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策读后感

篇一：《治安策》读后感

有关贾谊《治安策》读后感：

学者对贾谊的评论中，影响很大的是苏轼的《贾谊论》。文中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谊有王佐的大才，很可惜不能很好地用自己的才能。

我的看法，贾谊是善于用才的。理由有二：一、贾谊能做官。年二十余就入朝为官，受到汉文帝赏识，一年中就升到太中大夫。天子还想让他任公卿之位。二、贾谊能作文。贾谊死时才三十三岁，留下《过秦论》、《上疏陈政事》、《大政》等诸多名作，如《过秦论》堪称千古名篇，被司马迁收入《史记》。《上疏陈政事》被班固录入《汉书》。汉人著述虽多，能留下千古名篇的能有几人！贾谊虽然英年夭折，却也高度施展了他的才华。怎么能说他“不能自用其才”呢？

许多学者认为汉文帝是明君，在明君当政的时代还不被重用，那就是臣子自己不善于用才。理论上似乎可以这么讲，实际要比理论复杂得多。君臣合作是成功的保证。但是君臣是否能顺利成功地合作，有四方面的因素：时代，形势，君主和臣子。君主是很重要的，但明君并非没有冤假错案。

贾谊提出改革方案。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损有余而益不足”。他的方案必定要损害王公贵族的利益，自己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是古今中外毫无例外的。苏轼为贾谊设计人生道路：“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这是天真的想法，至少是书生气十足！如果与绛（周勃）、灌（灌婴）深交，就会同流合污，还怎么能去改革！如果真想改革，即使是深交，也会因为利益冲突而断交。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就是要从既得利益的当政者、权势者手中将其中一部分的利益拿出来分配给其他应该获得利益的人。当政者如何不反对？商鞅、吴起的改革，虽然得志，君主一死，他们就遭殃。管仲、子产也搞过改革，没有待且忍，仍然得到成功，因为死在支持改革的君主之前。所谓“十年可以得志”，也是靠不住的。十年，世事变迁，三十多岁的贾谊如果真的得势，位居众臣之上，七八十岁的老臣岂能不忌？怎么能“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个幻想，那么贾谊就可能变成改革的对象，不但不支持改革，还可能极力反对改革，迫害改革者。

周勃、灌婴批评贾谊说：“擅权纷乱”。王夫之认为，“于谊为诬，于轼允当之矣。”对贾谊来说是不合适的，是诬陷；对于苏轼来说则是公允正当的。“藉授以幼主危邦，恶足以知其所终哉？”如果真的将“幼主危邦”委托苏轼去料理，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王夫之认为：“王安石之于谊似矣??然则世无逆求于己，己未豫图其变，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经营之，未有能济者也。充谊之志，当正学之世，尽抒其所蕴，见诸施行，殆可与齐黄并驱乎？”（《读通鉴论》卷二《文帝》）贾谊与王安石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想经营四海大事，从来不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结果遭人陷害，导致失败。如果有明君能够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肯定会做出一番大事业，“功不在禹下”。

李贽认为贾谊“通达国体，真实切用”，“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后代一些儒臣“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却“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焚书》卷五《读史·贾谊》）。李贽以大无畏的精神议论古今，不崇拜权威偶像，独抒己见，对贾谊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实属不易。后代当官的没有研究，只是随声附和，议论贾谊，不能理解贾谊的切实政见。这大概也包括苏轼的《贾谊论》中的观点。

陈平与贾谊，都是西汉的政治思想家，都是智力非常高的杰出青年，命运却大不相同。差别在哪儿？同样有奇才，同样在年轻时展示出来，同样有人告状，而告状者同样是周勃、灌婴这些文盲或半文盲的武夫。不同的是君主，刘邦与汉文帝。刘邦经过了解，认为陈平的受金盗嫂只是小节，他的才智正是当前激烈竞争所急需的，因此，不但没有责备陈平，还给

予厚赐，并赋予特殊的权力。为陈平以后立奇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叫良匠不因小节弃大材。汉文帝就不一样了，他对于周勃等诸老臣特别尊重，不敢得罪先帝时代的老臣，开国元勋，只好牺牲青年学者。当时没有对立面的压力，不用贾谊暂时还没有亡国的危险。汉文帝是继位之主，也没有那点远见卓识，也缺乏刚毅果断的气魄，实在顶不住那些老臣的围攻。刘邦是创业之君，汉文帝是继业之君，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刘邦如果像汉文帝那样，就不能夺取天下。总之，由于时代和形势的不同，由于君主的不同，决定了陈平与贾谊的命运不同。

