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之怒,梦未醒

篇一：醉卧红尘,十年相思梦未醒

醉卧红尘,十年相思梦未醒

相思如梦，但她这个梦已过十年犹未醒。静立红尘，她沉醉相思，已经分不清虚与实。如今的她醉卧红尘，十年相思梦未醒，会等到梦醒的那一刻吗？

她用十年做了一个梦，用相思唯美了这个梦境。梦里，她和心上人红尘相逢；梦里，她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梦里，她和心上人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如此美梦犹如优美散文，让她宁愿长睡不醒，只愿能在梦中得到幸福，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

可是梦来源于对现实的不甘和不满，现实让她和心上人相隔天涯，让她孤单思念。她只能寄情于梦，与心上人梦中相会，以解相思。当梦境越来越真实的时候，她也越来越害怕现实，害怕一睁开双眼，依然是满室寂寥。

后来为了逃避现实，她日夜买醉，不给自己半分清醒。醉了就睡，醒了再醉，沉浸在美好的梦境之中不可自拔。可是在梦醒到再醉的时间里，她还是心痛难忍，泪流满面。直至酒精麻痹了痛楚，带领她进入梦乡，才能令她含泪微笑。

十年已过，她依旧醉卧红尘，十年相思梦未醒。她不管这个红尘正值繁华，还是走在荒凉，只愿梦一直都在。她享受着梦中的繁华与幸福，回味着曾经的相聚与快乐，不愿醒来。也许当她甘愿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就是相思尽，情意绝的时刻，从此不再有梦。可是何时才是她真正的梦醒时分呢？这是命运，亦是缘……

篇二：《一篇读罢头飞雪_重读马克思》原文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经典里看现实

前言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说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 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 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店主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

“100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80 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白占了地方”的“马克思”让我得了大便宜。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常独自在那棵梨树下坐着望蓝天，怀里捧着一本黑皮精装的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静谧，感觉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诗句：“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

逢”。

40 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

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再到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相联系的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作“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即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王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仅依靠改革上层与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10 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19 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9 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市定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

道，不能容忍使千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

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的改革所主攻的目标之一，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

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

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16 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发行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互相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为经济交换方式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在此之

上，方才树立起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样。不过，我们更需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不王道之富强”罢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照走不误，一切“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实现“富强”，而且还会陷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丛林法则，其结果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更是“亡天下”。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要把富强与王道统一起来，要克服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仅凭“改革”、仅凭改造上层、发动精英提高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为这需要动员全社会、需要发动人民群众，简而言之，这需要革命。

马克思极懂富强之理，马克思深谙金融和资本之道，这有《资本论》为证；而马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则，因而他赞成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欧洲1848 年革命和1871 年的巴黎公社运动，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号为证。

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西方圣人”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2008 年，我在纽约与廖子光先生畅谈时，廖老曾有言：晚清以来，中国举凡财政、金融、军事、科技均落后于西方，不仅陷入国家民族的大劫难，而且陷入了文明的大劫难，要寻求富强之道，什么办法都尝试尽了，结论则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历史的翻盘。直到湘潭毛润之先生出来，他能焕发中华文明的真谛，一举扭转了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因为毛先生很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近代中国除“人心”之外，再便无富强之“资本”。中国已经一穷二白，欲在如此山穷水尽的条件下求富强只能依靠“行王道”，舍此再无他法，而毛先生“发财的资本”，靠的就是唤起人民的同心同德、空前团结，来打败西方在军事、科技、财政和金融方面的优势，他有“两只手”：“一只手”是理学和心学的“大同”思想，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再到康有为、孙中山，毛润之先生是集大成者；“另一只手”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这后一只手能把“王道”与“富强”在现代条件下统一起来。所以，

篇三：重读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说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 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 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店主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100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80 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白占了地方”的“马克思”让我得了大便宜。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常独自在那棵梨树下坐着望蓝天，怀里捧着一本黑皮精装的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静谧，感觉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诗句：“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逢”。

