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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教育家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7 12:15:00 优秀作文
我最喜欢的教育家优秀作文

篇一:我最喜欢的教育家

我最喜欢的教育家

——读陶行知有感

在噪杂、喧嚣、焦躁与浮夸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教育者都需要大师指点迷津,需要一些经典的教育思想来陶冶情怀。大师的力量、经典的力量是取之不竭的,是用之不尽的。我们从大师的思想里所学到的不仅是思想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人格品质和浓浓的人文情怀!

陶行知先生曾经针对旧教育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教育的歧途在于抱着分数忘记了人生,抱着标语口号忘记了人生,抱着金钱忘记了人生。陶先生还揭示了教育的服务方向、办学途径以及艺术熏陶的育人规律。他认为不了解社会需求的教育是盲目的教育,不重视艺术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不运用社会力量办学是无能的教育。

陶行知指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习的主体。先生的责任不只是单纯地教书,应该是教学生怎么学。作为一位英语老师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学习应该是一个自主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学生是主角。而我们老师只是一些传道、受业、解惑的人,我们真正所要做的是教会孩子们怎么去学习。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学习的方法才能让孩子们受用终生。结合我们英语来看,教、学、说三合一的方法无疑对于每个老师都是非常有效和重要的。

综观陶行知教育思想我发现他的精华有四:第一是坚持以人、生为本,为学生的成长、成人、成才提供充要条件。人是生命,教育的本质应该是生命孵化生命;人是万物之灵,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品行影响品行、人格熏陶人格、情感点燃情感。我们作为人民教师要尊重生命、珍惜生命,要树立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要尊重、相信、理解、激励、赏识每一个学生。我们每个人民教师都应该站在人类灵魂的伟大工程师的高度之上去关爱每一个学生。第二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陶先生一贯主张告别“告诉”之施,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坚持学生自动、生生互动、师生联动,让课堂教学充满生命的活力。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更需要如此,在课堂上多一些互动是每个学生内心的呼声,这不但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同时培养他们开口说英语的良好习惯。单纯的说教式教育早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了啊!第三是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充分发挥个性和施展特长。每个学生对于英语的接受快慢程度以及接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老师不能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盲目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教,而应该适当地变换方式以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实际需求。第四是开发学生的潜能,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是最好的。我们应该牢记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陶先生提出了解放学生的脑、手、嘴、眼睛、时间和空间的六大解放,其根本是为了解放学生的创造力。他是中华创造教育的先驱,提出了尊重天性、启迪灵性、诱发悟性、激发创造性、发展个性的重要思想。人的创造力来源于潜意识,有人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比喻:把一个人的意识比作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冰山,显意识就是上面露出的冰山的一角,而潜意识就是隐藏在海水下冰山的主体,它集中了冰山几乎全部的能量。每个孩子都有无穷的创造力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认真的去挖掘。有太多的人都证明了人是有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的,英语的学习对于孩子来说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你发现你的学生学习英语有困难,那么一定是你的教育方法存在某些弊端,是你该学习和调整自己教学方法的时候了。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和精髓。这对于我们的英语教育同样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因为英语与其他课程的不同在于它是一门语言,它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在生活中学习英语,在生活中使用英语,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体会学习的快乐。只有在这种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才能让学习和谐有序。

生活是教育之源,生活是学习之源,生活是道德之源,生活是创新之源。用生活来教育,给生活以教育,为生活的积极向上而教育。我们是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缔造者,让我们把教育熔入生活,带向每个人的心中吧!

篇二:我最喜欢的教育家的教育经典故事

我最喜欢的教育家的教育经典故事

孔子的教育故事

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故事

校园的花房里开出了一朵最大的玫瑰花,全校学生都非常惊讶,每天都有许多人前去观看。

一天清晨,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幼儿园一个4岁的女孩在花房里摘下那朵玫瑰花,把它抓在手中,从容地往外走。他很想知道小女孩为什么摘花,于是,弯下腰,亲切地问:“孩子,你摘这朵花是送给谁的?你能告诉我吗?”