在贾谊看来，治理国家就如同屠夫宰牛，一方面用仁义去安抚百姓，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也要运用武力手段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这才能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足。

贾谊的建议虽然是从为维护封建王权出发而做出的，但是对现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我们要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保证人民的安定团结，一方面要多推出惠民利民政策，但是当国家主权问题受到威胁时，我们又要毫不畏惧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我以为，后世有贾谊之才者，应该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要进行改革，就要坚持到底，不管别人说什么，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甚至将身家性命全都置之度外，也应该将后人可能的议论放在一旁，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随便说去，你该干什么照样干去。不要因为苏轼的议论而错失良机，如果“待”而且“忍”，可能失去难得而易失的机遇。如果有人想的全是私利，又是急功近利，急急忙忙，跑官谋利，那么，以上的话对他们就不适用。那些人如果急功近利、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拼命向“钱”，那么，可能更快地进牢狱，或者更早地上断头台。

篇二：论治安策

《论治安策》读后感 汉散文代表

汉通过分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也存在异姓王，乃至同姓王反叛的潜在危险，贾谊的这篇长赋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分析，提出君主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未雨绸缪，通过削弱王侯的权利达到稳定政局的效果。

在贾谊看来，治理国家就如同屠夫宰牛，一方面用仁义去安抚百姓，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也要运用武力手段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这才能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足。

贾谊的建议虽然是从为维护封建王权出发而做出的，但是对现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我们要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保证人民的安定团结，一方面要多推出惠民利民政策，但是当国家主权问题受到威胁时，我们又要毫不畏惧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苏轼《六国论》读后感 唐宋政论散文代表

苏轼的《六国论》，从宾客，人才这一角度，论说了六国为什么能够能较长时间存在下去，而秦国却速亡的原因，在他看来，六国的君主，名士都善于挖掘收拢人才，这样便导致政局在一定的时间内得到稳定，而秦始皇的做法是将这些门客全部驱散，而只崇尚法律，这好比放虎归山直接导致了秦国的灭亡。

苏轼的观点在现在看来多少带有一些英雄史观的色彩，认为历史是有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能力所决定的，这有其偏颇之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人才，是永远不会得到快速的发展的，所以我国现在提倡的科教兴国，人才兴国，便是从人的角度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答谢民师书》读后感 古代的书信散文代表

此文主要论说了苏轼自己对于创作的见解，在他看来文章最重要的不是在于文辞的华美，而是在于“辞达”，即是要做到思想与内容的统一，中心的明确。因为只有这样，写作文章才会有的放矢，让读者一目了然，在“辞达”的基础上，文采便会运用不禁。

这样的观点对于我们现在写作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我们现代人无论是创作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所追求的往往是语言的华丽，这样一来虽说意境很华美，但是实际上文章的主题思想，要表达的真实感情便会淹没在这些本不需要的华丽语言中，读者也会感到厌烦。所以苏轼的建议，就是要我们首先突出中心，表现主题，在此基础上再去追求文采，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论“文章三境”》读后感 文学理论散文代表

在作者看来，做文章讲求三境：圣境，神境，化境，内心丰富，下笔才有神，文章要经过用心思考，深思熟虑，布局严谨，结构统一，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深刻的内容和含义，只有有生活的磨砺，丰富学识和实践经验，内心饱满丰富的人，才能达到心不至，手亦不至，而文至的境界。

所以说文章的写作不只是书桌上面的事情，而是必须与生活相联系，有真情，发实感，这样的文章才有其生命价值，读者读来才不会觉得索然无谓。文章创作切不可功利，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字句终会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一般随史而去，什么也不会留下。

《蝜蝂传》读后感 古代寓言散文代表

俗话说的好“站得高看得远，掉着下来摔得惨“，蝜蝂这个小虫，贪得无厌，不惜将自己压死摔死也不会停止对东西的背负，直至死亡。作者用这个小虫来讽刺当时的一些贪官污吏，聚敛钱财，到最后东窗事发的时候，后悔也来不及，成为阶下囚的悲惨状况。

