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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苏轼的空灵
李白是天真汉,苏轼是阿Q翁,他们都是浪漫的牢骚家,是屈原的衣钵弟子.屈李苏都怀抱伟大的政治理想,但就像陆游、辛弃疾空有伟大的军事理想一样,如果真有机会,他们未必就真有能耐实现他们的抱负.
之所以他们的骚怨一个清高、一个豁达,一个飘逸、一个幽深,那是因为他们一个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一个则深染了佛家思想的色彩,但两人都是欲入世而不得后的出世之想,是充满苦味的空灵和洒脱.
2 在对待科举考试的态度和结果上.
李白是有名气的翰林供奉,却是“草民”.在唐代科举盛行时,李白不屑于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却幻想着实现使“海县清一、寰区大定”的非凡政治抱负.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在唐朝,从一介武夫进身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的,并不罕见,要说文人一夜之间就被擢于权力要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科举制度既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又是一种任用人才的官人制度.朝廷定期举行这种公开考试,就是为了给任何人以同样进身的机会,尽管这种做法有其局限性,但它采取公开竞争的方法,是比以前的任何一种选举制度都更进步、更合理的.李白却不愿走这样的入仕之路.他一生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甚至没有获得有所作为的机会,是他当初不愿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然结局.从李白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及其在政治上所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可以看到李白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耽于幻想,是一个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苏轼是翰林学士,是进士出身,“身经百战”的科班人物.苏轼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就要实际得多.他的父亲在科场几试身手,名落孙山,对科举考试的不满,苏洵在《上韩丞相书》、《广士》等文章中,均言之切切.要说对科举考试容易产生消极看法,苏轼倒比李白更有可能.但苏轼父母和他本人都同样清楚,在当时不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一切政治抱负都无由实现.尽管他们也深知考试之弊,仍然竭尽全力准备应考,并且一举高中.苏轼此后一直浮沉于宦海,即使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和灾难,他毕竟在一生中脚踏实地地实践着自己的政治主张,生活信念,并且尽可能地惠民一方,做了许多有益于老百姓的实事.苏轼一生的政绩,赢得千载人民的怀念爱戴,与他当初以现实的态度对待科举考试有关.苏轼比李白更能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人生的漫长旅程.更准确地说,苏轼能够把现实生活和艺术幻想区别开来,避免用不切实际的幻想处理现实生活问题.
3 对自己的才能的自信心上
李白和苏轼,都是天赋极高的才士,在他们的作品和言行中,都流露了对才能的高度自信.仔细比较一下,两人的自信也存在差别.
首先,李白的自信有不少自我理想化的色彩,苏轼的自信则有较多的自励成分.
李白天宝初年被召入京,临行时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惊人之句,对此行的政治期望极高.其实,由皇帝下达诏书征辟草泽之人,至少在汉代就形成了较为正规的制度.这种征辟活动的实质,政治宣传的目的是最重要的.除了某些身怀绝学之人以外,一般人被征辟,主要是享受政治上的荣誉,安排的官职并不一定十分显要.李白对这一活动的历史应是了解的.他以一介布衣被征,主要因为在诗歌写作方面的才华,召为翰林供奉——扮演一个御用文人的角色,正是征召他的全部用意.至于适当时候是否委以官职,就要看他的表现而定了.不幸的是,李白却赋予了这次被征太多的理想化内容,以为长期以来的幻想性抱负,当初“历抵卿相”未能实现,这一去必然可以实现了.由于他基于对自己政治才能太过理想化而对此行寄予过高希望,一旦到了京城,只不过为皇帝写写歌词,凑凑兴,使他产生了极大的失望.于是,言行之间不免有所流露,授予讥谗者以口实.、最终连一般人可以捞到的一官半职,李白也没有得到,在宫廷里无聊地呆了两三年,“赐金放还”草草收场.这里不想评价他没有得官是好是坏,只想用这个例子,来分析李白纯以文人的理想化眼光看待政治现实,在政治生活中处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
苏轼在宋神宗逝世的几个月里,从汝州团练副使起知登州,数月之间擢为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升擢之快是少见的.苏轼面对政治地位的急遽变迁,以他的才能是完全胜任的.但他的最大感受主要不是惊喜、自负,或对前程想入非非,而是忧惧、谨慎,想着怎样以工作成绩来报答知遇之恩.因此,元祜之初他与有恩于己的司马光争论役法,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而最大限度地放弃了他所喜爱的文艺创作,不过想尽量把份内工作做得出色一些,既是极答知己,也是不给环伺周围的小人任何攻击的把柄.因为饱受小人谗害的苏轼,任何时候都不会对严酷的政治斗争掉以轻心,他清楚地知道,政治斗争与艺术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存方式.所以,对苏轼来说,出乎意料的仕途荣宠,不仅仅是名利的满足,还有掩蔽在名利之下的可怕陷阱,一不小心,就会为之付出惨痛代价.这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未曾置身其中的李白是难以体验的.
