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题材陈寅恪

篇一：高三优秀语文作文素材之陈寅恪

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曾留学日、德、瑞士、法、美等国，通晓英、法、俄、日、德、希腊、拉丁、梵、蒙、波斯等22种文字，被誉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晚年在双目失明、膑足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８５万字的《柳如是别传》。1925年，作为当时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性地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被称做“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四大导师中，陈寅恪到校最晚，在当时也最名不见经传。

陈寅恪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经吴宓推荐的，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曹云祥有过一番争执。曹问：“（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一听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之后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著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一听，既然外国名家都如此推崇，那就聘请。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的秋天，陈寅恪抵达清华，时年36岁。

陈寅恪家学渊博，祖父是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清末“同光体”代表诗人、被称为“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因为陈宝箴和陈三立在湖南率先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父子俩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寅恪是陈三立的第三子，这一年他9岁。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了经、史、哲学典籍，但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而是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陈寅恪13岁时就送他和哥哥陈衡恪东渡去了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行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等人。而陈寅恪一辈子也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终身背负着家国的使命。1905年，陈寅恪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毕业后获得了他平生的唯一一张文凭。1910年陈寅恪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陈寅恪回国，1918年冬，他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蒙古语。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勤奋学习，积蓄了各方面的知识，并具备了阅读蒙、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汲取西方文化，独立有创见，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4年5月，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赵元任，准备回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前特致函陈寅恪，希望陈氏重返哈佛代其职位。陈寅恪复信婉辞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赵元任见信，深感其人志不在此，遂不再提及。

在德国留学期间，中国留学生多染纨绔作风，但陈寅恪的生活却简朴而正派，他与傅斯年一起被誉为“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因为生活艰苦，陈寅恪每餐都吃炒腰花，回国后他去拜访赵元任，赵夫人杨步伟特意为他做了一桌子的猪腰，结果陈寅恪笑说他不喜欢腰花，当时吃它只是因为腰花在德国非常便宜。

陈寅恪在清华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

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又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程。每次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需要引用的书籍走进教室，他有黄黑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黑布包袱皮。

讲授隋唐史的时候，陈寅恪开明宗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罗香林回忆说，“（陈师）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陈寅恪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陈寅恪讲学重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他在阐述历史研究的心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

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非常器重陈寅恪，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识得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越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梁启超也很尊重陈寅恪，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陈寅恪授课，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陈寅恪不仅学问精深，他的诗作继承家学，亦堪称一绝，而在联句（对对子）方面更是不遑多让。他送给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的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曾被传为一时佳趣（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康号“南海圣人”，研究院学生受教于梁，故称“南海圣人再传弟子”，王国维为清南书房行走，是溥仪的老师，研究院学生又受教于王，则与溥仪恰为“同学少年”）。他给好友吴宓的一副赠联则是“新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吴宓字雨生、雨僧，在婚恋方面颇多周折，与原配夫人陈心一离婚，而他爱慕的人却都属意他人。此联上联典出杜甫，嵌二“雨”字，下联典出李商隐，嵌二“生”字，堪称精妙。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刘文典之邀出考题。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除了一篇《梦游清华园记》的命题作文，就是要求考生对两个对子，其中一个对子的上联为“孙行者”。考试结果五花八门，其中较优者为“祖冲之”，“王引之”更优，而陈先生认为最佳答案应该是“胡适之”。在白话文已经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用“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这在当年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陈寅恪则坚持认为，汉文具有不同于印欧语系的特色，而“对对子”至少具有四大功能：一是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是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是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是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不保，时年85岁的老人陈三立愤而绝食，五天后离世，陈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

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49天后，陈寅恪携妻将雏，离开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抵达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不料随后邮到的书籍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战时离乱，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写作这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的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傅斯年对住在陈寅恪楼下的邓广铭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寅恪躺在床上呻吟，说他快要死了，身体快不行了，他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不写完这两稿，他不死。

陈寅恪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受人尊敬，声名也远播国外。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于是向他推荐了陈寅恪。他向陈寅恪请教后，终于得到满意解答。

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到三块突厥文碑石，学者们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请教陈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的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经陈寅恪翻译，国际学者都十分满意。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唐代）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1940年暑假，陈寅恪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乘船去英国以应牛津大学之聘，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后在全家返回昆明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这令陈寅恪的精神几近崩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陈寅恪，说在海防旧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陈寅恪十分兴奋，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接下来的消息却让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是不可能的了。接着又有消息传来，彭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令陈寅恪彻底地绝望了。

