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聊斋志异

篇一：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2010级毕业论文审阅登记表

高等教育成人考试

函授教育毕业论文

虚幻的世界 真实的生活

——浅谈《聊斋志异》亦真亦幻的艺术成就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班 级： 2010级中文本 科（1）班

姓 名： 王林

学 号：指导教师： 陈富元

联系电话： 18997338412

完稿日期： 2012年1月12日

内容提要：

《聊斋志异》是一部奇书，它不仅表现为各类神奇的人间不会出现

的人物，而且它的故事情节也神奇变幻，作者以其熟捻的笔触，将各种

鬼狐。仙怪等演绎的故事表现的梦幻神气，他们忽天上，忽人间，忽鬼

世冥府，就在这种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中，作者的爱憎情仇、喜怒哀乐，

便淋漓尽致，如在眼前。

《聊斋志异》采用虚化情节描写，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背景，用

丰满的人物画一反映了蒲松龄个性和深的社会涵，同时，采用夸张、对

比、映衫、文学语言和口头语言相结合等的写作手法，给我们留下了精

美的语言作品又突出了蒲松龄深厚的文学造诣。

关键词：蒲松龄 《聊斋志异》 幻化 人物

虚幻的世界 真实的生活

——浅谈《聊斋志异》亦真亦幻的艺术成就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却功名不显的家庭。父亲蒲磐虽然弃儒

经商，但他广读经史，学问渊博，在思想和文化上都对蒲松龄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因此，蒲松龄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有经世济民的政治