时至今日，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蝜蝂”也不在少数，行贿受贿，只为升官发财，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贪污的是人民的血汗钱，但他们开始的收钱的那一刻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道义上的谴责让他们无法承受，最终会导致他们的灭亡，千年之前的文章，现在读来，也不失教育意义。

《项脊轩志》读后感

归有光的这篇散文，从小处入手，描写自己曾经生活过的项脊轩，行文之间饱含深情，无论是对房屋的过去还是现在的描写都是充满喜爱之情，并通过祖母的婢女来追忆往事，更是自然入妙之笔。另外文章中除了写景还有写情，写亲情，友情，还有对逝去妻子的追思，平淡中见真知。

文章更加重要的一点还突出了作者的志向抱负，这一点从对守丹穴的寡妇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自己相比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虽有才学，但是无奈只在“井底”，抱负无从施展，不得不感到遗憾。总之，此文在叙事上以白描见长，抒情亦以朴素为本，老老实实回忆，平平淡淡叙述，但感情却从这些简单的文字中得以自然流露。

《长兴县编审告示》读后感

这篇文章虽不能称作是文学作品，充其量也就是一篇应用文，但是却很好地展现了作者的施政理念，那就是不偏袒大户，爱护小民，从字里行间中流露出自己为人父母官，希望给百姓带来安康的美好愿望。文章通过对比等手法进行论述，主题明确，其中的为官之道对现在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我们现在的官员，对于大企业，大公司，可以说是礼遇有加，可是对普通的百姓疾苦却不闻不问，这不免让我们感到一种悲哀，殊不知，这个社会是人民的社会，你如果的对下层人民的民生问题不予以充分重视的话，那你失去的将会是作为社会根基的人民大众的支持，希望我们的官员好好考虑一下应该怎么做。

《书何易于》读后感

什么是好官，是政绩高，收税多？应该都不是，何易于给我们了一个好官的标准，就是为苍生，为百姓谋福利的官才是好官。他可以在上司来视察的时候主动自己拉纤，只因为百姓正处在农忙季节，还可以在上头收税的时候，一把火烧了告示只为民众减轻负担，这样父母官，在最后考核的时候却只得到中上的评定，实在是说不过去。

我们现在的官员，有几个可以像何易于一样勤政廉洁的，很少，为了升官发财，为了讨好上司，不惜余力阿谀奉承，这样的官员能为百姓谋福祉吗？我看不能，但是他们年年岁末，奖金，先进却拿了一大推，这些和何易于比起来，难道不应该上我们去反思一下官员的评级制度吗？

《童心说》读后感

什么是童心，在作者看来实质上就是真心，就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干扰时一颗还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作者坚持认为只有保持真心做出来的文章，干出来的事情才会是真实的，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他保有童心。而现在的大众却应为过多感性或理性因素的牵绊，做出的事情都是带有虚假的成分。

作者通过写此文，来揭露道学及其教育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对于现在也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圣人的话，我们没必要刻意遵循，他们的话是在保有童心的情况下在特定时间特定情况下所说，我们要学习的是这种纯洁无邪的心灵，自由解放的个性，而不是枯燥乏味的理论。

《提孔子像于芝佛院》读后感

人人都认为孔子是大圣人，都认为道教，佛教是异端，这些观点都来自于父母导师，儒家前辈，孔子本人。作者对这一现象作了深刻的逻辑分析，从一个侧面指出了我们某些观点不一定是十分正确的，只不过由于千百年的传承，直接导致了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是十分可怕的，一个国家一个名族如何任何时候都是为理论是从，而不从探究这种理论的真实性，历史来源，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根本上得到发展。任何观点和学说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要辩证发展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在通往真理的路上才能更进一步。

《论文》读后感

作者所在的时代，有一部分人主张模仿古文进行创作，作者作此文对此进行了抨击，在他看来今人对古人的可以模仿，只是从形式上进行了模仿，而不能真正体会古代文章的精髓之处，所以他从文章的流变入手分析阐述，更加明确了文章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是死板模仿。

俗话说，我手写我心，没有生活，没有想法，一味追求形式美的文章是没有灵魂的，在哲学上，我们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凡事要通过自己真实经历去创作，这样的文章才有可读性，才会有其存在的价值。

