沉浓烈的爱，感人至深。《与三姪》是顾炎武写给子侄的书信，心中言语亲切，语气委婉，字里行间透露着温馨和悦的情感。《吴同初行状》是记录友人吴同初事迹的文章。吴同出为顾炎武志同道合的好友，与顾炎武一同抵抗清兵，最终不幸身亡。文章描写了吴同初死后顾炎武拜见其母的场景，场面感人凄恻。顾炎武的书信与墓志行状之文中此类文章甚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明朝灭亡之后，顾炎武只身北上，广泛结识抗清义士，并且细致考察国家地理形势，企图恢复大明王朝。顾炎武的这种爱国图强的精神，在复国无望之后就转化为对故国的深深怀念，这在他的散文中也有体现，《复菴记》是这类文章的代表。《复菴记》记述明朝旧臣范养民的事迹，复菴是范养民的草庐。作者通过为复菴写传记，寄托了自己对故国的深深思念。

文章借用典故，情景交融，迂回婉转，回肠荡气。

（三）、岩石旁边的劲草。栉风沐雨，享受阳光，得天地雨露滋润的小草，绿油肥厚，自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美。悬崖千丈，乱石交横，遭山风岩石摧压的草儿，形容枯瘦，但性格倔强，生命顽强，自有一种瘦硬刚劲的美。顾炎武的散文正如那岩石边的劲草，冷峻的面目下掩盖着炙热的心，质朴的文字下蕴含丰富的情感，考实的风格中彰显着不屈的精神。

顾炎武是清初著名学者，以儒学为立身之道，开清代学术风气之先河。韩愈为唐代大儒，

⑷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饵道济天下之溺。”顾、韩二人，皆以儒立身，以儒名闻世，而

二人文章风格与文章中对感情的控制迥然不同。下面择取二人文集中情感最深挚者各一篇，顾氏取《先妣王硕人行状》，韩氏取《祭十二郎文》，加以比较，以见两人散文的文体风格与情感色彩的差异。《先妣王硕人行状》是顾炎武记述他的嗣母王硕人行状的文章。《祭十二郎文》是韩愈纪念他的侄子韩老成的文章。顾炎武是过继的孩子，养父在养母未出嫁之前即因病逝世，从小由嗣母教养；韩愈和他侄子韩老成名为叔侄，而年龄相差不大，有兄弟般的情谊。两人撰写对象都为至亲，都是人间至情，而此二人都为至性之人，其感情之强烈，又自异于常人。但两篇文章的抒情方式与情感表达大相径庭。

顾炎武在纪念他的母亲时，情感很明显的自我节制。顾炎武抒情基本全依事实，冷静叙事，在叙事的过程中通过事件本身寄托感情。全文有三个感叹词，两个反问句。韩愈在祭奠他的侄子时同样借用事件抒发感情，但议论感叹的语句有十八句，疑问句十五句，情感上表现为呼天抢地，欲与老成同死，甚至怀疑年幼的孩子是否可以顺利成长成人。顾炎武以礼主文，韩愈以情主文。顾炎武以礼主文则文章简练朴实，韩愈以情主文则文章才气纵横。顾炎武的文章简练朴实之中有一种克制美，韩愈才气纵横之中情感得到真挚充分的表达。从文章艺术欣赏角度看，二者各有千秋，而韩愈的文章更容易与后人同情。从二人的儒者身份，韩愈的文章情感倾泻，没有得到适度的节制，而顾炎武的文章冷静之中传达至情，更合乎儒家礼乐精神。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二人的差异。顾炎武对情感的克制不只表现在这一篇文章之中，他时时处处都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以《复菴记》为例。顾炎武一生以复国为业，其一生不仕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个性之强烈，但是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很难找到直接抒发家国之情的文章，《复菴记》算是顾炎武散文中寄予家国情感最深的一篇。《复菴记》是传写的是明朝遗民范养民的草庐，其中抒情文字、表达自己家国之思与民族气节的文字只有以下一段：

余尝一宿其庵，开户而望大河之东，雷首之山，苍然突兀，伯夷、叔齐之所采

薇而饿者，若揖让乎其间，固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自是而东，则汾之一曲，绵上之山，出没於云烟之表，如将见之。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返国而隐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东，太行、碣石之间，宫阙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见矣。相与泫然，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望范君之

⑸ 志也。

这一段文字，作者直接抒情者，只有“相与泫然”四字。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有三，一为隐居守节，这一思想通过借用伯夷、叔齐的典故传达出来；二是复国，这一想法通过借用介子推从晋公子的典故表达；三是作者感叹复国无望，这一想法通过范君的复国之志无法实现传达。列数史实，化用典故，是顾炎武文章常用手法。作者很少像韩愈那样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他总是习惯将自己的见解融汇在史实与典故之中。这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也与他学习秦汉古文有关。作者就是通过这种手法，寓感情于朴素之中，同时也取得了情感节制、收放有度的文艺效果。

