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

篇一：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民主党人F.D．罗斯福1933年就任第32届总统。罗斯福政府实行了由国家对经济进行广泛干预、调节的“新政”，整顿金融，复兴工农业，举办救济事业等，挽救了美国的严重经济危机，并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33年11月，美国与苏联建交，对拉丁美洲采取“睦邻政策”。1937年新的经济危机再度出现。次年，罗斯福采用扩大赤字开支的办法，使这次危机有所缓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重振军备，才使经济得到恢复，走向繁荣。

政策方面

F．D．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3月至1939年间为克服1929—1933年大萧条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1932年7月2日，罗斯福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第一次使用这个名词。它大体具有3方面内容：

①恢复陷人大萧条的经济；

②救济大规模失业者和贫民；

③限制垄断资本的某些弊端。

为实现这些目标，罗斯福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新政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35年以前和1935-1939年。第一阶段着重调整与恢复，第二阶段着重改革，救济则贯彻始终。

第一阶段(1932-1935)

为挽救和重建濒于崩溃的金融货币体系，罗斯福于1933年3月6日暂时关闭全国银行。三天后，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委托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纸币以解救货币荒，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购买银行优先股票给全国银行提供流动资金，授权财政部整顿和资助银行，并禁止储存和输出黄金。5月27日和6月6日，国会又分别通过联邦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政府对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实行管理。6月16日通过《格拉斯—斯蒂高尔银行法》，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防止银行用储蓄者资金投机，还规定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小额存款实行保险。1933年4月间放弃金本位制，实行美元贬值和有节制的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刺激生产、鼓励出口和减轻债务人负担。为恢复工、农、商诸业，1933年5月12日通过《农业调整法》，授权农业调整管理局用政府津贴鼓励农民缩减耕地面积、销毁大 量农产品、屠宰大量幼畜，以控制基本农产品产量和牲畜饲养头数，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购买力。结果1936年农业总收入较1932年增长50％。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建立国家复兴管理局，指导劳资双方订立本行业的公平竞争法则，对各该行业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作出规定，希图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但由于大企业的操纵，收效不大。该法还规定劳工有同企业主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并有关于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为紧急救济大批失业者和贫民，1933-1934年期间，先后建立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联邦紧急救济署、房主贷款公司、联邦住房管理局、公共工程管理局、国民工程管理局，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和起码的救济。1933年5月18日，通过建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法案。兴办田纳西河流域水利工程，从事防洪、发展航运、保护环境、生产化肥和提供廉价电力等。新政给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第二阶段(1935-1939)

罗斯福政府从1935年1月起，提出加速改革步伐，先后成立工程振兴局、全国青年管理处以解决失业问题，并制订《社会保障法》规定实行老年保险和失业保险，帮助无力养活自己的人，此法在1939年修订后，将美国推上“福利国家”的道路。为对垄断资本进行管理和略加节制，1935年8月23日通过新银行法，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以管理各储备银行的贴现率、利息、兑换率、储备金额以及公开市场活动。8月28日的公用事业控股司法对那些公用事业帝国判处“死刑”，对其他控股公司进行管理。8月30日的财产税法使财产税增到70％的最高限度；公司所得税则以累进制代替单一制。有产阶级称此税为“敲诈富人”税。为加强劳工地位，7月5日总统签署《全国劳工关系法》，宣布公司工会为非法，进一步保证工会通过自选代表与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

由于1936年经济形势显著好转后，罗斯福政府紧缩信贷，大力削减联邦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1937年秋末起，又出现来势凶猛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不得己于1938年夏初起重新放松信贷，扩大联邦政府开支。1938年秋末起，经济又开始回升。罗斯福政府在1938年6月25日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1938年2月16日通过第二个农业调整法，以代替被判违宪的第一个《农业调整法》。到1939年，国际局势紧张，国家重点转向扩军备战。罗斯福注意力日益集中于国际事务，新政告一段落。 1941.8.12 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岛附近的军舰上举行会谈，发表《大西洋宪章》。

1941.12.7 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2.6.4 美日爆发中途岛之战，这是太平洋上的关键一战。

1944.6.6 美国军队及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1945.2.4 美国、英国和苏联领导人举行克里米亚会议，发表克里米亚声明，并于同月11日签订雅尔塔协定。

1945.7.16 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

1945.7.27 美国、英国和中国在波茨坦对日本提出劝降牒文——波茨坦宣言。

1947.5.22 杜鲁门签署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后称为“杜鲁门主义”。

1947.6.5 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提出一项恢复欧洲经济的援助计划，即马歇尔计划。

1949.8.24 美国、加拿大和14个西欧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一项公约，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50.6.27 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出动。

1950.9.15 美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

1950.9.23 美国政府颁布麦卡伦国内安全法。30年代世界笼罩在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当中。

经济大萧条是指1929年至1939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这次经济萧条的情形比任何一次经济衰退的影响都要深远的多。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的：首先发生在木材价格上（1928年），这主要是由於苏联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的，加拿大小麦过量生产，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洲。农业衰退由於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尤其在美国，一股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了：它导致了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近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1932年的最大数据）。大萧条对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了外资和商品出口。

大萧条的普遍影响导致了：

1. 提高了经济的计划性；

2. 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

3. 激起了作为共产主义替代物的浪漫-极权主义政治运动（如德国纳粹）。大萧条相对於其他单一原因来说是最能够解释为什麼在1932年到1938年之间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各国政治逐渐右翼化。