40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再到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相联系的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

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作“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即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王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仅依靠改革上层与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10 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19 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9 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市定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的改革所主攻的目标之一，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

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16 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发行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互相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为经济交换方式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方才树立起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样。不过，我们更需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不王道之富强”罢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照走不误，一切“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实现“富强”，而且还会陷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丛林法则，其结果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更是“亡天下”。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要把富强与王道统一起来，要克服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仅凭“改革”、仅凭改造上层、发动精英提高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为这需要动员全社会、需要发动人民群众，简而言之，这需要革命。

马克思极懂富强之理，马克思深谙金融和资本之道，这有《资本论》为证；而马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则，因而他赞成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欧洲1848 年革命和1871 年的巴黎公社运动，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号为证。

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西方圣人”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2008 年，我在纽约与廖子光先生畅谈时，廖老曾有言：晚清以来，中国举凡财政、金融、军事、科技均落后于西方，不仅陷入国家民族的大劫难，而且陷入了文明的大劫难，要寻求富强之道，什么办法都尝试尽了，结论则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历史的翻盘。直到湘潭毛润之先生出来，他能焕发中华文明的真谛，一举扭转了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因为毛先生很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近代中国除“人心”之外，再便无富强之“资本”。中国已经一穷二白，欲在如此山穷水尽的条件下求富强只能依靠“行王道”，舍此再无他法，而毛先生“发财的资本”，靠的就是唤起人民的同心同德、空前团结，来打败西方在军事、科技、财政和金融方面的优势，他有“两只手”：“一只手”是理学和心学的“大同”思想，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再到康有为、孙中山，毛润之先生是集大成者；“另一只手”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这后一只手能把“王道”与“富强”在现代条件下统一起来。所以，毛先生缔造的新中国就不叫民族国家，而叫“人民国家”，他的战争便不叫“国家战争”而叫“人民战争”，他的科学教育不叫“精英教育”，而唤作“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教育，

他的金融叫“人民金融”，而人民金融则是建立在人民的信任的基础上的，这是极为高明的设计。

毛先生把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东方大国做了实践，中国最终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他开辟了在“王道”基础上实现“富强”的新道路，他的一些实践、一些做法，固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自有其“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悲剧，但在大方向上，乃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中国学者的问题却是对美国及西方霸权和霸道之实质既了解不深，对王道传统兴趣又不大、记忆几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长，习人之强，反难免两头皆失之虞，此乃最可担忧之事。无论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强”的东西与中国“最好”的东西成功结合起来，中国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出现复活官二代、封建主义、买办资本、腐败、两极分化等问题。正如历史上的中国，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国，若只求富强，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强。

廖老一直把毛泽东主席称为“毛润之先生”，因为廖氏一族，举凡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半是国民党元老，一半是共产党元勋。廖老一生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作为纽约杰出的金融家，他始终关怀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2005 年，廖老便提出中国以“货币互换”抑制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以及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待遇、面向内需、面向中西部谋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他的博大智慧令我如沐春风，至今记忆犹新。

关于“王道”与“富强”这个话题，我还记得20 世纪末，费正清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 ）教授来北大讲学时，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我向他请教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的问题，他曾这样说：我们西方实行的是“霸道”，你们中国坚持的则是“王道”，1840 年我们打败了你们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终究也不能长久，现在要看看你们中国究竟有没有办法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了。与其说将来全世界都要“看中国”，还不如说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相冲突这个难题。

墨子刻教授对清代制度，特别是《大清会典》有着精深研究，他更继承了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观，而更重要的是，用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他是少数“真正懂毛泽东思想的人”。

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果然能够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从而为人类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吗？

2011 年6 月，在世界讲坛上，李稻葵教授曾经面对着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的西方政要这样坚定地说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重复西方霸权主义的老路，因为我们要复兴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文明，这一文明的核心是“王道”，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富裕”。中国的现代变革“始于170 年前开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国的失败为中国文明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屈辱，这种屈辱的教训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的孩子们

