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转读后感

篇一：《春秋左传》读书报告

《春秋左传》读书报告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春秋左氏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春秋左氏传》的史料价值。有关于当时人民起义、战争、诸侯争霸，制军制改革，著名历史人物事迹的记载以及春秋以前的史料，是研究春秋时期甚至其以前历史的重要史书。

《左传》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民族交往的活跃和民族融和的进程。它大致记载了华夏族和华夏以外的各族的分布以及分支的情况；记载了这些民族在军事上的冲突，政治上的交往和联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以及广泛的通婚，展现出春秋时期各族的大致状况。

而且《左传》在思想观点上，较《春秋》有很大突破。第一个就是)《左传》一改《春秋》的“正名”、“尊周”主旨，将周王室与诸侯国同等看待。例如“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故“周郑交质”、“周郑交恶””；再如“昭公三年，叔向、晏婴论齐、晋季世的对话“其(民人)爱之如父母， 而归之如流水”。

第二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较集中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重人事、轻鬼神”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表明殷周以来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天命论观念己开始动摇，作者同那些进步的思想家一样，试图用无神论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如“鲁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国国君享神祈福，《左传》记载了史嚚对此事的评论：“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中保存的许多哲学思想反映了西周末期已开始动摇的宗教天道观的进一步瓦解，记录了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说、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例如，周内史叔兴认为“陨石” 等现象是 “阴阳之事”，并非鬼神借以预示吉凶；“吉凶由人”。鲁国梓慎和叔孙昭子认为日蚀和水灾、旱灾是阴阳相克引起的。郑国子产认为 “天道远、人道迩”，用宝物祭神不足禳除火灾。

由于《春秋左氏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春秋左氏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作者重视交待历史事件的原委，注意记录各种历史人物的政治主张，历史见解的宗教观点，《左传》描写人物细致生动，特别重视战争活动的记录，它叙述的不少战役的过程都已成为中国战史的有名战例。

《左传》写战争不单纯地写军事行动，而是着眼于政治、注重战争的性质，争取与国的援助、战争的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表明作者把战争首先看作是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军事行动问题。《左传》在历史表达上以写战争、写辞令尤其突出。如： 僖公22年的宋楚泓之战，先写宋襄公两次坐失战机以至造成宋军大败的恶果；接着又写出他为自己的指挥失误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愚蠢做法。把宋襄公的迂腐固执描写的淋漓尽致。又如僖公28年的城濮之哉，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作者先写楚晋双方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接着刻意写了晋文公派人稳住草、卫二国，命晋军退避三舍以报所谓的“楚君之惠”。最后，写战役的本身：晋军以其下军、上军、中军分别与楚军的右师、左师、中军对垒，最后写晋军先击溃楚国的同盟军陈、蔡的军队，然后一举打败了楚军。作者不仅写出了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而且还写出了多种战术的具体运用，使人有一种历历在目之感。

《左传》在编撰上对编年体有很大的发展，有集中记录一件事的本末原委的，有集中写一个人的活动经历的。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就从郑武公娶妇写起，写出了郑庄公与其母其弟的矛盾的原委始末及事件的历史结局。而僖公十三年则记录了晋国公子重耳出亡的坎坷经历。这不仅丰富了编年体史书在记事、

记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于弥补事件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增强了历史表述的艺术性。

《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有些瑕疵。首先是较明显地存在多体杂糅。《左传》基本以编年为主干，但同时兼采人物传记、本末记事、以言述史等手法，且于此类人、事、言的记述中常常缺少时间界标以为限制，致使编年体式受到削弱。其次是评论尚未能完全把握历史文体。《左传》评论史事，基本上以礼的违合为标准，“礼也”“非礼也”一类论断充斥全篇，还未能通过编年记事，从历史的变化发展和统治的成败得失来立论，读后使人有诵伦理书之嫌，而少观史策之得。最后是过多地收录奇闻轶事和频繁地使用遥体人情的笔法致使闺房私语、个人独自、密至阴谋之类时有所闻，这些虽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形象的塑造，但于史料的可信程度未免有所损伤。