（四）、渊博的学识与独特的经历。冷静与克制是一种修为，是长久的坚守与践履原则与信仰才能实现的一种深层次的生命领域，它既与人坚守的信仰有关，又与人的生活经历有关。顾炎武的冷静与克制的文风与他的哲学思想、学术倾向、人生态度、身世经历有相当的

联系。

首先是儒家思想。主导顾炎武一生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礼”，

⑹实现礼的方法就是克制，克制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与思想(来自:www.Zw2.cn 爱 作文 网)。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⑺“克己复礼”，儒家的思想要求学者克制自己的情感，将感情通过合乎礼仪的方式表现出

来，寓情于礼。顾炎武自幼随嗣母王氏读书识字，王氏家族本就以儒学立家，王氏本人恪守妇道，又在民族危难时候有大节大义，这都对顾炎武的思想有深刻影响。顾氏散文“止乎礼”的特点和寓情于典的手法，与儒家思想关联密切。

然后是经世致用的思想。顾炎武的人生经历了明室衰微、异族入侵的历史剧变，这一变化对顾炎武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年轻时期的顾炎武饮酒赋诗，风花雪月，民族巨变之后，顾炎武面目为之一变，开始探求治国图强、恢复大明王朝的方略。《清史稿·顾炎武传》记

⑻载“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他的学问文章大部分都有经世致用的目的，正因为有此

目的，顾炎武的文章没有无病呻吟的虚伪，没有风花雪月的闲情。

最后注重考实的学风。顾炎武以学术为人生。《清史稿·顾炎武传》记载“炎武之学，

⑼大抵主於敛华就实。”“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顾炎武的一

生，著作等身，其中学术著作占的绝大部分。顾炎武的思维方式很自然的是考据研究的思路，顾炎武的散文很明显受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而顾炎武的丰厚的学识恰恰可以支持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引经据典，顾炎武散文中大量引用古籍，借用典故不足怪矣。顾炎武的散文考实色彩浓厚，作为一个继承汉学学统的学者，扎实的考证工夫、严谨的思维习惯已经深深融化于顾炎武的血液精神之中。顾炎武以学术为人生，以学术为复国武器，因此也就无怪乎顾氏散文质朴无文、枯古瘦硬了。

注释：

（1）《顾亭林诗文集》 （清）顾炎武著 中华书局出版 1959年8月 六零页

（2）《顾亭林诗文集》 （清）顾炎武著 中华书局出版 1959年8月 一七二页

（3）《顾亭林诗文集》 （清）顾炎武著 中华书局出版 1959年8月 一七二页

（4）《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 郭预衡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 第6413页

（5）《顾亭林诗文集》 （清）顾炎武著 中华书局出版 1959年8月 一一一页

（6）《四书章句集注》 （宋）朱熹撰 中华书局1983年10月 一三七页

（7）《四书章句集注》 （宋）朱熹撰 中华书局1983年10月 一三一页

（8）《清史稿》 赵尔巽等撰 中华书局1977年8月 一三一六六

（9）《清史稿》 赵尔巽等撰 中华书局1977年8月 一三一六七

参考书目：

《顾亭林诗文集》 （清）顾炎武著 中华书局出版 1959年8月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 郭预衡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

《清史稿》 赵尔巽等撰 中华书局1977年8月

《顾炎武散文初探》 张兵 《齐鲁学刊》 2004年第2期 总第179期

篇三：还散文一抹亮丽的色彩

还散文一抹亮丽的色彩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高中语文教材经典篇目，是一篇精品散文。历来对这篇文章的解读主要从景色、语言、情感等方面进行，上过多次总觉着上不出朱自清的感觉。今天听了郭老师的课，突然明白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还这些散文的亮丽颜色，不能为单纯上课而上课。

散文是讲究情感的，行散而神聚，散文的美就在于它所蕴含的情感。而读者就是去发掘这种情感，才能奇文共欣赏。郭老师能够以开始凭借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带着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来诵读文本，不用配乐，单单是那磁性的嗓音，以情入境，从一开始就抓住了听众的心，不但是学生，连我们这些人也仿佛能感受到那无边的月色。在郭老师的深情陶醉中，师生已共同走入了那一片清新淡雅的月下荷塘，渐渐的走进了朱自清的内心世界。声情并茂的诵读向郭老师学习。

散文的情感是以文字为载体的，精美的散文都有耐人寻味的语言。在这堂课中，郭老师很注重学生对语言的鉴赏，让学生自己探索文中的情感，学生勾画出自己喜欢的语句，让学生去分析两个“热闹”等等，进一步探讨出“作者蕴含在荷香月色与江南采菱景象中的情感”，为学生搭建了一个行云流水的平台。清风拂面的教学向郭老师学习。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生活中

不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而是缺少感受美的心情；生活中不是缺少感受美的心情，而是缺少表现美的才情。”这是郭老师的一句话，拿出来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