而美国当时的总统是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美国第三十一位总统。采矿工程师，亦被誉为人道主义者。不过Hoover在任期上并没有过於显著的政绩。

提到30年代的美国，不得不说到4届连任的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面对越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他改变了前任总统Hoover自由放任的政策，实施了国家干预以挽救经济的新政，主要内容包括整顿金融秩序，增加公共开支，救济失业者，加强竞争力等政策。新政使美国成功地摆脱了经济危机。也直接为美国在40年代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强有力的经济支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縂的来说30年代，全世界都笼罩在经济不景气当中。大萧条是恐怖的，全世界有1/3的人失业，贫困、疾病、温饱是30年代的代名词，当然这只是一些个人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历史条件下,与世界"统制经济"思潮相应,中国也出现了"统制经济"思潮,大体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左翼认同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种,认同法西斯统制经济.

第三种,对"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作客观研究,以之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或现代化模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政策剖析

【内容提要】学者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严重社会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政策研究较少，特别是对社会政策与社会思想观念之间联系的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究：美国当时社会政策的制定与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有着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反映在社会思想观念上主要表现为沃德的“社会导进说”以及哲学领域逐渐形成的实用主义理论等，这些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促进了社会政策的制定。

【摘 要 题】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关 键 词】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社会思想观念

【正 文】

19世纪上半叶美国进入了工业化时代，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儿童妇女问题、工业化加速发展带来的工伤事故问题、移民和穷人的住房问题等等。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的确给当时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困扰。为此许多学者投身于这方面的思考并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政府也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在美国社会政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比较关注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政策的研究，而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严重社会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政策研究少，特别是对社会政策与社会思想观念变化之间联系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本文试图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政策进行分析，并对社会政策与社会思想观念变化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期望为当今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某种借鉴。

一

19世纪上半叶美国进入了工业化时代。1893年，美国已跃居为世界头号强国，而随着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美国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这使得城市人口每10年增加40％—50％。[1][p.154] 与此同时，又有大量的移民从欧洲来到美国。由于劳动力的增加，雇主大幅度地降低工人工资。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城市变得拥挤，犯罪和失业急剧增加，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各种弱势人群福利的日益关注，其中私人慈善活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美国政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来解决已经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当时美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儿童问题。提高童工的工作年龄，减少工作时间，并限制童工夜间工作，还要求童工必须入学。尔后，大多数城市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1909年1月，白宫召开了全国儿童福利会议。会议的主要成果：一是建议联邦政府设立儿童福利主管机构；二是主张各州制定母亲补助金法案，使单身母亲能够继续抚育其子女；三是主张贫困儿童除了不得不送孤儿院收容者外，应尽可能安置在寄养家庭中，以使其能够在正常的家庭中成长；四是呼吁组建一个全国儿童福利联盟，建议1912年联邦政府设立儿童局。此后还形成了惯例，每隔十年由总统召开一次儿童福利会议，以唤起社会各界对儿童问题的关心。联邦政府儿童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儿童状况，提出建议与计划。1918年，儿童局向国会提交了谢泼德·托纳法案，经过3年辩论于1921年11月，通过了此法案。它授权政府关心妇女和儿童的卫生与健康。[2](p.48) 这是第一部联邦政府福利计划，它规定了联邦政府就上述问题向各州提供补助。 与儿童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保护妇女的身心与健康问题。1916年密苏里州制定了第一部寡妇年金法，规定各县向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寡妇提供现金补助。根据这样的法案，政府对一些母亲和儿童给予扶持，承认家庭生活比机构抚养更有利于儿童的成长。 其次，住房制度的改革。1901年纽约城、1902年芝加哥市颁布了建造经济公寓和普通住宅的法律。到1917年有40个城市、11个州有了关于提供经济公寓的法律、规定来改进环境卫生和居住状况。改革住房的理念是1914年由美国的劳动者联合会提出来的，虽然遭到了那些认为提供住房不是政府责任的人的反对，但劳动者联合会还是推动了由联邦政府提供贷款、由各城市建造公共住房的方案。1915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建筑修正案，允许由州政府建造低成本的住房。[1][p.156]

第三，颁布了工业灾害赔偿法，雇主对因工作受伤的职工负责补偿。当时美国的工业化加速，频繁发生的工伤事故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劳工局和罗素·赛奇基金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建立公共保险来保护民众，以便抵御生活中的风险。这个提议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1906年，国会通过一项联邦补助法，规定对从事危险工作的联邦雇员给予补助。在联邦政府一系列法令的推动下，1909—1920年有43个州实施了工人补偿金法，以补偿工人因工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2][p.49] 工人补偿金法是美国实行的第一种保险方式。尽管有许多不足，但它毕竟是实质性的福利立法之一，是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开端，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险开辟了道路。

第四，战时保险。这种保险开始于1914年，主要内容是由联邦政府向在潜艇战中私人无法承担的损失提供保险，到1917年这项保险已扩大到所有船员，后又扩大到全体服役人员。如果服役人员因负伤致残而失去工作能力，政府将按规定给予本人及其家属补助金，并为那些具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恢复就业所需的资格培训。如果服役人员死亡，则给予其未再婚的妻子、18岁以下的子女

