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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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直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但它的形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艰辛探索的结果，党的七大对形成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了全面阐述。建国后，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沿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不断地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成果的系统总结，又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庄严宣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源流
　　
　　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向来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和不断向前推进的。对于这种实际地指导和规范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直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形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理论探索之中，并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推进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又为以往的研究者们相对忽视的维度，本文拟对此作一初略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之源
　　
　　在国内外学术界，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一些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不科学”、“不准确”、“应当慎用”，甚至认为它是一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其主要论据之一就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列宁就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或苏联化。这种只重词句而不问精神实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本身就是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其实，只要我们破除和超越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就不难发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未曾提出和使用过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概念，但他们却有着非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之源。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都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成教义、教条或现成的公式并“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要求人们把他们的理论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就曾表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1842年8月下旬，马克思在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为了进一步“阐明和发挥”唯物史观，马克思晚年转向了对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并由此实现了他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创造，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著名论断。在研究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反对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看法，强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而“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殊历史环境来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恩格斯更为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俄国文学家和翻译家阿·沃登曾回忆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在谈到意大利社会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应该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时，恩格斯认为：“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长期以来，我已经确信它的有效性；它从未丧失过这种有效性。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