篇二：《春秋》读后感

《春秋》读后感

孔子作《春秋》，提出了“内诸夏，外夷狄”的观点，并且该观点在何休等公羊家的理解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夷夏理论。该理论作为儒家的经典文化一直流传至今，而且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当华夏民族受到外族侵略时，夷夏理论激励了华夏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动他们积极进行反侵略斗争，捍卫祖国。然而，夷夏之辨作为该理论的精髓，却有着深刻的内涵。

夷夏之辨，是区分诸夏与夷狄的一套理论。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它的诸侯国，通称诸夏，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如楚国、吴国等，则被称为夷狄。随着诸夏与夷狄的不断碰撞与交融，夷夏关系也在发生着一系列变化。

夷夏之辨的最基本一层含义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与“外”，分别是“联合、统一、同化”和“摒斥、分裂、异化”的意思。这是《春秋》公羊学精义之一，这体现了夷夏之间的张力。春秋时期，是四夷交侵、诸夏纷争的时代，为此孔子竭力要维护诸夏之团结以抵御夷狄。提倡“尊王攘夷”的霸业，这也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比如孔子尽管认为“管仲之器小哉”，还认为他“不俭”，“不知礼”，但由于他能够“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以维护诸夏的团结，抵御夷狄的侵扰而给予崇高的评价：“微管仲，吾其被发左枉矣。”究其原因，是他维护诸夏团结与中国稳定。

然而，夷夏之辨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孔子的“夷夏之辨”，全在礼义而不在血缘、种族或政治。即如果夷狄守礼义，则进位诸夏，反之，如果诸夏不守礼乐制度，则贬为夷狄。即诸夏与夷狄的的区分标准，不是种族血统，而是礼义文明。礼义体现了文明的程度，是人类进化的标志，而血缘、种族仅仅只有生物学的意义，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懂礼义。事实上，由于华夏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之间不断交融。孔子正处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期，他的“异内外”的先进思想，是为夷狄最终进为中国，融入中华民族作理论上的铺垫。所谓人不分东西南北，只要认同共同的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一员。这一理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来说，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

孔子曾把吴、越、楚等称为“夷狄”。但他们在血缘关系上与诸夏之国完全相同， 只是由于他们交侵诸夏，不遵守西周的礼乐制度，因此孔子“夷狄之”。但到了后来，有的夷狄在行为上发生变化，转而重周礼而尊王室，则“中国之”。如定公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这里对吴称“子”，是因为“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即吴帮助蔡侯打击楚人的柏举之战中，伸张诸夏之正义，打击夷狄。而在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的鸡父之战，《春秋》曰：“ 戊辰， 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这是既贬吴，又贬被伐诸国的笔法。为什么不写“吴及顿、胡、沈、蔡、陈、许之师战于鸡父，顿、胡、沈、蔡、陈、许之师败绩。”因为这样，吴便成为中国的主人了。那么，又为什么不写“顿、胡、沈、蔡、陈、许之师及吴战于鸡父”呢？这又因为，陈、蔡等国不尊王，不守礼，有似夷狄，所以经文又不让原为诸夏的陈、蔡等国成为中国的主人。公羊家还直言“中国亦新夷狄也”，从而极好地体现了公羊家“以《春

秋》当新王”的观点。还有，周是灭了商才得以建立，而宋国为商的后人，由于宋国始终行诸夏之礼，故一直为诸夏成员。这又表明，“夷夏”又不以政治立场划线。

秦汉以后，夷狄不断入主中原，夷狄的“中国之”日益推进，中华民族日益壮大，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巨大生命力与兼容性。中华文化的力量，反映在中华民族内部：虽然常呈现出“合久必分”的局面，但分裂始终只是政权的对立或军事的割据，而文化本身则从未分裂，这就是中国历史始终呈现“分久必合”的大趋势的原因。中华文化的力量，也反映在中华民族的外部：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旦与中华文化接触或撞击，中华文化均能兼容、融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从而同化外部文化并壮大发展自身，而自己决不被异类文化所消亡。可以这样认为，如此强大的文化诞生于《春秋》中“异内外”思想。