和无生活来源的父母提供补助金。

第五，失业保险，失业现象在美国伴随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日趋严重，对劳动者生活与社会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因此，1916年，马萨诸塞州政府率先通过了关于社会保险的法令，试图以支付保险金的办法来解决失业工人的困难。

[next]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这些改革，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而本文则着重分析美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这些改革与当时处于加速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美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当时的美国经历了19世纪特别是南北战争以后的迅速的工业化时期，美国工业迅速增长，190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最大的工业国。[3][p.126] 在充满着淘金热的19世纪后半期，垄断企业、资本家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金钱成为在美国获得社会承认的最重要的手段，财富的多寡是能否进入上流社会的唯一标准。这样的社会风尚使美国的资产阶级在攫取财富时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疯狂。到19世纪末大企业组织、大财阀已经称霸美国的经济领域。他们凭借其经济上的强大实力，控制市场、规定市场价格、划分经营范围，不择手段地排挤和打击竞争者，对工人则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对公众进行各种无耻的欺骗。大资产阶级的这种毫无顾忌地聚敛财富的行为，不仅激怒了无产阶级，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其他各界的极大不满。

美国社会经济方面的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受美国、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以及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思想的影响。赫伯特·斯宾塞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关于生物界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移植到人类社会，把人剥削人、大公司兼并小公司和种族压迫等作为“生存竞争”的手段，大谈“适者生存”。这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美国自由竞争的激烈和残酷。一些人开始注重竞争的规则、发展的秩序。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沃德虽然也受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但是他反对自由放任主义，认为文明是人创造出来的，人不是服从自然力量，而是运用其才能来计划和指导其未来，人类可以通过设计有目的的行动来影响环境。因此，他倡导“社会导进说”，主张人们从事有秩序地改造活动以控制社会的进化过程。他还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不会促进人类进步，而是适得其反。他建议由政府进行积极的社会规划。只要依靠全体选民的意愿，民选政府的行动就能改革社会。[4][p.405] 这种观点很得人心，特别受到当时兴起的“进步运动”的欢迎。

因此，愈来愈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在社会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只有对贫困者提供社会保障与必要的福利，才能真正算得上公正，社会才能持续稳定。贫穷这个社会问题不是私人团体的慷慨捐助能够解决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应该行动起来，担负起保障穷人生活的责任。

哲学上，在美国的哲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理论。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学说，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20世纪初开始在西方社会流行。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查理·桑德尔斯·皮尔士，他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实在的东西就是人们相信的东西；第二，一个概念是否清楚明白，是否有意义，要看它是否引起实际效果。所谓实际效果，就是对人的功用。[5][p.138] 也就是关注经验、事实和效果。实用主义的其他代表，如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杜威提出了“社会改造理论”，即“以一般的观念概括特殊的情境”，也就是使个别的、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服从抽象的、一般的社会政治概念，而人们要面对和解决的恰恰是这些具体问题。用旧理论不仅无助于反而有害于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它“掩盖了迫切改革的需要”。因此，取而代之的就是不断的行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社会实验、探索、修正错误的改造过程。[5][p.173] 在他看来，思想必然导致行动，只有通过行动，人们才能获得有效的思想；一个人了解事物是通过操纵和改变这些事物，强调一切思想应有效果来判断；社会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新问题产生了就必须采取新办法来解决，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状况。因此，他把是否“有报酬”、“有效用”、“满足需要”作为衡量概念、理论、观念的标准。鼓励对传统信仰的批判，引导人们自发地建立务实的原则。

19世纪末叶，美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实用主义理论正是美国生活主流思想的对应物。反映了当时美国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经验的务实精神，凝结着人民群众的进取意识和感情。实用主义的理论鼓励人们相信他们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引导那些对社会不满的人去进行变革，在客观上支持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革精神。由于受到社会上这些观念的影响，当时的美国出现了许多希望美国进行变革的改革团体，这些改革团体结成了一个进步派联合组织，在美国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进步运动”的改革，试图在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进行改革的各种努力。他们首先掀起了儿童妇女福利的运动。在美国人眼里，所有的社会福利行为中，没有比针对孩子们的福利活动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在19世纪一些改革家和专为社会进步而奔波的机构和个人，都十分自觉地致力于增加孩子们的福利。所以，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广泛的关注儿童福利运动在美国刮起了一阵旋风。纽约市率先建立起关心儿童健康的机构。其次，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城市人口有很大的增长，主要是移民。如在纽约市150万人口

中，每6个人中就有5个人挤在低矮简陋的房屋中，[3][p.95] 由此产生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进步派展开了为移民和定居者改善城市居住条件、消除贫困根源的运动。同时，进步派还为失业保险、战时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问题作了大量的工作，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推进改革的运动。进步派的这些“进步运动”的改革，突出的反映出他们不是把政府看作独裁者，而是把政府看作仲裁者和保护者，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像警察那样执行那些旨在促进平等和保证正当行为的法律，总的趋势是推动政府对“人民”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适当的社会政策对社会变迁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和安全，以维护城市的稳定。因此，“进步运动”的改革促使政府正式关注儿童问题、工伤保障、都市问题、失业问题、住房问题、老年保险等社会问题。

由于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到20世纪初，主张对社会进化过程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控制的思想开始影响政府的行为。加之工业革命的社会结果，如大机器、大型设备比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工伤事故显著增加，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劳动者失业等，更产生了对社会过程予以适当干预的迫切需要。所以，美国在20世纪初的20年就制定了以解决严重社会问题的多项社会政策立法。为此，我们可以说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促进了社会政策的制定。