其次,李白的自信较少受到政治斗争的直接伤害,自始至终都保持了一种难得的真纯,苏轼的自信不断受到身世挫折的考验,其体现的方式是不断变化的.
李白迟至晚年,才因入水王幕府而受到政治的无情惩罚,系狱流放,让他领略了政治生活残酷可怕的滋味.总体说来,由于他长期置身官场争斗之外,对政治生活并不熟悉,所以他的理想化政治抱负,以美好希望的形式存在于心,总是想试试“铅刀一割”,却始终没有现实允许的机会,当他在诗歌里作动情的咏叹时,显得尤其动人.说句对李白也许不太公平的话,庆幸现实始终没有给他提供从政的机会,如果让他到官场里踢打一番,他未必就能像谢安一样,拯救了苍生黎元,然后全身而退.当他以文学的形式描述其天真烂漫的理想抱负时,特别动人可爱,因为文学是需要幻想的.如果真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得到的回报只能是失败.
苏轼年青时代“慨然有天下之志”,与李白是极其相似的,但苏轼自从介入变法革弊的争论,就始终处于政治震荡的中心,无法抽身事外.他因此受到一系列的政治打击,不仅一己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甚至连累到兄弟妻儿.在尝试了这些教训之后,并不是他的自信心消失了,而是开始思索一个新的人生课题：自信心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价值尺度之上?从苏轼一生价值观的转变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朝着实践人生的精神价值、即日益超越世俗名利地位的方向努力.苏轼晚年远贬岭海,支撑他的生活勇气并不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恰恰相反,他对官场是非之争极为厌倦,对政治前程已完全绝望,是远离政治纷争的自由自在生活,不计得失的精神松弛,以及超越名利而获得的人生洒脱,心境宁静淡泊,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体认到生活的满足,生命的美好.靠着这样的精神力量,他有幸生还中原,没有横死天涯.很明显,苏轼晚年的自信,并非基于对政治能力或价值的判断,而是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对自己的人格追求,坚定不移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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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豪放与“仙气”的区别.
有人把李白与苏轼作过一个比较,得出结论说：“虽然与李白一样,苏轼也算得上是北宋一代最为豪放的文人,但他仍比李白细腻得多,内向得多,也往往在狂放之余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慎静以处忧患’,正是苏轼人生哲理的核心.”唐宋士人的心理和情感差异,确实是各自时代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女士曾比较过太白东坡这两位古代诗仙之不同,谓东坡乃是“人而仙者”,他有“人”的烦恼,需用飘忽的“仙气”予以解脱,与太白之“仙而人者”有着显著不同.同时,正是其为人那份难得的坦诚、直率和心地善良,又让后世之人提到他就倍感亲切.美籍华裔学者李一冰说：“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苏东坡新传·浩气不亡》)正是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伟大人格,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崇敬与亲切.
苏轼对官场很厌倦,却终身没有离开官场；他对名利相当淡薄,但从未坚决拒绝；政治对他太不公平,他并没有斩断与政治的联系,他对山水林泉极为耽爱,却未曾离群索居,隐逸楼迟.这一切从消极方面分析,表明随着宋代专制政治空前强化,文人自立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只能依赖于为官取禄.从积极方面看,是苏轼立足现实有所作为的生活原则作出的必然选择.苏轼的人生态度,就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长期生活而逐渐形成的,所以更显出文人的现实生活态度,也更加的让人感到理解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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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毕竟主要是一位诗人,其文学成就相对局限,文化贡献相对小一些;而苏轼则不单是一个诗、词、文、书、画兼擅的文艺全才,而且是一个兼通儒、释、道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多方面的文化创造和贡献使他足当宋型文化的主要代表,甚而象征性人物也毫无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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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是酒,苏轼是茶".
李白喜欢饮酒,喜欢在酣畅中寻找自我,他强烈的个性就宛若酒般的刚烈,喜怒爱乐爱憎极其鲜明而外露.酒同时也赋予了李白色彩缤纷,瑰丽多姿态的生活态度,和超越现实的气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超凡脱俗,这就酒的内质.
而苏轼同样也是豪放的,但他的豪放却有别于李白.李白是豪放中洒脱奔放,而苏轼的豪放中则带有沉稳和理思.比较的内敛,合茶的淡雅和清高的特征,即便再浓再烈,也不会超脱其本质.其实苏轼也是喝酒的,只是他的酒来得更理性,喝完之后还不忘来一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