理想。他的思想是复杂的。他长期生活在农村，生活清贫，和农民的接

触多，故能体察农民的疾苦，同情他们，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事。他亲自

编写《农桑经》、《婚嫁全书》等，直接为农民服务，反映了他对下层

农民的关切。他一生坎坷，屡试不第，这使他对当时的黑暗和科举制度

的弊端有较深的认识。他曾愤慨地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

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哭向南山而去。”（《与韩

刺史樾依书》） 蒲松龄父亲多年经商，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市民群众，市

民阶层的反礼教思想，对他的创作有积极的影响。他身在农村，交往的

大多数是缙绅、名士，加上长期的塾师地位和封建文化熏陶，使他的思

想比较保守，无法摆脱传统的封建道德的影响。他又迷信佛教，在他的

世界观中又有宿民思想和因果报应的观念，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消极影

响。他自幼聪明好学，十九岁时就连续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

才，并且得到山东学道、清代著名诗人施愚山的赏识，在当地很有文

名。他热衷于功名，热切的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他经世

济名的政治理想。但考了几十年的他却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中，直到七

十二岁时才援例被拨为岁贡生，但这是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科

举考试的热衷和失败，使他对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和朝廷的腐败，以及

落第士子的内心痛苦，都有极为深切的体验。因此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

制度成为《聊斋志异》的重要内容。蒲松龄在长时期中生活贫困，与穷

苦农名有着大体相近的生活遭遇。他曾以“久典青衫唯急税，生添白发

为长贫。”来描绘他自己的生活境况，这样的生活，是他接近下层，了

解和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对政治的腐败和黑暗，都有极其

深切的感受。这是他能够在《聊斋志异》中充当人民的代言人，传达人

民的爱憎感情和愿望要求的重要基础。

蒲松龄自幼爱好民间传说，喜欢搜集精魅神鬼的怪异故事，积累很

多并熔铸进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爱憎感情，以毕生经历写出了这部文言短

篇小说集，蒲松龄从二十多岁开始创作《聊斋志异》八十岁左右初集形

成，以后随时增补，直到年逾花甲才辍笔，前后历时四十余年。花费了

他毕生精力，包含了他对黑暗社会的全部认识和体会。它是一部生动多

姿的教课书，代表他的最高的文学成就。《聊斋志异》是一部奇书，它

不仅表现为各类神奇的人间不会出现的人物，而且它的故事情节也神奇

变幻，作者以其熟捻的笔触，将各种鬼狐演绎的故事表现的梦幻神气，

他们忽天上，忽人间，忽鬼世冥府，就在这种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中，作

者的爱憎情仇、喜怒哀乐，跃然纸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在眼前。

《聊斋志异》情节的最大特征就是幻化性。这与其所描写的题材有

着极大的关系，《聊斋志异》中的鬼孤仙怪都是自然界的“物“幻化而

成，在他们身上就有着许多的幻化的人类社会因素，而就在这种虚幻的

情节中，反映出来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聊斋志异》中突出的思想内

容，是借虚幻的世界影射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弊端，是揭露黑暗腐败的政

治，鞭挞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和身富不红的豪绅地主，同情被压迫人民

的反抗斗争。如《素秋》《席方平》《梦狼》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

品。《席方平》中他所写的城隍、郡司、冥府可以说是世间官僚体系的

反映，但是，毫无疑问，类似于席方平出入冥间、在地狱所遭受的非难

这类的故事情节都是作者幻化出来的，然而，这些情节又是现实社会的

缩影。《聊斋志异》中虚幻性情节中的现实描写，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画

面和丰富的社会生活，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些虚幻的情节有时对整

个故事的发展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黄英》篇，前边绝大部分篇

幅叙述爱菊成僻的马子才与善于艺菊的陶生的交往以及和黄英的爱情，

之后叙述陶生与人对饮时，醉后出门贱菊畦，倒地化为菊。这一虚幻情

节，正出现在故事发展的中间，就具有点化的作用。在这之前的情节

中，虽已经暗示出黄英姊弟的奇异之处，但情节的艺术点化，前边所描

写的黄英姊弟的种种奇异之事顿时得到了解答，全部情节马上从貌似现

实转化为虚幻的现实，闪射出既真又幻的光彩。同时，虚幻性的情节使

故事的发展能够出现众多的变化，而且它与现实情节的连接又十分贴切

自然。《素秋》中的情节发展就是这样的关系，素秋是一个蠹鱼精幻化

的少女，与其兄一起同俞慎结为挚友，其兄死后，俞慎将素秋暗中卖给

韩荃以还赌债。韩荃的迎亲车子已经到了门口，卖妻之金也已经兑现，

某甲便伪称俞慎暴病相呼，骗得素秋没有来得及理妆，登车竟发。此

处，矛盾发展到了关键，冲突的一方是某甲韩荃，及其群仆，另一方是

一位弱女子，显然，素秋如果不施展出精怪的神异本领，只用现实的手

段是无法脱难得。这是，虚幻情节便出现了，娶亲的队伍碰上了大莽。

大莽显然是素秋的流露。但是，这种虚幻的情节并没有给人以兀变的感

觉，它十分自然地与整个情节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就是虚幻情节的变化

与整个情节关系的妙处。

显而易见，虚幻本身并不是作者艺术创造的目的。蒲松龄以大胆的

艺术想象创造出一个奇幻的、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

艺术自由，更加充分的表现他对现实人生的体验，表现他的爱与恨，表

现他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表现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因此，以虚写

实，幻中见真，才是《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幻世界的本质特征。通过

超现实的幻想，表现出来的却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内容。《梦狼》和《续

篇二：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中国十大王朝之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明清小说足以与唐诗、宋词争领风骚，康熙时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代表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

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博人，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但祖上科举功名并不显赫，蒲松龄从小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十九岁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但此后屡试不第，直到七十一岁才考得一个岁贡。

科举不得志，蒲松龄只能一生乡居，做私塾先生，生活相当贫苦，“十年贫病出无驴，终岁不知肉味”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也正是因为科举的失意，使他从不满科举制度开始，逐渐看到现实生活中更多的黑暗，而贫困的生活，又使他能够了解农民的疾苦，以致他的部分作品能够摆脱个人的积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矛盾，表达出人民的思想和愿望。

蒲松龄一生著作很多，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集六卷、文集四卷、通俗俚曲十四种，以及一部长篇白话小说等。《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绝大部分篇目完成于康熙十九年左右，此后不断有所修改和增补。

《聊斋志异》中绝大多数篇章，记述了当时民间和下层文士间流传的故事传说。蒲松龄也有借花娥狐魅的故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寄托自己的孤愤，以避开当时严酷的文字狱。

《聊斋志异》的主要篇章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全书中数量最多的，是描写爱情的作品，有的作品通过花妖

狐媚与人的自由恋爱，表现出作者对理想的追求，有的则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刻意表现男女主人公对封建势力的抗争。

蒲松龄一生深受科举之害，对它的弊端感受尤深，书中部分作品对科举制度的腐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类作品往往入木三分，思想性特别突出。有的写考官昏腐，从而使科举埋没人才；有的描写考场贿赂之风盛行；还有的描写庸官当道，只能择录庸人，科举导致庸庸相因的恶性循环。

《聊斋志异》还以大量篇幅，揭露了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迫害，在勾勒统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作者塑造了一系列被压迫的形象，歌颂了他们的反抗斗争，并对他们寄予同情，尤其是同情那些处于封建压迫最底层的女性。