三

通过对以上社会政策内容及社会政策的制定与社会思想观念变化密切相关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政策处在社会政策的始初阶段，社会政策受益的对象是当时美国的社会弱势群体，对于生活上不能自助的社会成员，社会有责任提供必要的援助；社会政策的内容比较单一，一般限于“社会救济”，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妇女儿童保护、房屋住宅政策等；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当时几乎一致地认为应该是政府；社会政策主要是立足于解决或是缓解已出现的社会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的安全运行和有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为社会的运行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条件。尽管当时美国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城市中的问题，但是当时社会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为社会的运行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条件。所以，社会政策一词自诞生之日起，它就对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问题的解决，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出现，往往会引起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反之，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又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当时社会政策的制定就起到了支持和促进的作用。因此，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升了社会发展的质量，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后续力，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和春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 牛文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M].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4] 何兆斌，陈启能.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5] 顾肃，张凤阳.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史[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Ellen Carol Dubois. Feminism and Suffrage: The Emergence of an Independent Women's Movement in America, 1848-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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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James M. McPherson 【刊 名】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出版日期】1979 【卷 号】Vol.84 【期 号】No.3

篇二：20世纪30年代上海生活的标志

饰品

三十年 代的上海，上流社会名门淑媛追赶时髦、享受奢华的生活，是空前绝后

的。她们崇尚西化的生活，游泳、骑马、跳舞、打高尔夫球，她们要求服饰更美观，饰品更玲珑精致。

摩登女子根据不同的场合、季节和服饰来选择不同的项链、耳环、手镯、戒指、胸针等饰物。不管是穿旗袍还是著西式服装，摩登女子们的耳上、颈上、腕上、指上全用首饰武装起来了，这些东西论其价钿，可能倒并不贵。但琳琅满目便造就了上海摩登，烟花烫的卷发，配上透明丝袜、高跟皮鞋、项链、耳环、手表、皮包，这就是当时最时尚的装扮，女性角色的扮演得到了充分的强调。许多当时的看板、月份牌上的俏佳人形象，便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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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5-20 1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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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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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箱

梳妆打扮用的木漆镜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型梳妆台，“镜”是指鹅蛋圆的镜子，“箱”则指梳妆镜下面可摆放梳子、发卡和化妆品的几层小巧抽屉。

回复

2楼

? 2013-05-20 1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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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主 10

电扇

如今家家户户都装了空调，电扇被冷冷地放在角落裏，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扇可是奢侈的用品，站在时尚的浪尖上风姿绰约。1916年，中国第一台电扇发明者杨济川

在上海四川路横浜桥开办生产变压器的工厂，以“中华民族更生”之意，取名为华生电器制造厂。1925年华生电扇才正式投产。 当时，电扇是专属於深宅大院和高档消费场所，而用得起电扇也愿意接受电扇的人，一般都是生活在上海的洋人、华侨、海归派以及年轻新潮的中产阶级家庭。 居然能在城隍庙发现四叶的华生电风扇，真让记者大吃一惊。这些古旧的电扇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十分昂贵，售价都在数千钱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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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 2013-05-20 14:18 ?

篇三：20世纪30年代国家经济状况

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中国币制紊乱的特征与弊端

作者：贺水金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7-4 22:48:05发布) 一般认为，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中国实际实行的是银两本位，而事实上，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所坦言："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辑，第91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忙于国内战争，无暇整顿币制，币制紊乱的状况一如北洋政府时期。无怪乎当时外人在对中国的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注：杨格著，陈泽宪等译：《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今人要想从当时的紊乱中理出一个头绪，绝非易事。 我们只能化繁为简，尽可能就当时货币紊乱的特征与弊端作出归纳性的描述，以企对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的货币状况获得一整体性认识。

一、货币紊乱的特征

所谓货币本位，最基本的条件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强制使用，具有形式的划一性、法律的权威性和通行全国的统一性。而近代中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银两、银元、纸币并行，发行权散落在地方和民间；每一种货币都形式多样，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也只是各种货币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性；还有

随贸易而输入的各种外国货币，以及外资银行在华发行的货币，也广泛流通于中国。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既无本位可言，更谈不上有什么货币制度。而一个没有本位和制度的货币状况，其紊乱的情形可想而知。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货币紊乱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传统性货币与近代性货币并存。货币的演变是从具体的物品到抽象的符号，即从按重量交易的贵金属（称量货币），发展为用贵金属加工成的铸币，再发展为可兑换贵金属铸币的纸币，最后发展为不可兑现的纸币。称量货币主要是以本身的重量即作为商品的价值，其铸造是由手工操作的家庭作坊完成的，是小生产方式的产物。铸币则与近代先进的工业生产相联系，机器的铸造保证了铸币无论是器形还是成色重量，都规整统一，符号性大大加强。银元是从称量货币发展为符号货币的关键环节。可兑现纸币和不可兑现纸币都是一种符号货币，区别只是前者还没有彻底割断与金属货币的联系，而后者则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和自身的信用。很显然，称量货币是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传统性货币，而铸币和纸币都是与近代社会相联系的近代性货币。近代中国在1933年前除了不可兑现纸币尚未出现外，前三种形态的货币都同时流通。