仍然在学习这些教训。那次屈辱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包括90 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为了应对这次屈辱的一个决绝的回应。”

“我的文明教会了我，不要去压迫别人，不要强加于人，而是要与人合作；我的文明教会了我，经济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应是掠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稻葵先生的话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当时舌战群儒的形象：君子威而不猛。

“屡仆又屡兴，慷慨期致远。道逢同心人，万里互可勉。”由此上溯到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为了争取一个文明、进步和平等的新世界而前赴后继、挖山不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我们的去路，就没有什么大山是挖不平的。

或许，我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写完《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 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之后，我本想一鼓作气把《龙兴—1500 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写完，但是随着写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能抓住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如果不能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发生“大分流”背后的因缘，无论下多少功夫都是枉然，而要抓住这样的动力、追求这样的视野，那就必须掌握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方法。

我从今年9 月初至今一直在生病，家人警告我说，倘若再这么捧着马克思的书不放，恐怕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此虽系笑谈，而我心自知，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别的东西吗？不做亏心事，何惧鬼叫门。何况我们的许多前人，例如写出了《封建论》的柳宗元，恰在我这个年龄就死掉了，而像马克思一样，他即使在放逐中，却毕竟也没有低下过自己的头。

本书得以顺利面世，实有赖于多方的全力帮助，今特申明三事：胡鞍钢教授命我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师生讲授此稿，由于鞍钢教授在讨论中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本书的观点更具现实针对性；李玲教授慨然推荐，其辞恳切，令我动容。作为前辈师长，他们的恩义于我，诚可谓是“动心于无情之地，施惠于不报之人，古烈尚难，况在今日”；而北京大学支持我这样一个中文系的教书先生为全校研究生开设“马克思著作精读”课，也凸显了北大学术自由的传统，故清华与北大—此应感谢者一；中信出版社为出版本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此应感谢者二；我的研究生贾嘉、陈澹宁通过录音记录、反复斟酌，把我的讲稿整理出来，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此应感谢者三。

马克思于1883 年病逝于伦敦，于今130 年矣。今天的我们却正处于他所预言并深刻分析了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中，而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希望这本小书能为广大读者带来真正的思想与知识的乐趣，而那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希望的。

韩毓海

篇四：2016年高考语文复习之人物传记练习

2016年高考语文复习之 —— 人物传记练习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

1917年7月，胡适撰写了大量有关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文章。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大力推广白话文。

胡适身体力行，创作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中华诗国开创了一个以“胡适之体”为特色的白话自由体新诗流派；他创作出中国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他热心提倡传记文学，所写的白话传记，文字清新晓畅，具冲淡自然之美；他还率先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译本。

由于胡适的倡导和朋友们的努力，白话文学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学的地位，风行全国。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规定，小学教材一律采用白话新课本。胡适的白话革命大获成功。

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对留美7年的胡适来说毫不费力，难的是教中国哲学史。原先教这门课的陈汉章功底扎实，但思想陈旧。他从传说中的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有同学问他：“照如此讲法，一门中国哲学史何时才能讲完?”他回答：“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胡适接课后，学生对他表示怀疑：“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讲中国的东西?况且才二十几岁!”谁知胡适一上来就非同凡响。这位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新派教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讲台。他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胚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给那些言必称三皇五帝的旧脑筋以沉重的打击，用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的话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

顾颉刚听过几堂课后，认为胡适讲得不错，便找到当时最敢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要他去听一听，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老师从哲学系赶走。学历史的傅斯年听后果然觉得不错，便对那些“不以为然”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就这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取得了成功，那些思想保守的教师不仅没看成他的笑话，相反，选修胡适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外校学生乃至社会青年也慕名来旁听，26岁的胡适因此成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年纪轻轻的胡适立即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

胡适站稳脚跟后，北大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帮助和指导进步学生。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被视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他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因