鲁迅说《聊着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光怪，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代寓言的传统，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聊斋志异》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在许多篇章中，妖魅和幽幽冥间都起着重要作用。蒲松龄有意将妖魅人格化、社会化，借助妖魅的超现实能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物的刻画也很特别，生动是一方面，几笔就能传神，更重要的是作者表现人物不拘泥于现实，勇于突破生与死、人与妖的界限，因而给人一种亦真亦幻又鲜明可爱的感觉，情节的曲折也增加了作品的魅力，整体而言，《聊斋志异》是部针砭现实的好作品。

文言短篇小说在唐传奇已经逐渐衰落，明代小说繁盛时期，有人仿效唐传奇写作文言小说，但影响不大，《聊斋志异》问世之后风行

一时，形成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又一个高峰，正是由于《聊斋志异》巨大的思想艺术成就，才使得这一艺术形式重新焕发出光彩，《聊斋志异》出版后，文坛上出现了大量摹仿之作。

备忘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完成于康熙十九年左右

篇三：蒲松龄《聊斋志异

真幻相生 奇诡动人

——蒲松龄《聊斋志异 席方平》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一生科举未第，却才华盖世，以一部〈〈聊斋志异〉〉而名扬天下，以其独特的艺术把中国文言小说推向了新的高峰，以大胆的艺术想象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假，似真似幻，真幻相通，奇诡动人，美不胜收的艺术境界。

一、蒲松龄的生平

蒲松龄（1640-1715，76岁），山东淄博人，字留仙，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他出生诗书世家，为当地屈指可数的书香门第。叔祖父蒲生汶中过进士，作过河北玉田县令。父亲蒲磐是个秀才，科试失利后，弃儒从商，家道开始中落。蒲松龄兄弟四人，分居。蒲松龄虽出生于明清易代之时，但其时他只有五岁，故民族情绪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强烈。他十分聪慧，11岁起跟父亲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涉，19岁时已经是学富五车了。因此，县考府考都名列第一，后来院考又名列榜首，于是文名大噪于乡里。但尔后，却屡困场屋，直到44岁才补了廪膳生，71岁方拔为贡生。为了养家糊口，一生活了76岁的蒲松龄，五十年以舌耕度日（曾做过短期幕僚），其中约三十年是在淄川大家毕际有府上为塾师，在毕家他结识了当时的一些著名文人，如王士祯、朱湘等，这对于〈〈聊斋志异〉〉的创作和传播有极大的影响。

清代大文人王士祯有〈〈聊斋志异题词〉〉诗云：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鱼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二、〈〈聊斋志异〉〉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电视系列局《聊斋志异》主题歌唱：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起都到那个心头来。鬼也不是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倒比那君子更可爱。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哀，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几分那个感慨，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谁能解得开，谁能解得开？

（一）思想内容

“聊斋”是作者书斋的名字，“志异”是记录狐鬼神怪的意思，共４９０余篇。作者一生屡试不第，苦闷成了他生命相伴的难解之结，再加上当时思想控制极严，不能直抒胸臆，所以只有借助神仙鬼怪，曲折的进行表达和揭露。其《感愤》诗中说：“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块垒愁。”又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哉！”其思想内容或暴露社会黑暗或抨击科举制度或寄托美好友情、爱情理想。

１．痛斥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贪婪无耻，同时讴歌下层民众的反抗精神。如《席方平》、《梦狼》、《促织》、《商三官》。

２．抨击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含泪讥讽热衷功名的士子。如〈〈三生〉〉、《考弊司》

３．歌颂纯真美好、坚贞不渝的友情和爱情。篇幅最多，价值最高。如人与神鬼相爱的《云萝公主》、《林四娘》；人与狐仙相爱的《青凤》、《娇娜》。其他自然界的动植物，无不可与人相爱，《香玉》（牡丹仙子）、《竹青》、《莲花公主》。

（二）艺术价值

１． 情节曲折离奇，极具浪漫特色。

２． 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子形象，极具个性。 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

３． 文言与白话的极好融合，做到雅俗共赏。

四、赏读《席方平》

（一）故事情节

席方平的父亲被仇鬼羊某“买瞩冥吏”追索死去，席方平入地府为父伸冤，从城隍告到郡司、阎王，最后一直告到二郎神那里，终于伸了冤。

（二）思想内容

思想上对现实的抨击十分深刻尖锐，表现在：

１． 方恶豪的“为富不仁”。作者虽只写羊某“买瞩冥吏”

陷席廉于狱；“内外贿通”使席方平“无所复伸”，狱不得直，但从席方平在冥府的种种遭遇的叙写中，作者却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虽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馀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的污浊现实。

２． 冥府官僚吏役的贪赃枉法。吏役飞扬跋扈，大施淫威；城隍、郡司受脏枉法，一点也不顾人民的死活。特别是冥王，作为冥府最高统治者，也贪婪、凶狠、残忍，为箝席方平之口而至无刑不用，超级黑暗。也见作者 胆识。