近代中国的称量货币是银两。银两虽然不同于银块，具有了一定的形状，如元宝形、圆形、腰形等，上面还刻有铭文，但它器形多样，成

色和重量根本无法整齐划一，因此符号性还很弱，主要还是一种称量货币。银两又称银锭，俗称元宝，由各地银炉铸造。1920年，上海有银炉24家。银炉的组织形式，都是家庭手工业性质，区别只是规模或大或小。为了防止银炉滥设多开，上海新设炉户，必须殷实商号10家联保，并向公估局核准后方可开业。公估局是一个地方负责对银炉熔铸的银两进行鉴定衡量的权威机构，由当地颇具影响、经验丰富的银钱业人士组成，并需得到当地银钱公会的认可和当地政府的批准。银炉铸出的银锭必须送到公估局批定重量和成色，达到或超过最低标准者方可进入流通领域，不达标准者则不批退回，重新熔铸。公估局是近代才出现的新机构，是适应近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是银两这种传统货币在近代出现的一种进化，但其又强化了地区标准，造成各地区之间的标准的多样化。

银元是近代中国流通的主要金属铸币。中国人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使用的银元都是外国银元。咸丰以前，流入最多、使用最广的外国银元是西班牙本洋。外国银元因形制、重量、成色都有精确规定，不象中国银锭那样充满了随机性，因此在早期对外贸易中被中外商人一致约定为记价标准和流通手段。经营外贸的中国商人，往往不惜以远高于本洋实际价值的价格获得后储蓄起来，虽然丝茶出口特别旺盛，白银大量流入，市面上的通货反而紧张，本洋价格"竟较前涨高八成"，为了摆脱通货严重不足的困境，中外商人议定以规元为记帐单位，"本洋之市价步涨，适与上海规元价值相等，故帐册上只需易数字单位

名称，而数字可仍其旧"（注：《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这一创举改变了对外贸易使用银元的传统，而从此以银两为记帐单位和支付手段，而且，在银两与银元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可兑换关系，上海出现"洋厘"行市，银两与银元的并用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头脑清醒的官绅逐渐抛弃禁止洋钱流通的僵化观点，而认识到银元的优点，主张购买机器，自铸银元。1887年（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开设造币厂铸造银元，所铸银元与外国银元一并行用，正式开始了中国官铸银元的历史。银元上因有龙的图案，习称"龙洋"。后来各厂在铸造银元的同时又铸造铜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遂由过去主要使用银两、制钱变为主要使用银元、铜元。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但近代新式纸币却首先是由外资在华银行发行的。 第一个正式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的外资银行， 是1857年在上海设立的英资麦加利银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资在华银行不断增加，其大都倚仗治外法权在中国大量发行纸币，主要有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以后者居多。由于纸币具有印制方便、识别简单、支付便利等优点，又可以自由兑换，信用较好，因此发行后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在外资银行的刺激下，中国人也开始筹办新式银行， 发行纸币。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1904年和1907年，清政府先后设立国家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纸币。民国建立

后，国家银行实力增强，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大量建立，纸币的发行更为广泛。

银两、银元、纸币，处在货币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货币形态，却同时流通于近代中国，而且，每一种形态都种类繁多，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此地与彼地、本国与外国，并行混杂，紊乱不堪，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种状况也并无改变，实在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观。

（二）中央、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与非官方发行的货币并存。银两主要由民间私设的银炉铸造发行，但海关、常关、京师和各省官钱银号等中央和地方政府，也设炉铸造。民国建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基本上退出了银两的铸造发行，但历史上各类官炉铸造的银两仍然留在了流通领域。银元（或者说铸币，还包括铜元）开始是地方政府铸造，1905年，清政府在天津设造币总厂，中央政府始加入银元铸造行列。民国建立后，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规定"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继续采用总厂和分厂的办法，铸发银元。因新国币系采用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头币"。对晚清各省铸造的银元，则由国币兑换收回改铸。但由于原来龙洋数目太多，回收工作又不很有力，结果就形成了历史上各地方政府铸发的银币和当今中央政府铸发的银币同时流通的局面。1931年，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银币总数为1707225 千元（注：《银行周报》第16卷第2号，1933年1月26日。）。

篇四：浅析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浅析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美国的高关税贸易保护政策

200402035 于金辉

关税是一个国家外贸政策和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固然不是实施外贸政策的最佳工具，却是设置贸易保障、贯彻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恰当的运用关税手段，会对一国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放眼美国的关税演变，大体上经历一个关税率先由低到高，后由高到低的走势。对于关税史的分期，史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划分。①但无论哪种划分方式，都会把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完整的断限来分析，因为这一时期是美国关税史上施行高关税贸易壁垒的贸易保护阶段。本文拟以此阶段的关税保护为论题展开论述。

一

关税问题历来是美国政坛上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并且与地域之争等争端结合到一起而更加复杂。南北战争以前，随着南方农业集团和北方工商业集团力量的消长，关税率也上下起伏不定。但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的“在美国历史上，不带保护性的关税是不存在的”，虽然有明显的起伏，但关税率基本保持在20%—30%之间。

内战的爆发，也带来了关税的飙升。1861年，共和党人执政，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 Act），使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最低的18.8%猛增至36.2%，一年之间几乎提高了一倍。1864年、1865年、1866年平均税率连续提高到48.3%。战争其间的这些保护主义立法的目的是筹措战争经费，然而关税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降低，而是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手段被沿用下来了。