《<夜航船>序》读后感

说到知识，在作者看来，有些是关乎文章条理，内容的，不得不进行记忆，而有些知识却显得不是很重要，所以不需要去刻意记忆。同时作者”两脚书橱”的说法更是有其深刻含义，讽刺那些只会死记硬背，而不注重理解的人，这样的人，纵然知识再多，也是死的，还不如没有。

我们学生学习也是一样，要学以致用，要融会贯通，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知识是死的，但是我们学习知识的目的就是要用他们去运用，而不是只当做一种炫耀的资本。记忆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死记，在记忆的同时要知道这些知识的前因后果，这样才能加深理解。

《柳敬亭说书》读后感

文章篇幅短小，但就这短短的篇幅让读者对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得益于作者的行文安排和一些艺术手法的运用。文章欲扬先抑，欲说其技艺的高超，先描写了他丑陋的外表，再用王月生来衬托其说书艺术非同一般，除此之外还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以及细节描写去凸显人物形象，更使其形象饱满生动。这对我们今后的文章写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要写好一个人不容易，但是如果能抓住一个人的主要特征，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进行渲染，那么这个人还是能够真实地跃然我们眼前的。

《黄生借书说》读后感

我们常说，东西一旦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读书的道理是一样的，作者以自己小时候的例子为佐证，通过多次的对比分析，说明一个人在借书看的时候才会知道书籍的珍贵，而当自己富足书随时可以买到看到的时候，反而对书的珍视程度反不如从前。

道理是浅显易懂的，这也同样告诫人们，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是如此的优越，更应该知道光阴易逝，应该抓紧时间用心读书，珍惜现在大好的读书条件和自己的青春年华，刻苦攻读，使自己成为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才。

《病梅馆记》读后感

作品以梅比喻人，托物议政，曲折地表达作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和束缚的不满，反映了作者要求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和渴望挖掘人才，治疗病态社会的愿望。在作者看来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生长发展规律，如果人为地去控制其发展，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也应该以此太反思一下，我们将每个学生按照固定的思维模式培养和教育，而不注重因材施教，这就导致我们的学生仿佛都是一个模子里面制作出来，而压制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这样一来无论对学生自身，还是国家今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利的，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

《原毁》读后感

时下我们经常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人。柳宗元的这篇《原毁》从“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进行了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原因在于”怠“和”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更是入木三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做人不一定要做虞舜一样的圣人，但是一定要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小事入手，遇事多从自己身上想问题，见贤思齐，不去妒贤嫉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和思想素质，做一个纯粹的人，对社会有益的人。

《杂说四》读后感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文章通过论说，告诉了我们这个现实的道理，认为如果不按驾驭千里马的方法去驾驭它，不按它的食量去喂养，再好的千里马也会淹没在众马之中。告诉我们要有慧眼识真的能力，充分去发掘千里马。

现实社会的现状也是如此，这个世上不缺人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人才却淹没在众人之中得不到重用，这对国家人民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健全一套真正切实可行的人才选拔机制，让英雄也能有用武之地，去大展身手，这对我们现代化建设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捕蛇者说》读后感

“苛税猛于虎“这话形象地表现了古代社会赋税的繁重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苦难，所以文章中的主人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一年两次去捕毒蛇献给官府以换得长久的快乐，读来不禁觉得悲哀，为逃避赋税，竟然可以不去顾及自己生命，不知当权者在看到此文后作何感想。 时下，我国虽然不存在这种高税负的情况，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品还不是很高，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处在贫困线左右，居民看病难，就业难一次次成为新闻报道关注的焦点，但是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不禁要问，在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还要让我们的人民群众为一些民

生问题发愁吗，制度的保证是必须的，但重在落实，只要落实到实处对人民才是有益的……

《阿房宫赋》读后感

杜牧在文中，通过描写阿房宫的兴建于其毁灭生动形象地总结了秦朝统治者因为骄奢而亡国的历史教训，向唐朝统治者发出了警告，表现出一个封建时代正直文人忧国忧民，匡时济俗的情怀。文章将阿房宫的富丽堂皇写得淋漓精致，与民众的穷苦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发人深思。

当今社会，虽然没有富丽的阿房宫，人民生活也没有特别的穷苦，但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还是大量地存在，直接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进行解决，爱民，富民使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民生工程，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才能真正达到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论贵粟疏》读后感