小女孩害羞地说:“奶奶病得很重,我告诉她校园里有这样一朵大玫瑰花,可她有点不相信。我现在摘下来送给奶奶看,看过后,我就把花送回来。”

听了小女孩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于是,他牵着小女孩,从花房里摘了两朵玫瑰花,说道:“这一朵是奖励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你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彼德连柯到工厂去晚了,马卡连柯没有直接批评彼得连柯,而把他所属的分队的分队长找去了,对他说:“你的队伍里有迟到的人。”“是的,彼得连迟柯迟到了。”“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形。”“是,以后不会有了。”彼得连柯第二次又迟到了,马卡连柯把全队集合起来,说:“你们分队里彼得连柯第二次又迟到了。”并指责了全分队,分队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形后,马卡连柯说:“去吧,以后看。”事后,发现全分队的人都教育彼得连柯,对他说:“你迟到了,这就等于说我们全分队都迟到了?”以后,彼得连柯迟到的缺点得到了纠正。

陶行知的教育故事

一次,陶行知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同学,当即制止,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陶行知到校长室时,王友已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没想到陶行知却给了他一颗糖,并说:“这是

奖给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我却迟到了。”王友惊疑地瞪大了眼睛。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对王友说:“这第二颗糖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停止了。”接着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我调查过了,你砸的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并且有跟坏人做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王友感动极了,哭着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自己的同学......”陶行知这时笑了,马上掏出第四颗糖:“因为我正确地认识了错误,我再奖励你一颗糖......我的糖没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陶行知喂鸡

有一次,陶行知先生在武汉大学演讲。他走向讲台,不慌不忙地从箱子里拿出一只大公鸡。台下的听众全愣住了,不知陶先生要干什么。陶先生从容不迫地又掏出一把米放在桌上,然后按住公鸡的头,强迫它吃米。可是大公鸡只叫不吃。怎么才能让公鸡吃米呢?他掰开公鸡的嘴,把米硬往鸡的嘴里塞。大公鸡拼命挣扎,还是不肯吃。陶先生轻轻地松开手,把鸡放在桌子上,自己后退了几步,大公鸡自己就开始吃起米来。这时陶先生开始演讲:“我认为,教育就像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硬灌给他,他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他还是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如果让他自由地学习,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效果一定好得多!”台下一时间掌声雷动,为陶先生形象的演讲开场白叫好。明你很正直善良,并且有跟坏人做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王友感动极了,哭着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自己的同学......”陶行知这时笑了,马上掏出第四颗糖:“因为我正确地认识了错误,我再奖励你一颗糖......我的糖没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篇三:我最喜爱的教育家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我最喜爱的教育家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后改为知行、行知,安徽歙县人。1917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教授和教育科主任,主编《新教育》杂志。后来到北京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干事。 从1923年起,陶行知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和晏阳初等人倡议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7年,创办了晓庄师范,同时确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1930年,晓庄学校被国民政府下令查封,陶行知遭到通辑,逃到日本。1931年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他首先发起了"科学下嫁"运动,创办"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向儿童和普通老百姓介绍通俗科学知识。1932年他开始从事工学团的试验。宗旨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抗日战争中,主要从事抗战教育工作, 1939年在重庆所办的“育才学校”。1946年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1946年7月25日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先生的主要教育观点与思想:

一、生活即教育

首先,教育需求。

陶行知说:“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则之下,人欲是有地位的,我们不主张以天理来压迫人欲。”主张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

其次,教育目标。

陶行知说:给生活以教育。我们应当利用自然界和社会届的助力、阻力去培植幼年人的生活力,使他可以做个健全分子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

再次,教育内容。

陶行知说:“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 “生活即教育”所强调的是教育以生活为中心,所反对的是传统教育脱离生活而以书本为中

心。尽管它在生活与教育的概念相等同,忽视了教育的特殊性和系统的知识传授方面有所忽视,但在破除传统教育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的弊端方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即学校”

所谓“社会即学校”是指“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或者说“以社会为学校”。

陶行知说:“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他认为学校如同鸟笼,学生如同笼中鸟。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因此需要 “把学校的—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把“鸟儿”从鸟笼中解放出来,任其自由翱翔,成为适应生活、融于民众的有用的人。陶行知说:“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的唯一的学校了。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所谓“社会即学校”是指“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

三、“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又一重要主张,是“生活即教育”在教学方法问题上的具体化。

首先,“教学做合一”要求“在劳力上劳心”。

陶行知认为在传统教育下劳力者与劳心者是割裂的,造成“田呆子”(劳力者)和“书呆子”(劳心者)两个极端,所以在中国“科学的种子长不出来”。为纠此偏,就必须“(1)教劳心者劳力——教读书的人做工;(2)教劳力者劳心——教做工的人读书。”(3)“在劳力上劳心”是指“手脑双挥”,将传统教育下劳力和劳心的“两橛子”联接起来,“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

其次,“教学做合一”是因为“行是知之始”。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历来把读书、听讲当成“知之始”,并以之为知识的唯一来源,习之既久,学生就“不肯行、不敢行、终于不能行,也就一无所知”。他认为,行(做)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也是创造的基础,身临其境,动手尝试,才有真知,才有创新。他形象地比喻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不仅个人如此,中国的教育也是如此,中国的教育也须从行动开始,而以创造为完成。