（二）艺术特色

１． 离奇曲折的情节

塑造了一个刚正不阿的反抗者形象。其父性格“憨拙”，这是席方平性格的起点和基调。憨则直，拙而不同变，便是宁折不弯。眼见父亲被追索而死，席方平“惨怛（打音，忧伤悲痛）不食”，离魂赴冥府为父伸冤，“憨拙”体现。来到地府，眼见父亲被抨掠的景象，耳听父亲诉说的凄哭遭遇，他大骂鬼吏，抽笔为词，上诉城隍，以为城隍会给自己作主，一片憨直拙朴。碰了钉子，上诉郡司，案子又回到城隍那里。其间他受扑责、受械梏，“忿气无所复伸”，仍毫无动摇，被鬼卒押回家，又遁赴冥府，真可谓百折不挠。告到冥王那里，郡司、城隍动之以利，“许以千金”，要他别告，他不为所动，一股凛然正气！其时，他对冥王充满希望，即使旅店主人告

诉他“闻王前各有函进，恐事殆矣”，他犹未深信。真正“憨”得可怜，也真正“直”得可爱！孰料冥王更为可恶，也更其残忍奸诈。席方平遭受了笞责、火烤、锯解等酷刑，但他一次次忍受了下来，一次次表示其“必讼”的决心。作品就是这样在描写正直与邪恶的一次次斗争中，充分展现人物的性格，使其由一般的“憨拙”升华为浩然的勇决，实现人物性格发展中的重要飞跃，完成了一种壮烈美的抒写。当席方平被锯解后，他学乖了，开始了智斗，以曲而求伸，在冥王许以“千金之产、期颐之寿”并“嵌以巨印”后，答允冥王“不讼矣”。然而，那种刚正执着，那种不挠的勇烈却于这曲屈中延续，虽被二鬼乘其不备，推入一户人家，“已生为婴儿”，乃“愤啼不乳，三是遂殇”，而“魂摇摇不忘灌口”，终于在二郎神那里，将包括冥王在内的所有贪赃枉法之徒告倒，席方平的性格也完成了最后的跃变。

席方平父子胜利了，而且获得了褒奖：席廉得赐阳寿三纪，羊某家的楼阁田产也尽为席家所有，席方平父子俱九十馀岁而卒。这自然是正义的胜利，在一片黑暗中，作者留出了一抹亮色。但是席方平父子还魂之后，一索二郎的判词，已然不见，而况“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作者似又在作某种暗示：告倒冥王，实亦不过无望中的一种想往罢了。这小说的意蕴于是也更见深沉。

篇四：从《聊斋志异·司文郎》看蒲松龄的晚年思想

从《聊斋志异·司文郎》看蒲松龄的晚年思想

作者：赵爱华

来源：《蒲松龄研究》2012年第04期

摘要：《司文郎》是蒲松龄晚年时期的作品，虽然写的是书生的科考经历，实际上它的内涵极为丰富，包含了蒲松龄晚年最深挚的人生感触，涉及了对科考录取结果所导致的南北文化争论、人生价值追求和命运穷通等问题的全面思考。

关键词：司文郎；蒲松龄；晚年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孤愤”之作，是他抒写人生感触的载体，尤其是那些与他生活经历相契合的反映科举的篇章，更是他思想情感的体现。在这些以科举为中心的故事中，《司文郎》一文涉及面很广，内涵也很丰富。

《司文郎》在手稿本中编在卷六 ① ，相对于全书八卷 ② 的篇幅来说，已属后半部分。关于《司文郎》的创作时间，章培恒先生认为《聊斋志异》卷六应写于“康熙三十二年秋冬间至大约三十九年” [1] （P197），是蒲松龄53至60岁时的作品，袁世硕先生认为《司文郎》作于康熙二十七年前后 ① ，此时蒲松龄48岁。虽然章先生和袁先生的观点不太一致，但从蒲松龄的生卒年来看，这时都接近蒲松龄的晚年。相对于青年时的意气风发，此时的蒲松龄虽仍渴望通过科考以酬平生之志，但已经基本看透了人生。因此，当他在五十余岁仍想参加科考时，面对其妻刘氏“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的劝告，他的态度是“善其言” [2] （P278）。结合作者的身世和思想，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司文郎》应该是晚年的蒲松龄最真实的精神写照，包含了他深切而丰富的人生感慨。

