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被历史控制的话剧—《伽利略传》的科学传播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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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伽利略传》的创作、修改和传播的历史过程做出分析，展现这一过程中科学、政治、文化以及公众等诸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表明，布莱希特对于《伽利略传》的创作和修改，以及黄佐临所执导的《伽利略传》在中国的传播所反映的：西方对于科学的认识的逐步变化，和中国对于科学的认识的相应滞后；以及此滞后所带来的一些后果。
关键词：伽利略传 布莱希特 黄佐临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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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是德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的史诗剧流派被誉为世界第三戏剧流派，他所著《伽利略传》亦被认为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不朽剧作。《伽利略传》共有三个意义不同的版本。第一版的意义首先在于反法西斯的政治斗争，后两版则主要传达了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布莱希特依据其对科学和科学家工作的理解，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文化状况、公众素质等等，对剧本不断做着调整、变动和修改。《伽利略传》内容和意义的变迁，反映着对科学的反思逐渐占据了布莱希特思想的核心。
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及其代表作《伽利略传》皆是中国戏剧界所熟悉的。事实上，正是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作为文革后上演的第一个外国戏，在观众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掀起了中国戏剧界学习布莱希特思想的热潮，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改革。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和布莱希特的原剧作有相当大的不同。黄佐临将原剧中关于科学的认识和对科学家的评判，作了省略、替代或者淡化。黄佐临如此改编该剧的目的，是要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以保证它演出的成功，进而为传播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作铺垫。黄佐临此举初步实现了他的原初意图，但也带来了许多未曾预料到的影响和后果。

一 布莱希特对《伽利略传》的创作和修改

《伽利略传》第一版写作于布莱希特流亡丹麦期间。1938年10月，布莱希特写完了《伽利略传》的第一版。1943年9月9日，《伽利略传》第一版在苏黎世剧院首次公演。[Peter Thomson and Glendyr Sacks, 1994, pp. xxii－xxiv] 布莱希特写作《伽利略传》只用了三周，但准备和构思的时间很长。事实上，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想写一个关于伽利略的剧本。不过只有到了一九三三年，当年发生的两个事件才为该剧提供了基本立意。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此前在伦敦的进步人士举行了对立审判。布莱希特积极参与筹备伦敦的对立审判，并在随后写了一份关于这场审判的提纲。他把国会纵火案的审理看作成一场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所以他在审判提纲的第三部分写道：“真理总有机会表现出来：被告，以季米特洛夫为首。” [恩斯特•舒玛赫，1974，第183页]此后在莱比锡的审判中，季米特洛夫在辩护词的结尾引证了伽利略，“伽利略被惩处时，他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具有与老伽利略同样决心的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历史的车轮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压倒的最终目标转动着……”。[武克全，1992，第279页]同年，距宗教法庭审判伽利略正有三百周年，文明世界为此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些事件中所蕴涵的真理与谬误斗争的意义，促成了布莱希特写作《伽利略传》的基本想法。
那个时代是法西斯横行肆虐的日子，许多人以为西方文明就要彻底崩溃，失去了对人类未来的信心，相信要陷入一个永恒的黑暗时代。于是，布莱希特写该剧就“是要描绘一个新时代的不加粉饰的图像”，一个“给世界带来繁荣的自然科学以及音乐、戏剧的新艺术的伟大时代”，展现向新时代发展的可能性和最终的胜利。[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0－345页]《伽利略传》第一版首先针对的是法西斯的统治。布莱希特在该剧中以科学类比真理，以科学的胜利象征理性的胜利，用对伽利略的纪念寓意新时代必将到来。这样就借《伽利略传》为当下的反法西斯运动叙述了一场关于真理的决定性斗争，确立真理在历史中最终会获得胜利的印象，激发观众依靠理性为重建真理而斗争。
在《伽利略传》第一版中，伽利略被塑造为一个有智慧的、懂得忍耐和等待的人。他对教廷表面上的屈从为他赢得了时间，完成了《对话》，并将其交于安德烈亚，使之公布于众，为科学做出了贡献。剧中的伽利略因其对科学的贡献而得到了颂扬，他对教廷的屈服也被认为是聪明的。此间，对伽利略的描述和评价直接地就为替德国纳粹政府服务的科学家提供了行为的借鉴模式。他们可以以伽利略为鉴，像剧本中的伽利略一般行事，弥补自己所作的罪孽，为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这样，《伽利略传》第一版有了对科学家的指导意义：科学家在背叛真理之后，仍可依靠自己在知识上的创造来弥补罪孽。
由此可知，《伽利略传》有两方面的意义：为反法西斯运动描绘一场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殊死斗争，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