农业乃民生之本，晁错认为，汉代人口众多，但粮食积累却不如虞舜时代，主要原因就是“谷贱伤农”，君主重视金银商业却忽视了对农业的发展，粮价很低，同时赋税很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背井离乡放弃农业生产，所以他建议提高粮价，君主要倡导农业的重要性，使人民安居乐业。

两千年前的这篇文章虽然有其偏颇之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农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忽视的，现在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保民生，关键一点就是要保证粮食供给，而这又需要对农业发展的合理规划，这篇疏不可不谓是对当下时局的一个有利借鉴。

《上皇帝书》读后感

俗话说江山易，守江山难，那么在徐乐看来，对于国家的危险，主要在于“土崩”和“瓦解”两类情况，“土崩”就是广大农民揭竿为旗进行的大规模起义，而“瓦解”就是诸侯王进行的叛乱，在他看来“土崩”是最需要重视的，农民虽无良马强卒，但是他们往往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愤然之举，所以会有很强的斗争性，也就从一个侧面建议君主要体恤民生。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顺民者兴，逆民者亡，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将民众的利益放到首要位臵，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切实去为人民办实事，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政局才会安定，徐乐的这篇文章在封建社会不以王权是从，把民生问题提到了一定的高度，有其先进的一面。

《桃花源记》读后感

封建社会人们渴望安定富足的生活，但是连年的战乱让人(来自:WWw.zW2.CN 爱作文网)民这点最基本的愿望也不能达到，陶渊明的这篇短文，虽说真实性有待商榷，但是他笔下的人物个个生活怡然自得，幸福美满，周围景色秀美醉人，确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之情，也在侧面对但是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抨击。

时至今日，我们虽然没有了战乱的纷扰，但“桃花源”的这种生活却看似离我们还很遥

篇三：礼为邦本——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礼为邦本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对于明朝兴亡，不少人持“明朝之衰，始于万历”的看法，但此观点未免流于表面，未能触及明朝衰亡之根本。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于1981年出版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一书，则以公元1587年即明万历十五年为原点，将该年份前后的人事串联，抽丝剥茧，提出了他的个人观点——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历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朝而极[1]。尽管此看法未必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书中详实的史实和分析论证仍不失为明史研究极好的参考和借鉴。

一、礼为邦本，本固邦宁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足可见礼仪于古代中国之重要性。或者它还有一别名，道德。统治者通过传统道德体系来将天下万民的思想纳入掌控，而这种精神教化具体到现实生活中，便是一套完整繁复的礼仪制度。

黄仁宇在《万历》一书中，便描绘出这样一个明朝政治图景：社会不鼓励也不容许创新，百官只需要按照既定规则去推动国家机器运转，或者被既定规则带动运转；皇帝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守成，而他自身资质与抱负如何并不重要。每个人的言行作为都必须符合礼仪制度，或者说等级秩序的规定，社会才能安定，这正是儒家延续千余年的治国政策与理想。汉初的贾谊在《治安策》中就提出一段“台阶”的比喻，形象说明了坚守礼制之于统治稳固的意义[2]。通过等级森严的礼制塑造一个高高在上的圣明皇帝，一个道德权威，人们绝不会也不能对其正确性产生质疑，同时这个道德权威也是那些对饱受基层官员压迫与剥削的下层民众的心理安慰与寄托。政治权力是建立在道德权威上的①。正因如此，万历和他的朝臣才不辞辛劳地重复各项繁琐枯燥的礼仪，早朝、经筵、亲耕、祈雨??尽管这些形式主义十分令人痛苦，并且对许多实际问题没有任何作用。

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神权教权的泛滥，在封建及以后的中央集权时代，宗教在中国并未形成世俗权力。事实上，宗教的精神领袖作用，在古代中国早已为传统道德所代替（这或许也是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这样既达到了思想统一的目的，又避免了中古西欧教权与王权（世俗政权）的矛盾，社会因宗教而动荡。秦以前的封建社会①[3] 关于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威的关系，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9-40页。

里，是由大宗带领小宗祭祀，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社会，则是由皇帝作上天的代言人。以信仰为政治手段维持社会的稳定，将宗教收归世俗权力的掌控（例如道教的神仙总要经由皇帝封授），儒家的治国方略实在棋高一着。人在心理上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依赖对象，崇拜由此而来，仪式更是不可缺少。没有崇拜，这个信仰就什么都不是。于是通过祭祀而敬畏鬼神，通过叩拜而敬畏君主，从而顺服，这就是看来空洞的礼仪的现实性。不知是否孔子早已有此洞见，所以他本人是一个无神论者，却鼓吹大家求神拜佛。“祭如在，祭神如在。”（《论语·八佾》）明知道神鬼（或者祖先）不在，也要假装它们在。这一套思想教化，说白了就是愚民。黄老则更为直接，“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可以持天下弗失。”（《淮南子》）[4]