一、为北方文人正名

《司文郎》主要塑造了四个形象：司文郎——登州宋生、瞽僧、山西平阳王平子、余杭生。登州宋生和瞽僧是阴间鬼魂，王平子和余杭生是人间应试的读书人。蒲松龄让两个鬼魂游走人间，并让他们对当时读书人孜孜追求的科举考试予以评判。小说一开头，宋生和狂妄读书人余杭生争论的焦点就是南北文人孰优孰劣的问题，可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要高于通常人们所说的批判考官等内容。面对余杭生傲气十足的“山左、右并无一字通者”的观点，宋生毫不客气地说：“北人固少通者，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宋生对余杭生犀利的反驳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当时人们鄙视北方文人的强烈不满之情。

从明代开始，在一般人眼中，南方文化的优势就远远超过北方。朱元璋在位期间举行的几次科举考试，状元都是南方人，而洪武三十年的科场冤案就是由于主考官只重视所谓试卷的优劣，使得中的52名贡士全是南方人，从而引起了北方文人的不满，并最终使主考官成为朱元璋政治算盘中的牺牲品。实际上由于明清实行八股等严格限制读书人思想和才情的取士方式，科考得中与否与文化水平的高低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由于对读书人只有这一条评价标准，因此自此之后，在天下人眼中，南方人是文化的精英，而北方人则是粗野的代名词。

这种情况到清代依然如此 ① 。而与蒲松龄一生相关的几次科考也几乎都是南方人的天下。具体的录取情况，我们可以根据《清朝进士题名录》 [3] （P115-341）中列出的人员名单的籍贯来分析。由于录取的进士分三甲，而人们最重视的是一甲和二甲，因此本文就以该书所录的一甲二甲为统计对象，分别通过江南浙江和山东山西四省的录取情况，来具体感知当时南北文人的科考差别。

据《清朝进士题名录》中进士的籍贯来看，在顺治朝，科考所录人员已多为江南人，而康熙朝除了康熙六十年山东人为状元外，其它二十次考试状元全是江浙人，而且有十三次考试一甲三名全为江浙人。在康熙朝，二甲的录取比例，江浙一代基本在50%至70%之间，而山东山西两省的总和则基本在5%至20%之间波动，甚至在康熙四十二年仅占2%。这一方面固然显示着江南科举水平的高超，而实际上科举水平并不能代表文化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科举选人制度的人情循环。正因为每次科举选拔的人才多是江浙人，那么在朝做官或任职的也以江浙人居多，他们在选人时一般都会倾向于自己的祖籍地或与自己有一定关系的人。这样，南方的进士就越来越多，北方则在日益减少。蒲松龄在康熙二十七年所作的诗歌《读题名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从来吴越产奇男，取得宫花更似探。一百余名金榜客，牙篦点去半江南。年来风气更如何？榜放天门国士多。窃喜当途皆巨眼，能将沈谢暗摩挲。” [4] （P671）蒲松龄不但写出了科举多点江南人的事实，而且对考官压抑人才，凭地取人的做法表示出辛辣的讽刺和强烈的抗议。结合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中一甲三名全为江浙人，二甲40人中有29人是江浙人，只有2人为山东人的结果，我们不难想象南方人在科举中的优势地位和北方人备受压抑的状况。

平心而论，江浙地区固然文化发达，但经过明清两代相对安定的统治，北方的文化也有长足发展，很多家庭非常重视文化教育，这些地区也有大量像蒲松龄那样饱读史书的文人，与江浙人相比，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距。而科举结果的差异如此巨大，这有可能进一步刺激江浙文人的狂妄作风，而让北方的读书人更感举业无望而内心沮丧。在《司文郎》中司文郎对余杭生的反驳，正是蒲松龄对江浙文人骄傲轻狂的指责，以及对北方文人的鼓励。实际上，通过司文郎宋生和余杭生的唇枪舌战，蒲松龄不但无情批评了江浙人中的狂妄之辈，而且暗示无论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实际的文化底蕴，北方人丝毫不逊于江浙人。司文郎宋生的高谈阔论不仅是蒲松龄为自己科考不得意的辩解，更是他为北方文人一展胸中之气的表现，包含了半生沦落的蒲松龄对所处时代科举现状的清醒认识。

二、坚守“弘毅”精神

虽然读书人的生活艰辛、前途渺茫，但是蒲松龄始终顽强地生活着，并且在清冷而又贫寒的生活中走过了七十六年的人生旅程。相对于诸如受到政治打击而压抑至死的文学家贾谊、柳宗元、李商隐等人来说，蒲松龄的生命力是强大的。而蒲松龄为什么能在终生悲凉的生活中始终坚持不懈？这可以从司文郎对王平子的劝告中来感知。