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权，共和党也开始了他的长期执政阶段。他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大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开创了一个向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末，历届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基本上都实行了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没有一次国会会议不把税率提高的”。②到80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1889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人提出了“毫不妥协地赞同美国保护关税制度”的政纲，赢得了大企业家数百万美元的资助，本杰明·哈里森由此入主白宫，这成为美国工业将要得到比过去的立法更多保护的信号。189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麦金利关税法”（Mckinley Tariff Act），把平均税率提高到49%创纪录的高水平。许多个别项目比平均数还要高的多，如棉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由35%提高到50%，棉线进口税率从35%提高到60%，亚麻税率从30%增加到60%。③

1894年民主党人克里夫兰重新上台，他反对高关税，要求降低税率。但迫① 一种分期将关税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1）1792——1816年的财政关税时期；（2）1816——1934年的保护关税时期；（3）1937——1973年的双边互惠关税时期；（4）1973年至今的非关税保护时期；还有一种分发认为：（1）1789——1861年关税率上下起伏、飘忽不定的阶段；（2）1861——1934年高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阶段；（3）1934年以后关税逐步走低、实行自由贸易的阶段

② 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第457页

③ 吉尔伯特·C·菲特《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1页

于国内保护贸易势力的压力，最终作了折衷性的调整，通过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Willson-German Tariff Act），将平均税率降至37%，但这种折衷性的调整随着共和党人麦金利的上台，如昙花一现而被“丁利关税法”（Dingley Tariff Act）取代，平均税率被提高到46.5%。在此后的十年期间，税率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直到1913年，民主党人威尔逊担任总统，通过了“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案”（Underwood Tariff Act），将平均税率由40%以上降到27%。这一关税法虽然将平均税率大幅降低，但由于一战的影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

一战结束后，各交战国在经过了短期的通货膨胀后，便发生了经济危机。面对国内外的市场问题，各国相继开征起新关税，设置贸易壁垒，最后连英国也放弃了已推行达半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的出口市场受到沉重打击，国内各行业普遍不景气。在这种背景下，哈定政府打着恢复“常态”的旗号，改变了威尔逊的关税政策，恢复了全面的高额保护关税。1921年和1922年，国会分别通过了“紧急关税法”（Emergency Tariff Act）和“惠特尼——麦康伯关税法”（Fordey-Mccumber Tariff Act），创造了此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税率最高的关税率。此后，贸易保护主义从哈定经柯立芝到胡佛政府，直到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前夕，作为共和党外贸政策的核心思想得到坚决地贯彻。大危机期间美国超保护的关税政策达到了极点，1930年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税率最高的法案——“霍莱—斯穆特关税法”（Hawley-Smoot Tariff Act），该法将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53.2%。这一关税法使美国的贸易量骤减，各国纷纷筑起高关税壁垒或采取其他的限制措施，胡佛总统指望高关税保护来刺激国内经济复苏的设想彻底破灭。

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后，为了克服国内商业的不景气和扩大国外市场，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这一关税法彻底扭转了美国100余年的贸易保护倾向，标志着美国外贸政策的重大转变，美国迎来了自由贸易的新时期。

二

从内战以来100余年中，美国政府坚定地实行高关税的保护政策，就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化目标的驱使。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工业在初期的政策保护下已初具规模，但南部种植园经济的存在制约着工业的发展。直到1850年，绝大多数制造业还处于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阶段。在工业结构中，提供出口的资源型部门比较发达。外贸结构仍以输出原料和农产品制成品为主。所以，南北战争以后，工业化面临的两大任务就是：第一，将工业化由北部推进到南部乃至全国，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第二，工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美国的这一工业化的目标，需要政府的保护政策的扶持，即筑起高关税壁垒来保护国内的某些工业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工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既孕育出一批新型的工业，也改造了传统工业。随着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贸易竞争也加剧了。如何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摆脱其经济上的殖民地性质，便成为美国统治者制定经济政策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汉密尔顿曾说过：“一个国家没有税收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个重要的支柱，它就一定会丧失独立，降到一个省份的地位。”①可见实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是美国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最选择。 ① 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2页

第二，共和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

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近百年中，共和党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白宫的主人，尤其在1861——1913年长达52年的高额保护关税时期，除了8年以外，都是共和党人入主白宫，他们是工商业的政治代言人，要求提高关税来保证充足的原料来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而民主党人得到南部种植园主的支持，持有实行低关税的传统思想，支持自由贸易。

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政府于1861、1862、1864年多次提高平均税率，支持工商业的发展。这些政策使共和党的威望大增。战争结束后，共和党人利用林肯的政治影响，连续执政近20年，高关税也作为一种护官符，被历届共和党政府采用。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和企业家结盟。企业家为政治家撑腰；政治家又转过来为企业家效劳，在政治上给与企业家各种帮助，其中为工商界设立保护关税制度，便是共和党人竭力推行的政策之一。比如在1896年的大选当中，共和党人在政纲上大肆宣传“高关税即高工资”、“麦金利即繁荣”等口号。为了保证共和党获胜，俄亥俄州的百万富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库斯·汉纳亲自坐镇，部署1896年总统竞选；美孚集团和摩根家族各自为他（麦金莱）解囊25万美元。①在他们的帮助下麦金利入主白宫，他上台后不久就废除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通过了新的“丁利关税法”，将平均税率提高到46.5%，履行了其在政纲中为大企业家提供高关税的承诺。