道德之于明朝，理论上是万能的，不仅是国家行政根本，同时也是皇帝与官员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内阁首辅虽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行相权，但名义上却只是皇帝的秘书长，地位不如宰相，制度上更不正当[5]。这使得首辅不可能像过去的宰相那样名正言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只能曲线救国，按照本朝的规则出牌。这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张居正有重振朝纲的雄心，却也只能私人函授他的亲信官员该如何向皇帝奏报，自己再票拟批准自己的建议，以权术来弥补建立在道德前提下的制度之所缺。他的引用私人与上下其手最终无可避免地成为反对派攻讦他的理由[6]。许多官员认为张居正之败在于违背了德治的精神，为了避免重蹈这一覆辙，他的继任者申时行便努力扮演和事老，企图用道德去统一和配合制度所不能驾驭的文官集团。然而这正是现实的制度与理想的道德之间绝无可能调和的矛盾，所以申时行亦失败了。文官中真正的儒家信徒视张居正为急功近利，同样也认为申时行首鼠两端。在这些忠信之徒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海瑞。

黄仁宇给海瑞的评价是“古怪的模范官僚”，确实，从道德要求出发，他堪称模范；但就现实生活而言，他却与现实格格不入。海瑞与申时行有一共同点：企图以个人道德之长来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7]。他的身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道德与法律的矛盾。他不相信抽象的道德可作为治国根本，他重视法律，执法不阿，但断案标准有时却仍是传统道德②。即是说，面对道德，法律是妥协退让的。纵使海瑞们不相信，但因他们本人也是脱胎其中，所以仍会将道德奉为治国行政的圭臬。

二、不患贫而患不安 ② 海瑞认为地方上十之六七的诉讼可以立刻判明是非，对于少数尚待斟酌的，他自有一套符合“四书”训示的标准。详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157页。

礼治的思想渊源并非仅仅来自于儒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中的这句话，可说是否定法治的，汉代解读老子的《淮南子》一书则将之进一步阐释为治国要以礼为内核[8]。而老子自身对于“盗贼多有”的对策，则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它还有一句近义句：“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大概也可算是传统经济理论的思想源之

一。钱穆在谈到中国传统经济时，概括其“制节谨度”，“使富者足以示贵，使贫者足以养生”[9]，但换个角度从上文《老子》中的话来说，便是安于现状，抑制发展③。重农抑商，不鼓励发奋上进，都是源于“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实质在于维稳的治国目标。保护落后的均衡经济政策自明朝建立之初便已开始实行，即便万历想要有所作为，也是积重难返，他的朝臣，或者说他与他的臣子所身处的制度亦不可能接纳改变。

黄仁宇在自序中举例简要说明了明代维稳政策之甚：军需税收不由中央总收总发，而是本地直接供应，官员旅费等其他税费亦是如此（本地自给自足或者由富余的邻地补贴）[10]，这使得交通、通讯等相应基础建设因而得不到发展（事实上明朝政府正是为节省这些方面的费用才会采用短程补给的方式），财政缺乏数字上的统一管理也使中央无法有效控制全国的经济，并根据实际状况作出应有调整。

可以说，明朝在经济方面十分失败。洪武皇帝力倡节俭，结果不仅适得其反，导致官员严重腐败（下文会再谈及），农商业尤其一塌糊涂。一方面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苦不堪言，政府却没有增加收益；商业上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的匮乏更是惨不忍睹[11]。如果说明朝在政治上以儒家的“礼”为核心，经济上则可以说以黄老的简朴为基础，只可惜过犹不及，一味想令社会回复古时的单纯，而完全脱离了现实。

三、阴与阳

千里为官只为财——任何君主都不乐意听到这句话，即便它代表了大部分人的真实看法。朱元璋厉行节俭，也花了很大力气反腐，其手段不可谓不狠，例如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但事实上，腐败一直是明朝突出特点之一。对比明朝的实际状况，我们或许可以对西方倡导高薪养廉的合理性有些了解。