此“暴得大名”，成为青年心目中风头无二的新文化领袖。

（选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4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胡适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致力于推翻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言文，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与其同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百度百科）

②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贯穿了胡适的一生。这种分歧的根源不仅仅在于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还在于胡适缺乏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

③1919年年底，胡适整理出新文化运动的4条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最后的贡献。此后，他与被他召唤起来的、走上街头投身历史洪流的新青年分道扬镳。（《“男神”胡适》）

④胡适一生中，花在思想作战上的精力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渐渐沦为浪花余沫。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不能相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台湾历史学家李敖）

（1）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最恰当的两项是 （ ）（ ）（5分）

A．由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言论、做法可知，胡适对传统文化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认为传统文化束缚了青年人的思想，不能让青年人自由发展，必须废除。

B．有些思想守旧的北大老教授准备嘲笑教授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的年轻胡适，但最终胡适通过个人的努力让自己成为被学生称赞的老师。

C．文章引用傅斯年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傅斯年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自己多，但讲授中国哲学史体现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二是告诫学生们不能把胡适赶出哲学系。

D．胡适最终与被自己召唤、投身历史洪流的新青年分道扬镳的具体原因至少 有四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误解、个人自由主义泛滥、改良主义思想、缺乏理想主义情怀等。

E．这篇文章主要选取了胡适在北大任教授的相关材料，介绍了胡适担任教授时遭遇的困境以及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等，语言平实，对胡适的评价客观、公正。

（2）文本写陈汉章讲中国哲学史的相关内容有何作用?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的原因有哪些?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作为一位“新文化领袖”，胡适有哪些突出表现?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8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红学泰斗”周汝昌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悄然离世。他的女儿对外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的信函，说他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在《民国日报》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那时起，周汝昌开始了长达60来年的“红楼”之旅，因痴迷《红楼梦》，他的书斋就叫脂雪轩。痴迷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曹雪芹当年创作用了10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则用了近60年。有两句诗为证：“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几十年下来，研究硕果累累，著述等身：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晚年，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要知道，周汝昌先生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可以想见，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先生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年周汝昌35岁。

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

周汝昌不仅是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脂雪轩内陈

设简单，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一台电脑，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先生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

①周汝昌读中学时研习宋词。在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幼年时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书法，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

②周汝昌大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后来，他成为被燕大中文系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5分）

A．周汝昌与著名学者胡适的交往缘于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中主要介绍了敦敏诗集中发现的那首《咏芹诗》，这引起了胡适的兴趣，从此两人书信来往不断。

B．周汝昌的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的成果，该书以丰富翔实

的内容，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C．周汝昌继承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的研究方法，成为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D．周汝昌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始终坚守不渝，穷追不弃，他喜欢“国货”，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有些人认为他保守、落后不以为然，甚至到了冥顽不化的程度。

E．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汝昌是一个“解味道人”，他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认为他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

（2）简析文章结尾“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一句在文中的作用。（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周汝昌一生硕果累累，被誉为“泰斗”的他取得了那些成就呢？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周汝昌的一生，给我们哪些启示？请结合全文及相关链接，简要探究。(8分)

12.（1）DE D3E2B1。A项，“束缚了青年人的思想，不能让青年人自由发展”是社会而不是传统文化；“必须废除”错误，从链接可以看出，胡适推翻的是文言文，不是传统文化。B项，思想守旧的老教授准备嘲笑的是胡适这样讲授中国哲学史，不包括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两门课程。C项，“傅斯年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自己多”错误，傅斯年认为胡适读书少，但没有把胡适与自己对比。

（2） 1、介绍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方法。陈汉章功底扎实、思想陈旧，讲中国哲学从传说的伏羲开始，讲解速度慢。2、与胡适对比。通过陈汉章、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方法不同的对比，点明胡适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3、引出下文，为下文介绍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及其课程深爱欢迎的表述作铺垫。