当然，在内战结束后的近百年中，也有几届民主党政府，他们也试图降低关税税率。如克利夫兰通过的“威尔逊——戈尔曼法”和威尔逊时期通过的“安德伍德法”，但这些税法随着政府的倒台，也很快便被废除了，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无法改变高关税的总体航向。

第三，古典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影响。

古典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以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为代表，是一种保护“婴儿产业”（Infant Industry）的理论。它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用以对抗经济发达的国家，保护本国新兴的民族工业的理论工具，故他可以说是一种保护先进的贸易保护主义。19世纪时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美、德等曾用这一理论对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竞争。②

李斯特于1841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揭批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主张。论证了暂时实行的关税保护制度对美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必要性。指出：“国家经济发达程度有所不同，而保护制度对于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意义特别重大”,“在与先进国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的发展，也不能争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③他还阐述了贸易保护的重点以及怎样进行保护。

事实上，李斯特贸易保护的理论深受美国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影响。李斯特有流亡美国的经历，在美国他对汉密尔顿贸易保护的一般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汉密尔顿在给美国国会的《制造业报告》(1791)中,“强调国家在制造业方面自给自足的必要性和一个相当大的非农业消费阶层对于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农业的重要性。”④他认为,应利用奖金和津贴制度以及保护关税来鼓励国内制造的①

② 丁则民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本，第198页 戴建中 《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评价》发表于《经济学文摘》1997年第10期，第51页

③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267页

④ 转引自 曹英 《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评析》发表于《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一期，第78页

增长,使之能够扩大经营规模,获得与外国竞争者相当的规模节约。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汉密尔顿的这些观点,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对汉密尔顿保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美国国内贸易保护的实际，也加强了他的贸易保护思想。

这种古典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被美国政府信奉和实践，成为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从南北战争结束后至20世纪30年代历届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关税税率一浪高过一浪。对内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对外的国家主义相结合，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秘密武器。

第四，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潮流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至一战前是国际资本主义竞争和对立激化的年代。这一时期，一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使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经济危机频频发生。各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许多国家纷纷走上了关税保护的道路。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等纷纷颁布关税保护法。随着各国保护主义的加强，国家间的关税战不断爆发。1881—1890年德俄之间发生了关税战，1889—1890年法意关税战爆发，1893年德俄关税烽烟再度燃起，1897—1907年又成为德加竞相提高关税的时期。①

在这种背景下，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不仅没有降低战时的高关税，反而使关税率一再提高。毋庸置疑，美国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而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以及各国的关税战又反过来强化了美国的保护主义。

三

近代美国实行的高关税贸易保护政策，对美国的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保护关税为美国国内实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保证，为国内自由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且有效地保护了美国正在成长中的民族工业，促进了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高关税政策使美国工业免遭英国廉价商品的冲击，大大提高了美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比重。南北战争后，在高关税政策的保护下，北部的工厂制开始向南部和西部扩展。美国迅速摆脱了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成为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工业结构和外贸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使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到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几乎等于英、德、法三个主要工业国工业产值的总和。

其次，高关税政策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集中和垄断，促进了卡特尔的形成。关税壁垒稳定了国内市场行情，有利于大企业间建立价格协定、普尔和各种联合体。受到高关税保护的工业部门大多较早地形成垄断。②列宁曾经明确指出：“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③高关税政策促进下出现的托拉斯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重大作用。

同时，高关税政策也间接地促进了美国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了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加速了美国的城市化。

由此可见，高关税政策在美国工业发展的初期确实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繁荣富强的支柱。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这一政策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①

② 林珏 《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第12页 丁则民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205页

③ 转引自杨圣明《马克思主义关税理论及指导意义》发表于《财政与税务》1997年第五期 第19—22页

一方面，高关税政策在保护一部分工业部门的同时，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农业部门和其他未被保护的工业部门。高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了欧洲国家对美国农产品的严厉报复，面对国内农产品的严重过剩，美国只好以低价向欧洲市场倾销，这使得农产品的价格严重下跌，而工业品却以牺牲农产品而保持稳定的国内价格。就工业部门内部来讲，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穷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转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因此你就必须把它们也保护起来。这样一来你又会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你就必须补偿它的亏损，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其他一切部门，并且使它们也(转载于:www.smhaida.com 海 达 范 文网:20世纪30年代)有权利要求补偿，就这样继续下去，in in finitum（没有尽头）。”①

另一方面，按照古典贸易保护理论，实行高关税保护政策保护的是国内的“婴儿工业”，当美国工业在90年代位居世界首位的时候，关税保护的对象就转向了重工业部门，这是这一时期关税政策的一大特点。然而，在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有能力接受国际市场挑战的情况下，依然执行森严的高关税贸易壁垒政策，必然破坏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换。在国内则破坏了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同时工业的发展导致生产的集中，形成垄断，而垄断又加强保护政策，从而阻碍工业的发展。

还有，长期的保护关税，削弱了美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美国劳动力价格的偏高，增加了生产的成本。所以一旦放开市场后，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必然会对美国的国内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一种经济政策的实施，必然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相结合，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今天自由贸易已成为经济学界，尤其是西方，不可动摇的信条，似乎只有自由贸易才是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可是，探究一些诸如美国一样的发达国家的关税史，无一例外的都有实行高关税的保护阶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发达国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呐喊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激烈了。在国际较量中，发展中国家千万不能丢掉关税这一武器，必须学会恰当运用保护关税来保护国内的某些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 ①转引自杨圣明《马克思主义关税理论及指导意义》发表于《财政与税务》1997年第五期 第19—22页