明朝政府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薪俸之低以至于许多官员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因此官员们弄点灰色收入也就无法避免了。尽管这不能为贪污腐败开罪，但很多官员读书做官只是为了自己及家族的利益，他们并非个个有副圣人心肠天下为公，这是制度设计者以及当权者不得不承认的。申时行将人的私欲一面称为“阴”，而公开的③ 实际情况中，中国的农民确实也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足以养生”而已，但这已经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6-81页。

道德标准则为“阳”，整个文官集团正具有着这种双重性格。在公权与私利之间存在着如此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差距，张居正与申时行都力图修补，但正如前文所述，制度上的罅隙注定他们不可能成功[12]④。

阴阳对立的难以避免或许是因为德治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政府通过士绅来领导地方自治⑤，维持统治的稳定，这就要求士绅阶层必须能保有它的经济基础及社会权威，而这二者显然需要通过考试做官来保护和谋取，也需要士绅们组织起来以保证安全。通常情况下，总是由一群人供养一个人考试做官，而且如果这个家庭原本处于下层，那就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⑥。由于以上原因，一个人对他的家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必须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为家族以及家乡提供庇护和谋取利益。因此，官员的私欲可以说是传统政治的必然产物。通过做官而获得社会特权以及安全保障，这是大部分官员，甚至可说是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识，以至于即便个人对此种行为再是深恶痛绝，也必须屈从现实。陶渊明是如此，李贽也是如此[13]。

综观中西方政治制度可以看出，阴与阳应是贯穿整个制度发展轨迹的关键。中国的政治传统历来是贤人政治，而西方却在封建制度衰落过程中将逐渐靠向法治。后者的思想前提是承认包括行政者在内所有人都有私欲以及追求私利的权利，再以法律加以规范限制。李贽也有这样的勇气，在凝滞的道德社会中敢于正视公利与私欲的矛盾，公然撕破申时行等人所苦心弥合的阴阳之间的破绽，对自己以及全国文人的良心提出拷问。承认私欲，应该说是李贽思想最为进步之处，同时也最值得纪念。这无疑是对国家政治根基的质问与动摇，也是更新哲学、政治思想的一次机会，但是很遗憾，李贽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并没能在一滩死水中激起多大波澜。他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办法，他破多而立少，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更多的时间深陷于天人交战的自我矛盾中，致力于理论，却少有真正推动社会的的实践[14]。这或许与李贽本身属于士这个阶层有关——一个非革命的礼教宣传者，只关心秩序与安全的特权阶层[15]。

《万历十五年》一书所展现的大明朝就是这样一座悬于道德高空的空中楼阁，始终未能与现实接轨。不同于西方中古时代思想受制于神学，其幸运在于思想霸权并未与世俗权力统一，因此当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寻求个性解放时，能够得到王权的支持。而中国却早已将道德作为行政根本，要打破禁锢何其之难。假如大方承认人的私欲，从根本④ 事实上政府早已承认了实际行政与道德理想的脱节。详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184-187页。

⑤ 实际政治生活中，有一条自下而上，即向上反映民意的轨道，这其中士绅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皇权无为、人民自治之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56页、116-118页。 ⑥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9-12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244-245页。

上有权利监管与限制的意识，我们未必不能产生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时至今日，当机制仍不能有效监管权力，精神上又完全摆脱传统道德的约束时，后果时人已共睹。今日一味宣扬所谓“爱国主义”等口号，而非倡导个人理性思考，不啻于为民众塑造一高高在上的思想圣典，借以搪塞敷衍对个人权利的追求，亦可说与传统政治一脉相承。我们的国家本质上仍是着眼于政治稳定——稳定固然是需要的，但是为了维稳，最好也是最糟的方法就是禁锢，这与两千五百年前的子产不毁乡校相比，岂非不进反退了？稳定再前进一步，就是停滞，甚至相对的倒退。李贽所代表的明代思想界的苦闷，今人未必陌生。

参考文献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北京：三联书店，2006：4-5

[2]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66-468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3-10、52-56、141-143

[4]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96-503

[5][6][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20-21、73-77、158

[8]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30-432

[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8：49-57

[10][1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2-3、171-176

[1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64-65、105-107

[13]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8-112、9-1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244-246

[1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239-279

[15]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1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