（3）1、学生思想自由、敢于质疑老是。比如学生敢质疑思想 守旧的陈汉章老是讲授 中国哲学史什么时候能够讲完，对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提出疑问。2、学生实事求是，能正确评价老师。对胡适是否胜任中国哲学史的讲授，同学们是通过实际 听课评价的。3、老是做出努力，团结大批青年。胡适编辑《新青年》以及其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得到认可，就连外校学生甚至社会青年都来听他的课，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4）1、撰写多带几个关白话文运动以及文学革命的文章，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大力推广白话文。2.身体力行，创作第一本白话诗集、白话散文剧本，白话译本等。3、开辟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思路，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4、参与 《新青年》编辑工作，帮助指导进步学生，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5、整理出新文化运动的四条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任意四点即可。）

六、 “红学泰斗”周汝昌

（1）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B项，张冠李戴，“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的成果”说的是《石头记会真》；C项，“成为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有误，文中表述为“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D项，无中生有，“对有些人认为他保守、落后不以为然”文中无依据。

答案：答E项3分，答A项2分，答D项1分，答B、C项不得分。

（2）简析文章结尾“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一句在文中的作用。（6分）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结构的分析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由第一段中周汝昌先生的遗愿“安安静静地走”可知，此句在结构上，起着照应开头，首尾呼应，使全文结构完整的作用。在内容上，可从周汝昌先生的一生、临终遗愿、作者的创作意图角度分析作答。

答案：①结构上，照应开头，首尾呼应，使全文结构完整。（2分）②内容上，暗示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俭朴的生活；（1分）遵从并满足他的遗愿，希望他安安静静地走；（1分）表达默默为老人送行的心愿，体现作者对周汝昌的尊重。（2分）

（3）周汝昌一生硕果累累，被誉为“泰斗”的他取得了那些成就呢？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回答该题，要着眼于全文，注意联系相关内容进行比对。答案可以用原文语句作答，也可以在原文原句的基础上整合出答案。结合文本分条作答。

答案：①红学方面：将“曹、贾互证”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使“红学”实

篇五：盱眙龙虾的饮食文化

盱眙龙虾的饮食文化

盱眙龙虾作为一种普通的食材，在盱眙人的手里演绎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尚神话，不能不说是当代饮食文化的一个奇迹。连续举办了十届的盱眙国际龙虾节，已经将盱眙龙虾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美食的品牌；“盱眙十三香龙虾”因其主辅料和烹饪方法规范并由此嬗变出口味多样性的创造，在满足人们味蕾审美多重需求的过程中，浓烈而风雅地体现出现今时代饮食文化的特质。《中国江苏名菜大典》将“盱眙龙虾”收录入典，是对于给力饮食文化的盱眙龙虾的一种高度认同。

饮食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文化。所谓时尚和流行，正是一味食材风靡并传播的结果。盱眙龙虾成为绿色、健康、安全美食品牌，并影响中华大地的口味流变，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新奇，是人们首先获得的感受。当“盱眙十三香龙虾”十年前开始端上餐桌时，那种鲜靓火辣伴之痛快淋漓，旋即成为人们精神释放的媒介；口味，是人们调集胃动力的需求。盱眙“十三香龙虾”，永远常给你的是口舌吞吐的刺激和麻香之余的鲜美。品种，是人们挑剔的必然。只有盱眙龙虾是脑黄肉肥的，并且有一种特别的鲜香。中国大江南北，亚、欧、美、大洋州诸国亿万食客钟情盱眙龙虾，并长期一以贯之嗜食之，在事实上是选择比较的一种结果。绿色，是人们最终的期待。在羊肉不膻、韭菜不香的今天，在盱眙这片特殊的没有受过污染的水域环境中生长出的盱眙龙虾，自然也就成为中华美食宝库中的宠儿。因为盱眙龙虾，中华餐桌上有了浓烈奔放而又新鲜雅致的话语；因为盱眙龙虾，清新雅丽、口味平和、形质俱美的江苏菜系添加了鲜香浓烈的特色；因为盱眙龙虾，影响了饮宴的流程和习惯。广袤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把盱眙龙虾当作个性自由和粗犷豪放的“快乐食品”而普遍引进。并有数万家盱眙龙虾店。现在我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招牌响亮的盱眙龙虾馆，且食客如云。海外包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在内的10余个国家都有“盱眙龙虾”的餐馆火爆经营。因为盱眙龙虾，盱眙和其他地区的人们创造出类似茶道的程式化盱眙龙虾进餐模式和各种吃盱眙龙虾口诀，形成为一种优雅的食风。如此说来，盱眙龙虾给予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是一种“君子和而不同”的承继和创新。