篇五：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由于中央银行对危机治理显得束手无策，致使人们对中央银行的信心大减，其独立性地位随之削弱。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 经济 运行出现了滞胀的局面，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于是在学术界再度展开了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讨论，对这一问题的激烈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

一、理论上中央银行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的理论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后，理论界开始将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并进行系统论证。当时，人们在分析经济生活中的滞胀现象时发现，虽然各国中央银行都把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或目标之一，但现实中货币政策总是经常发生偏离稳定物价目标的现象。对于这种偏差，人们普遍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较高国家的通胀水平要比中央银行直接受政府控制的国家低一些，其理论依据是大部分人认为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可以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在讨论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货币政策的时间非一致性，例如假定决策当局实施货币政策主要是选择一个最优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事前最优通货膨胀率在执行时并不是最优的决策。在对于这种通货膨胀偏差以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研究之后，两种解释通货膨胀偏差形成的理论—— 政治 性经济周期理论和动态不一致性理论相继出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作为解决通货膨胀偏差问题的理论越来越受到关注。

二、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从经济独立性看，《 中国 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 金融 机构和个人提供贷款。从而改变了已往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政府的出纳和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的局面，经济独立性有所增强。从行政地位来看，中国人民银行是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级机关，这与美国、德国的中央银行直接对国会负责，以及高度独立、平行于欧盟委员会的欧洲中央银行相比，其 法律 地位是有差距的。从政策独立性看，法律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职责表述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这实际上是赋予了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的制定方面仍受到政府的较大限制。在货币政策操作中，中国人民银行只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定权，对于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重大货币政策事项只有执行权，最终决策权则属于国务院。

三、我国通货膨胀的状况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次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见图1)。2001年以来，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带来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外汇供给持续大于需求，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和执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购入外汇，基础货币则被动投放，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在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影响下，大量国际资本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流入中国，兑换成人民币后形成强大的购买力，先是推动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大幅上升，继而又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2007年物价涨幅从年初的2%上升到年底的6.5%，全年达到4.8%。2008年上半年物价涨幅达8%左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 统计年鉴》。

通货膨胀率在2000年以前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表示，2001—2007年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表示。

我国的通货膨胀历程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央银行在处理通货膨胀问题上独立性较差。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使我国的中央银行独立性较过去有了一定提高，但在 经济 发展 的过程中，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是会因经济形势的变化受到各种制约，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经常面临社会各界的压力，干扰了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几次通货膨胀都是与 政治 性经济周期相伴。我国的政治性经济周期与西方国家的形成机理不

同，西方国家的政治性经济周期是执政党为了连任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我国的政治性经济周期是各级地方政府换届之后，为取得政绩而大量投资，从而制造出投资需求扩张，并对商业银行的放贷施压，造成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削弱，因此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目标则难以持续。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受多目标约束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社会各界希望货币政策除了稳定币值外，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汇率等目标都要有所作为。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中央银行往往被迫偏离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轨道，实行名义上适当、稳健，实际上带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在政策累积作用下，通货膨胀压力必然随之增大。

四、提高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建议

第一，明确实行货币政策单一目标，增强中央银行的政策独立性。由于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多项目标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会产生冲突，为了其他目标的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就要作出让步。中央银行自身应该加强功能定位研究，央行除了提高自身操作货币工具的能力之外应明确自己的功能定位只能是稳定物价，长期以来“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时除了稳定物价之外”还或明或暗地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其他压力，如促进就业、经济增长、支持国有 企业 改革以及配合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等，因此要保持我国物价水平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赋予中央银行稳定物价的单一目标，使中央银行专注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的稳定，从而避免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中陷入困境，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出宽松的 金融 环境。

第二，改变我国目前现实存在的中央银行按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的方式。为解决我国中央银行目前存在的问题，应积极采用有人曾经提出的建议，即通过对省、市(地)分行的职能进行适当的调整，跨行政区设立若干大区分行。在目前，各大区分行的人员可以很少，作为总行的特派机构，主要任务是监测区内经济、金融动态，代表总行对辖区内的各金融机构的资金和贷款规模进行调节。这样，客观上保证了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相对独立性。

第三，理顺中央银行和财政的关系，增强中央银行的经济独立性。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已经明确规定了中央银行不得向财政透支，事实上这只是割断了中央银行与财政的直接融资关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可以采取其他更为隐蔽的形式进行，例如中央银行为那些本应由财政负担的项目提供融资。所以必须对中央银行不得对政府直接融资的内容进行细化，增补 法律 责任的条文，弥补其有规定而无具体细则和惩罚措施的欠缺。同时加快形成中央银行经济独立性所需的外部环境和条件，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尽快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

第四，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该大力提倡政府自理既然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行为，那么除了强化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之外，最重要的仍应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倡政府自理，即政府自己管理好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政府自理的主要方面就是政府资金的自筹，政府资金的筹集主要通过税收及向全国大众和商业银行发公债。在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公开市场化功能之后，应通过法津规定，财政筹款只能通过公平市场进行。若财政筹款遇到困难，也只能向中央银行作短期的贷款，并且要以财政部发售的特别国库券作为担保，同时对借款的金额也应有所限制。通过中央银行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严格制止政府的越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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