1941年，陈寅恪再次前往香港，这次他是应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的邀请，在香港大学讲授隋唐史。同年8月，许地山逝世，陈寅恪接任香港大学系主任一职。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的声望，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于是军部就给香港司令下文，照顾陈家，并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了面粉。但陈寅恪拒不接受日本人的馈赠，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妻子唐筼就往外拖。期间陈寅恪闭门治学，撰成《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在大灾难面前，他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几年后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陈寅恪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准确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本《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身体羸弱但却从不缺课的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陈寅恪在成都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再次向他发出邀请。1945年9月，陈寅恪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治愈，仅一眼能见微光。

双目失明，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打击，对此陈寅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可以让人了解到他内心的痛苦。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陈寅恪变得异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平静。

抗战胜利了，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返清华园。校长梅贻琦劝陈寅恪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他的神情却是严肃而坚决的。

清华为陈寅恪配备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进行教学和研究。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陈寅恪的女儿陈美延回忆道：“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地好，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以追求精确性、彻底性而著称的德国学术传统。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陈寅恪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陈寅恪在学问方面固然堪称楷模，而其人格力量更是为后世垂范。

在上“佛经翻译文学”课时，陈寅恪提到《世说新语》中的一个典故：

愍度（支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大意是说：东晋时期，支愍度和尚想要从北方渡江到南方，同行的还有一个北方和尚，两人商议说：用原来的佛法教义前往江东，恐怕难得衣食温饱，于是二人共同创立了“心无义”说。后来这个北方和尚没能渡江。支愍度和尚过江后讲了几年“心无义”说，后有人从北方来，北方和尚托他问候愍度，并带话给愍度说：“‘心无义’说哪里站得住脚啊？想出这个办法不过是为了暂时解决饭食，不要因此而辜负了如来呀。”“伧”字，原是六朝时南方人对于北方人的一种蔑称，意为“粗陋”，陈寅恪引申为不灵活、不通世故之义。

陈寅恪对这个典故非常感兴趣，曾经专门为此做《支愍度学说考》，并在自己早年至晚期，前后跨越数十年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这一话题，并说自己“守伧僧之旧义”，幸未“有负如来”。

早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陈寅恪就曾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并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愍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挽王静安先生》诗则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在陈寅恪的世界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治学的前提，而治学并不仅仅是为了求生，学术是生命本身，是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是对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天意”、“真理”的领悟和阐释，而不能“有负如来”，就是不能有负真理大道。这是陈寅恪对自己的学术期许，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期许。

1948年，时局再次变幻，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在其针对北平的“抢运学人”计划中，陈寅恪随胡适同机飞抵南京，最后却应岭南大学校长、教育家陈序经的邀请留在了岭南大学，没有前去台湾。傅斯年到台湾就任台大校长后，曾多次致信陈寅恪邀其赴台，甚至要派专机

来接。后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索性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一起登门造访，退而求其次，说如果陈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10万港币及新洋房，但陈寅恪不为所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保留着位子，直到1969年陈去世。对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选择留在了祖国大陆，钱穆回忆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陈寅恪的这一选择，使他想要完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的毕生心愿没能实现，也将他已经饱尝颠沛流离的一生的后二十年再次置于腥风血雨之中，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机缘看到了一个具有使命感的学者用生命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出的实践，看到了一个秉持信念的生命所具有的力量。

陈寅恪在其1950年初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1953年11月，陈寅恪当年最喜爱的学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已经成为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汪篯怀揣着两封信，兴冲冲地南下广州，此时的岭南大学已更名为中山大学。汪篯随身携带的两封信，一封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所写，另一封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所写，汪篯此行的目的是探望恩师，并劝说他北返，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像当年一样，汪篯一抵达中山大学，就住进恩师家中，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但汪篯和陈寅恪很快就谈崩了，激愤之下，陈寅恪甚至怒斥汪篯：“你不是我的学生！”22日晨，由陈寅恪口述，妻子唐筼执笔，写就了《对科学院的答复》：“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并说自己早在宣统三年（1911年）于瑞士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并说汪篯“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同时陈寅恪还提出了自己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要求汪篯将自己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才公诸于世。即使在今天读来，陈寅恪这番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言辞依然振聋发聩，震撼人心。值得一提的是，汪篯一直对恩师怀有深深的敬意，同时他的治学方法也深深地打有陈寅恪的烙印，他后来关于唐太宗研究的文章中很多观点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比如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仍然批评唐太宗晚年“对忠臣诸多猜忌，喜听阿谀之词，骄傲自满之风日盛”，肯定魏征犯颜直谏的精神，但他没能逃出那个时代天真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性命运。1966年6月10日，汪篯在家中服敌敌畏自杀身亡。