所以，夷夏之辨，在我看来，就是野蛮与文明之辨。所以韩愈曾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该说法也指明了“夷夏之辨”的实质。

篇三：左传读后感

左传读后感（一）

一日晚，我在整理家中的书橱，偶然翻到一本自己以前的语文书，一时兴起，就坐在地上翻看了起来，读到其中《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郑庄公其人，学生莫爱，老师莫学。

左传读后感（二）

《左传》作为史，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所记录的多是礼乐征伐；作为《春秋》的注本，其行文亦不外乎“春秋大义”。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撇开《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不谈，这里只是希望证明在《春秋》《左传》文字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思想理念。诚然，“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也”。但史官记录时所秉的原则必然体现了其时代的价值观。比如《左传》中很少提及女性，所写不是可录入《烈女传》的“好女”便是乱伦败德的劣女。再比如《左传》中对管仲知礼的不断描写。当然最着名的例子便是“郑伯克段于鄢”。

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因这样的时代，我感受到了史官的无情，“赵盾弑其君”的描述曾让我感到战栗，史笔无情，一言一行都有把尺在衡量，也是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作《春

秋》其背后的用心；战栗过后，不禁为其热情所感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信念，很难让人无动于衷。在风云变革的社会，坚守着自己的职责，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这种信念，微弱但固执的守望着他们心中的大义。他们在写下“君子曰：??”，内心平静否？写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襄公二十五年）时，是否感到苦涩和自我感动？

“南史氏”一段让人热血翻滚。突然觉得他及他代表的那些史官，是种殉道者的形象。他们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也不能许诺什么，能做的只有苦弱的守望。

他们的悲哀是时代给予的。孔子也为赵盾可惜，叹其“亡不过境”，可见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当时渐力不从心。宋襄公留给我们的便是那个已逝时代的背影。如今他看起来是如此的可笑，不知历史的车轮要踏碎多少执着的心。

这些在今天看来，很能引起读者的感触。文革十年将传统的根断了，亦将五四以来西学的根断了。块块伤痕挥之不去，中国人陷入文明空城的困境中而不自知。终极追问的冲动没有了，公正道义的界限模糊了，自我修善的意识淡漠了。（Inspirational quotes yuedu.mipang.com）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面临着信仰缺失的危机。这要修复，绝非一两本《左传》就能解决问题的。但孔子作《春秋》以褒贬善恶，欲以其仁义礼智信来匡正社会伦理纲常秩序，此中大义是值得借鉴的。

有人或许会问，泱泱大国风范，这传承了五千年的难道不是文化么？，若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解释，文化一直存在，甚至，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会将我们新吸收的外来知识摧毁，只余下当时的激动或新奇。若从狭义上来说，这种文化在今天“拿来主义”的大潮下，已沦为一种工具。

文化同科学技术一样需要进化。中国社会的确需要寻根，需要溯本，但这绝非简单的回归传统。

今天的人们所面对的困境与过去不同。古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而今人是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来面对世界，他的孤独感、空虚感，他的压抑并不是传统的那一套所能够缓解的。

重塑价值体系迫在眉睫，而亟待建立的价值体系应当是一种关心个体生存状况的思想，它应当是一种给与人应对苦难的力量和信仰。当人们心怀一种信仰时，尽管无法改变世界，但世界终究是不一样了。

怀揣春秋大义，《左传》中这些可敬可爱的史官的努力，虽没能改变社会，守住渐渐消逝的三代之礼，但却给那个激荡时代添上一抹不变的原色，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让我们迷茫时，可以找到知音，找到榜样，或者单纯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