面对着王平子的悲观失望，宋慰王曰：“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己；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当前踧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司文郎的话可以看做是饱经沧桑的蒲松龄最深沉的人生感触。他一方面指出读书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这是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大问题，那就是不要指责别人，而应当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只有不埋怨别人才能够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的道德境界更进一步，而严格要求自己，永远保持不满足的心态，自己的学问才能更进一步。宋生的观点既是蒲松龄开阔心胸的展现，也是他真诚生活态度的体现。它的精神实质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观念和“弘毅”精神，但却比这些提法更具感染力。

对于读书人的职责，《礼记·大学》篇曾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5] （P800）。如何才能担当这一重任呢？《论语》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6] （P80）要求读书人要心胸开阔、志向远大、意志坚定，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担负起对家庭、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宋生对王平子的鼓励正是这种精神实质的具体化。而蒲松龄在清贫中七十六年的坚守与创作也是这种“弘毅”精神的体现。可见，蒲松龄是深受儒家传统精神所影响的一个正直文人，他既激励自己要有“弘毅”的心胸，也希望能用这种思想来激励其它的读书人。

司文郎的“当前踧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的观点，正揭示了蒲松龄得以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永不满足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文学造诣。实际上这句话也反映出蒲松龄所追求的与当时科考所要求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蒲松龄要求的是文学造诣的提高，而当时的科考却以八股、四书五经等方式严格限制读书人的思想和文采，科举是一种考试的机器，根本不需要个性和才华。因此蒲松龄所提出的“不盲之人”，并不一定是指考官，也可能指的是能赏识他的世人或朋友，因为“不盲之人”的范围是“天下”人。假如这样理解的话，终生孜孜以求、勤奋著书的蒲松龄确实达到了他的目标，因为他著述丰厚，成就斐然，在当时就被文人推崇。其友朱湘曾在《聊斋文集题辞》中说：“今披读先生文，苍润特出，秀拔天半，而又不费支撑，天然夷旷，固已大奇；及细按之，则又精细透削，呈览耸翠，非复人间有。” [2] （P292）而《聊斋志异》更是脍炙人口，受到了历代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只要把对“不盲之人”的理解不再局限于那些考官，我们会发觉蒲松龄的心胸是多么地开阔，他对文学造诣是多么地看重。而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的“砥砺”之心也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在继承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基石，在今天也是社会前进的基础。这也可能是蒲松龄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吧。

三、贫寒自励的价值追求

明清时期，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读书人大都清贫，蒲松龄就是如此。为了生活，他常年在别人家坐馆，过着“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聊斋自志》）的清苦生活，甚至“六十余岁，犹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 [2] （P283）。他就是那些贫寒读书人的代表。因此在他的笔下，那些书生往往是像“程孝思，剑南人，少惠能文。父母俱早丧，家赤贫，无衣食业，求佣为胡银台司笔札”（《聊斋志异·胡四娘》），或是圣裔孔雪笠“寓菩陀寺，佣为寺僧抄录”（《聊斋志异·矫娜》）之类。书生们不但承受着科考的精神压力，更要面临物质生活的困扰。那么贫寒的读书人应该抱有什么样的钱财观呢？司文郎宋生和王平子的一段对话和王平子的所作所为，可以看作是蒲松龄为寒士树立的榜样。“宋曰：?都中薪桂米珠，勿忧资斧。舍后有窖镪，可以发用。?即示之处。王谢曰：?昔窦、范贫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给，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仆及庖人窃发之。王忽觉，闻舍后有声，出窥则金堆地上。情见事露，并相慑伏。方诃责间，见有金爵，类多镌款，审视皆大父字讳。盖王祖曾为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遗也。王乃喜，称得金八百余两。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与瓜分，固辞乃已。以百金往赠瞽僧，僧已去。”

王平子面对司文郎所说的意外之财毫不动心，而是以宋代的贤人窦以和范仲淹为榜样，强调读书人应该保持高尚的道德节操，不能“自污”。当后来确定窖银是祖上所留时，又能马上想到赠给自己的朋友和贫寒者，展示了文人的侠义心肠。王平子的所作所为正是蒲松龄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提出的一种理想人格，他希望读书人不要被一些世俗常情所牵累，要保持高洁的品格和尊严。这仍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读书人要讲究“文行出处”的一种表现。而实际上，明清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很多都成了八股文的奴隶，根本不讲人品人格。明清科举之人的丑恶面目在晚蒲松龄半个多世纪的吴敬梓笔下有生动的展现，《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就通过王冕之口表达了作者对八股取士的态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因此书中塑造了大量不讲文行出处、道貌岸然的读书人。一生阅历丰富又品格高尚的蒲松龄应该对这一现象感受深切，因此才用王平子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诫读书人不管生活多么艰辛，也一定要保持清贵的节操，千万不要“自污”。