盱眙龙虾作为美食，更作为一个前景无限的产业，获得了“中国第一例动物类原产地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盱眙龙虾”品牌价值达41.3亿元。盱眙也获得了“中国龙虾之都”的殊荣。盱眙开创了中国一个地区以一味食材而荣膺多项中国顶级荣誉称号的先河，为盱眙龙虾的品牌战略、产业链条、经营规模、区域影响乃至精神品格提升产生了族群效应。

以一味食材为称号命名，首先应该是食材的精良和食材烹饪的标准化。盱眙龙虾，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诸多中国顶级水产专家、营养专家、卫生专家、医药专家以及药膳专家、烹饪大师等，通过调研和检测，对盱眙龙虾，从生长环境、发育周期、成熟条件、选材标准、药材成分、烹饪过程、口味特性、营养效果等一系列环节进行了量化、比对、分析、定性，达成了一致的结论，这就是:盱眙龙虾不仅是一道美食，而且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食品。标准化的结果，既对于盱眙龙虾品牌战略延伸有了科学的规范，更对于以盱眙龙虾为代表的龙虾美食文化的健康内涵有了可靠的品质保障。据专家们提供的数据证明，具有二十余味中草药组成的调料烹制出的盱眙十三香龙虾，有着滋补营养的“药食同宗”的功效。中国的饮食文化，向来是讲究养生的，所谓“易牙知味、尹伊说汤”，便是先民们对于滋养的归纳。盱眙龙虾正是通过标准化的佐证，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品尝中，获得健康滋养的惊喜和感动。

盱眙龙虾，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提供的不仅仅是美味可口的佳肴，而是精神层面的享受和饮食文化新现象的打造与传播。

题陈平《龙虾图》

披甲戴盔舞怒虬，斗风搏浪战浊流，

一生不想龙门跃，万里礁滩任我游。

五律.吃龙虾

平湖名白马，碧水见冤家。夏至初成个，君来早祭牙。

寻常不拿架，到此好扒虾。最喜嫩黄色，满盆任你抓。

龙虾歌

《登高望远》、《铁山寺之恋》、《开心龙虾节》等，颜士铭《龙虾老大》 颜士铭是一位颇为活跃的音乐人，曾创作了《中国龙中国红》、《我和龙虾有个约会》、《虾舞中国》等歌曲，去年其创作的《淮河母亲》在当年的龙虾节全国征歌大赛活动中，获第二名。 扬子晚报网消息本报讯第八届中国国际龙虾节国内部分刚刚落幕，一首盱眙人新创作的名叫《龙虾老大》的原创歌曲，因其歌词诙谐幽默，节奏欢快，风靡网络。国内主要网站相互转载。

据悉，这首歌在盱眙县政府网和本土365生活网站上，点击率直线飙升，点击率已达到15000次。

盱眙龙虾节原创歌曲歌词

黄淮千古恋

奔腾的黄河，好似那刚烈的儿郎。刚烈的儿郎，一日千里追逐梦中的新娘，梦中的新娘，捎去春的明媚，催开祖辈的热望，带来不羁的粗犷，耕耘神话的故乡，啊黄河有情，淮河亦有意，留下多少爱的故事，在这里颂扬。盱眙，黄淮相恋的地方，有多少梦的传奇，在这里珍藏。珍藏。秀丽的淮河，就象那温柔的姑娘，温柔的姑娘，闪着波光期待心中的情郎，心中的情郎，迎来远古的暧流，化作生活的酣畅，荡起爱的涟漪，编织最美的风光。啊黄河有情，