其三,“教学做合一”要求“有教先学”和“有学有教”。

陶行知曾将“以教人者教己”作为晓庄师范学校的根本教育方法之一,要求教人者先将所教材料“弄得格外明白”,先做好学生。同时,教人者还要“为教而学”,即先明了所教对象为什么而学、要学什么、怎么学,“为教而学必须设身处地,努力使人明白;既要努力使人明白,自己便自然而然的格外明白了”。“有学有教”即“即知即传”,它要求:会者教人学,能者教人做。还要求:不可保守,不应迟疑,不能间断。去除“知识产权”的私有,树立“文化为公”的信念。“小先生制”就充分体现这一意义上的“教学做合一”。

其四,“教学做合一”还是对注入式教学法的否定。

陶行知指出,注入式的教学法是以教师的教、书本的教为中心的“教授法”,它完全不顾学生的学,不顾学生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根据生活教育的要求,“依据做学教合一原则,实地训练有特殊兴味才干的人,使他们可以按着学生能力需要,指导学生享受环境之所有,并应济环境之所需。”或者说,“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则;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是服从于学的,而教、学又是服从于生活需要的。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一种大众的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理论。强调的是教育与生活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合一。

陶行知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的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终其一生,用生命诠释: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篇四:我喜爱的教育家徐特立

中国近代教育家徐特立

一、徐特立的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徐特立,1877年出生,原名懋恂,字师陶,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0月-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刘少奇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周恩来称赞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他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及深刻的论述,这些文章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

二、徐特立的教育思想

徐特立是我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从事教育和革命长达七十多年,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1940年至1942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培养科技人才的先河。毛泽东称赞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徐特立从1895年开始从事乡村教育,他从私塾、小学、中学、师范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地改革旧教育,创造新教育,特别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更是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民主主义教育。他为人民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基础教育方面,徐特立提出“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路线教学法,使苏区的扫盲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陕北根据地,徐特立创立文盲师范,开展冬学运动,进行着埃德加?斯诺所说的“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世界上最艰难的教育事业。他殚精竭虑,使陕北地区落后不堪的教育状况逐渐发生了转变。 在高等教育方面,徐特立高屋建瓴办好延安自然科学院,使其成为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的摇篮。为革命事业和后来的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后虽几经辗转变迁,北京理工大学始终以老院长徐特立教育思想为指引,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大学文化——延安精神,培养了大批“红色国防工程师”以及科技、管理优秀人才,成为工理管文相结合的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在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徐特立在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丰富的群众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以群众为学生,且以群众为教师”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产生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工具制作传承活动中,如果没有教育传承活动,人类文明的延续是难以想象或难以为继的,而教育的这种作用,是通过人民群众——一切劳动者的劳心与劳力并重实现的。他于1940年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本位”的教育思想,指出近代教育“否定了封建的教师本位、教科书本位及注入式??,转变到学生本位及生活本位主义,但还没有进到群众本位”。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群众以他们的劳动创造了教育,教育属于人民群众,这是“群众本位”思想的早期概述,以后经过十年的研究和实践,徐特立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本位”的教育科学思想体系,包括创造性人才培养观、身教主义等。当前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办教育。在办学中,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依靠广大教师,注重学生发展,这正是徐特立“群众本位”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徐特立领导延安自然科学院把中央“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精神与群众性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教育发展方式。他撰文指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他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科学替生产服

务,同时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教育是社会的中心、生产的中心”。徐特立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教育具有生产性”认识的先驱。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产、学、研结合发展的事实雄辩地印证了徐特立“三位一体”科学发展观的深远意义。其中四点特别给我们以启示:行动上忠诚于党的事业、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献身党的教育事业。徐特立从青年时代起就主张平民教育,主张为劳动人民办学。投身中国革命后,从倡导平民教育转为无产阶级教育,在苏区、陕北从事最艰难的教育事业。他对人民教育事业抱有最深厚的感情、最真挚的热爱,最具人类文明的仁者爱人之大爱精神。贯彻群众本位的教育实践。徐特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工农劳苦大众及其子女作为受教育对象的人民教育家,他以实际行动推进“群众本位”理论发展,开展平民、女子、孤儿、士兵、干部教育,奠定了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础。身教重于言教的品德。徐特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他破产读书,自学成才,循循善诱育学生,步行长征两万里,作为毛泽东终身之师“师毛”,是革命党人和全体人民的模范。与时俱进,探索教育科学的精神。他主持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教育方针大讨论,探讨党与非党、博与专、理论与实践结合等问题,为建国初期及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教育方针讨论奠定了基础。他强调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全面地科学分析,强调教育首先要塑造人,教育要着重培养人的创造思维和创造力,解决了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