四、壮志难酬的人生感慨

蒲松龄一生被科举所困，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他无意之中发挥自己个性而冲破八股文束缚的成分；有被考官昏庸和考场黑暗所耽误的因素；有无意中犯规或突然生病无法坚持考试等偶然的情况。总之，他的一生就是在充满希望而最终失望的心情中度过的，壮志难酬的悲愤充斥了他的全身。《司文郎》一文对人生命运的感触和看法就非常真切和无奈。

在王平子和余杭生被瞽僧论文但结果却与之相反后，面对余杭生的质问，僧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在瞽僧看来命运的穷通与人的才华高低往往是不成正比的。这一论断是蒲松龄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遇总结出来的，而这一观点极具普遍性，可以说是那些怀才不遇文人的共同感受。在封建时代，文人的前途命运往往并不由才华决定，而是与家庭出身和人脉人情关系密切，正因为如此，那些命运坎坷、怀才不遇者往往通过文学创作抒发抑郁之情。贾谊《吊屈原赋》中的“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的悲愤；左思“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咏史》）的愤慨；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的

激越；杜甫“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激愤都属此类。与前代这些抑郁不平的文人相比，蒲松龄的一生更显悲凉，他的人生从没有得意过，连贾谊、李白等人短暂的荣光都没有，一辈子汲汲于仕进却终生清冷孤寂。因此，在仕进道路越来越窄，窄到只有八股取士的清代，蒲松龄的才与命不相符的感慨更透露出一种苍凉和无奈。

蒲松龄对读书人的悲哀命运看得非常透彻。因此在王平子又参加恩科加试时，“宋曰：?此战不捷，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规被黜……宋曰：?仆为造物所忌，困顿至于终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万事固有数在。如先生乃无志进取，非命也。?宋拭泪曰：?久欲有言，恐相惊怪。某非生人，乃飘泊之游魂也。少负才名，不得志于场屋。佯狂至都，冀得知我者传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于难，岁岁飘蓬。幸相知爱，故极力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愿，实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谁复能漠然哉！?王亦感泣”。宋生是前世不得志的鬼魂，王平子是今世落难的书生，两个人都是蒲松龄胸中郁结不平之气的载体。他渴望读书人有志向得到伸展的那一时刻，即使是自己实现不了理想，哪怕是朋友实现也行。蒲松龄的要求是如此地卑微。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那些正直的读书人即使想通过良朋以展胸中之志的愿望也很难实现。蒲松龄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所以王平子只能是“被黜”的命运。读书人的命运是如此艰辛，即使是阴间掌管科考的鬼魂想帮助这些阳间书生也不行。司文郎和王平子的谈话，感人至深，又力透纸背，蕴含了蒲松龄最悲痛的命运感慨。

面对艰难的人生、多舛的命运，蒲松龄无法解释这其中的原因，也无法安慰那些像他一样的读书人，所以只能以因果报应的态度作结。“王归，弥自刻厉。一夜，梦宋舆盖而至，曰：?君向以小忿，误杀一婢，削去禄籍；今笃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任仕进也。?”这实属无奈的托辞。如果有人以此来评论说蒲松龄就是在宣传因果报应的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蒲松龄对那些像他一样的读书人为什么一生困窘的真正原因是非常清楚的。但在那个时代，他无力改变统治阶级的意志，也撼动不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当人无力改变生存环境时，要想生存，只能是适应这个环境，并为自己找一个生活下去的理由或借口。因果报应就是最好的安慰剂，他在《聊斋自志》中对自己身世的解释“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而这种因果思想是一生困窘的蒲松龄即使在最无奈、最困窘的时候也能保持生活的热情，而没有消沉下去的一根精神支柱。

《司文郎》一文正是蒲松龄晚年对人生有了最深切感悟后的表白。他巧妙地设计故事的角色，通过司文郎和余杭生的论辩驳斥时人重南人而轻北方的传统看法，在这里，司文郎就是蒲松龄的代言人。又通过司文郎对王平子的热切鼓励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以此来勉励读书人一定要振作起来，精进自己的学问，在这里，司文郎就是作为教师的蒲松龄对天下寒士谆谆教导的传声筒。通过王平子以先贤为榜样，不取外来之财的高尚行为展示了蒲松龄的理想人格。通过司文郎和王平子两个人在科场的不幸遭遇展现了蒲松龄对科考的终生追随和壮志难酬的人生悲哀。

参考文献：

篇五：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机缘和目的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机缘和目的