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一直蛰居岭南。陈寅恪以前上课讲到会心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目盲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那时慕名前往拜访陈寅恪的显耀人物很多。虽然因为目盲得以回避很多事情，但对于时局，陈寅恪依然有着一个历史学家清醒而睿智的认识。周扬曾经回忆道：“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

篇二：2015年高考语文人物作文素材：国学大师陈寅恪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转 载 于:wWW.zw2.Cn 爱作文网)学院

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北平沦陷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岭南大学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学术传承泽被后世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很多材料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以后再寄给陈先生的。

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对年迈的陈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篇送给蒋天枢的文章中。

18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80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当时蒋天枢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来，首先整理陈寅恪的书。

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芒果考试网(http://mangoexam.com/),吾学网(www.wustudy.com)“文革”开始了，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篇三：素材运用练习二(陈寅恪)学生

素材运用练习（二）

（一）素材精读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 年 7 月 3 日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研习《说文解字》，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

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

1925 年左右，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陈寅恪在 1920 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有著名的“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他也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几度往多国留学共计十六七年之多。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陈寅恪至少通晓英、德、法、日等 4 国现代语言（读、听、说、写四会）；加上俄文、藏文、蒙古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突厥文、东土耳其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佉卢文（以上为书面语）等等，共 20 多种古今文字。当时陈寅恪在学术界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他在留学时期所作的读书笔记，迄今尚存的共达 64本。这些笔记本，还不是全部。学术界人士从陈寅恪的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其研究范围之广、治学功夫之深。

陈寅恪才高而气傲，他曾写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负气二字，影响了他的一生。陈寅恪一度生活拮据，胡适想赠他一笔钱，但陈寅恪拒不接受，他决意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的美元。于是胡适就派自己的汽车到陈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

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寅恪收了 2000 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小，然同书比起来，却微不足道———其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日军占领香港时，恰好陈寅恪在港。就有日本学者给军部写信：“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日本司令部便派人给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坚决不吃日军面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一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夫人唐筼，一边往外拖。蒋介石对陈寅恪也颇为看重，当年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曾托人以重金请生活正艰辛的陈寅恪写太宗传，但被其拒绝。1948 年 12 月，国民党在败退前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尽管北平已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南京教育部的一架专机还是冒险飞临，有资格坐上这架飞机的，只有北大校长胡适和陈寅恪。到南京后，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但他坚辞不就。离开大陆后，蒋还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一直为蒋介石引为恨事。 （二）层级训练 1.多角度挖掘素材

（1）请从文中至少提炼出 3 个话题词。 ① ② ③

（2）围绕各话题词各陈述一个观点句。 观点句①

观点句②

观点句③

2.依照论点使用素材

（1）分析下面的文段存在的问题。 文段①

中国最负盛名的学者陈寅恪曾说为人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自己的深厚的治学，便是因此而得来。他出名的“四不讲”，他从不讲前人、近人、外国人以及自己曾讲过的东西。他作教授，只讲前无古人的东西，这只能由独立的治学得来。蒋介石重金托请生活贫困的他写太宗传，他亦是因独立而拒绝。这么一个独立，方才有陈寅恪最深厚的才学与最崇高的品格，方能曲径而通幽。 【问题】

文段②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在这个创新精神日益匮乏的社会，创新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当务之急。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陈寅恪曾任清华教授，在他的课堂上，听不到前人讲过的内容，听不到近人讲过的内容，听不到外国人讲过的，甚至没有自己讲过的。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学者，陈寅恪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内容。如此自我特色鲜明的课，吸引了大批学生乃至其他教授前来听课。可见，创新精神的力量非同小可，创新精神不仅带动一个群体的发展，更重要是推动社会的进步。 【问题】

（2）认真阅读陈寅恪的这则素材，自选角度，自定立意，确立自己的观点后围绕观点以陈寅恪为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