三、对徐特立教育思想的评析

(一)、环境教育与教育改造环境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是对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批判,也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观的阐述。徐特立同志认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教育过程中,特别是在儿童成长过

程中有重要的教育作用。他经常以“孟母择邻”和“一傅众咻”的故事说明环境对人的成长、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教育作用中,徐老强调社会环境是主要的,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当时的老根据地或解放区是新中国的雏形,那里的政治是新的政治,经济是新的经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同志式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白区来到老根据地或解放区的青年,一接触到这些社会环境,就受到极大的教育。新的环境启迪了人们的革命思想。徐老经常讲这样的话,我们要培养青年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首先要把革命根据地建设成为全中国的模范,使整个根据地都成为教育儿童和青年的活的教材。在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的教育作用时,徐老还认为,外界环境是通过人的主观因素的内因起作用的。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辩证关系,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同时,徐特立同志又特别强调教育对于改造环境的巨大能动作用。他在一生的教育活动中,无论是处于反动阶级的的统治下,或者是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他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积极地充分地发挥了教育的动员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努力开展扫盲运动,不仅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也是和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各项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在抗日战争中,他说:“在学习人类历史知识遗产的口号之下,还应该发扬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即创造性、斗争性、科学性,这是我们学习的作风。我们所以能了解战斗情况,把握正确政策,而不是依靠旧有的一般的教育制度。在这一方面我们是落后的,但学习的作风我们是先进的。我们所以能支持五年抗战,也是持有这一优良的教育与学习武器。”总之,徐特立同志一向是把教育看作争取斗争胜利、改造环境和改造教育者的一种巨大推动力,因而毕生付诸实践。

(二)认识过程与教学过程

认识过程与教学过程有其一致性,又有其区别性,无论是忽视它的一致性,还是忽视它的区别性都要违背教学规律,影响教学效果的。认识过程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不断深入事物本质的过程。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无论是成人、青年或儿童到一个工厂、农村、商店总是先接触到那里的个别事物,然后才可能对那个工厂、农村、商店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正如鲁迅所说的:我们到动物园里看狮虎,怎么看?我们总是站在铁栅栏外面细细观赏,由栅栏中的片断

情况推想出它们在深山老林中的全部生活。人们的知识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书本的知识大都是前人从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学校的教学主要是学习前人的经验,也就是书本的知识。一个人知识丰富的程度,是和他接受前人的经验多少成正比的,也就是和读书多少成正比的。书本的知识都是从实践经验和感性实在中概括出来的,学校的教学要尽可能从感性材料中来理解理性知识。正因为如此,要想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深刻领会书本的知识,就要利用一切形象化的东西,指导学生从事一切有益的实践活动。徐特立同志根据这种正确的认识路线,创造和发挥了辩证唯物的教学理论,既反对形式主义的教育理论,

我最喜欢的教育家

又反对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所谓现代教育派与传统教育派两大教育思潮的斗争。现代教育派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理论根据的实用主义,传统教育派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为理论根据的形式主义。传统教育派提出了在教学过程中,区分书本知识学习的种种方法和阶段,并不懂得实践的作用,虽然也提出过“应用”等等,但都是在书本知识范围打圈子。现代教育派虽然提出了实践的作用,但都是生活范围的实践,抹煞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只有在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基础上才能真正克服这两种片面性,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教学理论。徐特立同志认为在教学过程中,书本知识与感性知识要随时活生生地结合起来。从学习书本知识来说,不但要通读全书,领会整体,而且要教育学生善于抓住基本的东西,书本上的基本原则、原理和定义。认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都是科学理论知识的结晶,或集中表现,必须要求学生把这些东西背诵起来。他说,自己曾经背通过列宁主义的定义,收益是非常之大的。徐老根据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提出要采取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熟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和公式,然后引向实际,和自己多年的斗争经验结合起来,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会和理解;一种是对自己多年回答不了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去找解答问题的方法,这样,就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生动地结合起来。徐老进一步发挥了直接生产取得的知识与学习书本取得的知识的辩证关系:即从劳动中所得的知识,只是常识,所谓教与学,就是要把常识转化为初步的科学,即对于第一本质的认识、第一形态和第一运动的认识及不甚精确的数量认识,个别的分析与原始的综合都是必要的。停止在原始的常识,就没有教学的意义了。一跃跳到严密的科学,就会脱离学者的生活太远了,成为幻想,成为一种不能透过脑来分析、透过手来实

篇五:我最喜欢的教育名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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