诸良峰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有莫大的机缘的，这跟他的文学修养，个人爱好，生活处境是密不可分的。他创作《聊载志异》的目的则是在于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与心底的“孤愤”之情，直面社会问题，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

一 经史传家，尤好《庄》、《列》，为蒲松龄打下了坚实的文学修养。

蒲松龄出生在山东淄川蒲家庄一个世代耕读之家。祖上虽没有出过高官显贵，可终究是个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到了蒲松龄一代，家里已现消乏，但是朗朗书声并未绝响。其父蒲磐在二十好几尚未能采得一芹，于是弃儒经商，待到家境亨泰以后，其父却又“不欲复居积，因闭户读书，无释卷时，以是宿儒无其渊博”（蒲松龄《述刘氏行实》）。

蒲磐青年时期致力于举业，因无成就而去儒经商，于是他把金榜提名、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儿子蒲松龄的身上。十岁便由他亲自开蒙，蒲松龄从十一岁读书，先习《三字经》、《千字文》，而后学习《四书》，再后学习《五经》。在强烈的求知欲下，蒲松龄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他开口成文，挥翰霞散，便是因为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文学

的熏陶。他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无论是经，是史，是诗，皆一点即通。

蒲松龄十分喜爱的是这样的一些书：《庄之》、《列子》、《史记》中的《游侠列传》、《李太白集》。甚至在他自己做了塾师以后，还亲自选编、改写过《庄子》、《列子》，以教授自己的门人。他这样说：“余素嗜其书。”“要其文光洋恣肆，诚足沾既后学”。这些作品中神奇瑰丽的想象，驰骋纵横的文笔，显然给蒲松龄以深刻影响，为《聊斋志异》提供了滋养。

二 雅爱搜神，善于创造为蒲松龄提供了创作素材。

正因为在少年时期就深受《庄子》等书里幻化离奇的故事的影响，所以蒲松龄“雅爱搜神”：“松，落落秋荧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聊斋自志》）从对《聊斋志异》的分析来看，蒲松龄的创作主要取材来源有三种，即：（一）收集民间传说（包括朋友间谈狐说鬼，邮筒相寄）；（二）直接取材于当代的重大政治事件或现实生活；（三）以前人或同时代人记载的野史佚闻为创作凭借。这些素材都是蒲松龄有心收集的，是他雅爱搜神的结果。

在上述三种来源以外，我们还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脍炙人口、流传极广、影响很大的故事，如《婴宁》、《小翠》、《红玉》、《梦狼》等等，作者并没有在篇末注明是

听某人讲的，也没有多少根据，说明他们是从前人作品中受到启迪，更不能胶柱鼓瑟，把它们同作家经历的人生变故、政治事件联系起来。它们是蒲松龄的独创，是这位艺术大师卓绝才华的集中表现。他们是蒲松龄从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出发，以全部心血熔铸成的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

三、以“鬼狐史写磊块愁”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

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掳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生产了“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以“鬼狐史写磊块愁”成了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

乾隆二十年，余集为《聊斋志异》第一次刻本作序言。他从同一时代读书人的角度，较为准确的分析了蒲松龄以“鬼狐史”抒“磊块愁”的苦衷：按县志称先生少负异才，

以气节自矜，落落不偶，卒困于经生以终。平生奇气，无所宣谍，悉寄之于书。故所宰多涉淑跪荒忽不经之事，至于惊世害俗，而卒不顾。嗟夫！世固有服声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虿，出门触逢，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设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呜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然则是书之恍惚幻妄，光怪陆离，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闾侘傺之思，寓化人解脱之意欤？

四、直面社会现象，揭露社会问题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目的。

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然写志怪小说，但心中未必完全跟那些专为志怪的前辈作者通道。他心目中追随的是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效仿司马迁，究其底里，蒲松龄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成了“史”来看，通过小说反映历史的真正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因而，直面社会现象，揭露社会问题才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目的，通过《聊斋志异》，蒲松龄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了大胆地揭露，无情地批判，对突破这些社会问题的行为进行了热情地讴歌。

概括来说，《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特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像恶狼一样吞噬着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画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蒲松龄幼而聪明，却屡试不第，他虽然长期没有破除幻想，醒悟过来，但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广泛观察中，看穿了科举制度是一种坑害知识分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反而培养出了各种各样庸碌无能的废物。在蒲松龄看来，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考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交易场所，瞎眼衡文，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在蒲松龄笔下，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妇女问题，如父母包办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于妻妾制而造成的家庭不和，嫡庶之争。更可贵的是他创造出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望着自由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如婴宁、青凤等，他们已经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和束缚。

五 结束语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 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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