淮河亦有意，留下多少爱的故事，在这里颂扬。盱眙，黄淮相恋的地方，有多少梦的传奇，在这里珍藏。珍藏。

登高望远

这片古老的土地，到处都是遗迹，多少故事被时光沉埋，被时光沉埋，这片神奇的土地每天都有奇迹，天风浩荡在为你喝彩，在为你喝彩。你的儿女个个是英才，你的山水敞开醉人的情怀。来吧，来吧，我们一起来。走上时代奋飞的舞台。登高望远，我们把目光投向天外，登高望远，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走向美好的未来。

铁山寺之恋

清清天泉湖是你明镜的眼眸，绵绵绿山野是你天然的秀色，一棵棵参天的大古树，根恋着土地，一片片奇花异草摇曳着多彩的传说。登上天文台把那星月来触摸，漫步军马场感觉星光在交错，听风中传来的竹笛声，轻吟着变迁，山水间淳朴的乡音歌唱着新美的生活。铁山寺我眼中的你铁骨也柔情，铁山寺我眼中的你多山多风流，铁山寺啊我眷恋着你，此情悠悠，天地共长久。

火红的歌

火围着山转，山看着水流，流不尽的十三香，掀不完的红盖头。人望着虾儿笑，虾跟着人儿走，带着这十三香，咱交上这好朋友，火红的龙虾招来八方客，我来自东海岸，你来自大洋洲，小小的龙虾跳出中国节，让咱淮河儿女显一番大身手，嗬嗬嗬嗬掀起红盖头，嗬嗬嗬嗬纯纯多情酒，嗬嗬嗬嗬掀起红盖头，嗬嗬嗬嗬山城红满楼。

开心龙虾节

唱什么曲呀，喝什么酒。没什么愁呀，没什么忧。要吃那龙虾肉，你掀起那红盖头，亲它个十三香呀，再脱那红兜兜。唱什么曲呀，喝什么酒，请酒的大碗，山歌唱出口。要逛那龙虾节，你请到山城游，满街的干三香呀，顺着那淮河流。没什么愁呀，没什么忧，火红的一醉，扑愣愣的往前走。

万岁—明祖陵遐想

谁能长生啊谁能不朽，人生不满百为何常怀千岁忧，休在把那万岁无疆喊出口，君不见那帝王将相都成了土。怀里美人掌上春秋，姹紫嫣红后化作白云苍狗，马上江山枕边消瘦，产，端的是那大梦未醒万世休。王朝远去啊故园依旧，兴亡多少世不过花间一壶酒，休在把那万

岁无疆喊出口，何须问谁在主宰我神州。儿女勤劳江山锦绣，青史五千年全靠百姓造就，人民万岁伟业千秋，笑看那滚滚江河万古流。万古流。

龙虾节赋

海里有海虾，湖里有湖虾，龙本天上有，如何变成虾，只因淮河美，龙已不恋家。只为都梁秀，放眼尽烟霞，龙虾聚盱眙，盱眙出神话。近观龙虾美，颗颗如钻石，远看龙虾美，蔚然似彩霞。龙须象天线，虾壳象盔甲，静如侦察兵，潜伏水草下，动如防暴队，怒张大铁夹，挥手一撒网，龙虾满船爬，龙虾那里去，争往一出下。前面走大虾，后面是小虾。急行虾老弟，慢步虾大妈，不是赶庙会，不是搬家家。一路锣鼓响，一路鞭炮炸，盱眙龙虾节，喜讯传天下。宴会吉尼斯，盖过欧罗巴，千年逢盛世，万代传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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