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从分蛋糕观到民富才是硬道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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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蛋糕和分蛋糕涉及到公平效率问题。这己成为共识，也不是个新问题了。笔者印象中：早在15年前，便有人提出该问题，其时的主流观点是，效率优先，发展才是硬道理。

严格说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中国经济的发展便驰入快车道，其速度和量度直到现在仍未减弱。于是便出现了时空压缩论：即我们用二三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发展道路，同时也积累和压缩了他们二三百年内的问题和矛盾。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是全球第二，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全球第一。这样的第一，我们还能说出无数。如钢产量第一、煤产量第一、稀土产量第一、高铁里程第一，等等。应当说，在效率优先、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理念和口号的指引下，这些成就让西方震惊，其速度可称无与伦比。也就是说：中国这决蛋糕己经尽其可能的做大了，大得超出想像。

二三十年时间做成如此硕大无朋的蛋糕，其功劳不仅仅是执政党和政府的，而是几千万下岗、失业员工的牺牲、奉献和血泪铸就，是上亿农民工的辛酸劳累和抛妻弃子、背井离乡的苦痛铸成。自九十年代中开始的企业倒闭、破产、停厂浪潮，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北往南、从中央企业到地方国营，直至大集体、小集体企业，百分之七十以上难逃厄运。当时处理下岗失业员工的政策是：二三万元封顶、下不保底，以工龄计，身份置换等等。笔者的一名老邻居，工厂倒闭时不到40岁，有15年工龄，获一万二千元退职金。这笔钱在五年内全部交给了社保，由于未达退休年龄，到现在他仍得往社保交钱。夫妇两人租房开了家南杂店，卖矿泉水、烟和槟榔。这样的鸡毛小店又能赚多少，但他们每天的营业时间至少是16个小时。而在东北、西南那些大中型企业、三线工厂内下岗者，连开个鸡毛小店都难，更是发生了诸多难以想象的悲惨故事。所幸的是，大多下岗失业者都熬过了中国蛋糕做大的那十几二十多年，领到了千多元养老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底层老百姓对苦难的承受力是世界一流的。当然，我们的各级政府从中做了大量工作，比如说，法院、劳动仲裁机构明确表示不接受改制、身份置换类的劳动官司，新闻媒体不得报道下岗工人群体闹事的消息，一个庞大的、不为人知的维稳机构到底支付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至今是迷。

上亿农民工为做大中国蛋糕更是奉献最大。中国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和现今仍运作的户籍制度，催生出近三十年无人不知的农民工这一名词。这一庞大的、无处不在的群体是一沉默而面目不十分清晰的群体。今年春晚旭曰阳刚唱出“当我老来无依，请把我葬在春风里”的歌词时，笔者心中悸痛无语。现在，建筑工地九成以上劳作者是他们。维修抢险的自来水公司工地中，双手插在裤袋内吆喝的是正式工，而围着他奔前跑后上下忙个不停的是农民工。大街上扫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他们，环卫局的正式工大多成为管理者了。笔者不知，此种状况何时才能终结。笔者一亲戚，17岁往深圳打工，3年后回家告诉我说：“我再不去流水线上打工了，总是加班，除了睡觉吃饭，连吃零食上街逛的时间都没有。钱虽比其他厂赚得多，别人每月千多块，我们有二千多块，但人成了机器，又有什么味道。”我知道，正因为有无数这样的人处于这样的生存状态，才让中国获得世界工厂的殊荣，才让中国出现十几年的巨额外贸顺差，才使中国这块蛋糕越做越大。

综上所述，笔者想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总量世界二的这样块大蛋糕，是谁在操刀分切，分切的规矩是什么，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又得了多少？

自九十年代开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省级、市级、县级直至乡镇的机构都盖起了新楼，更换了办公地点。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公务机构更换或添置了新车。百十分之六十以上的公务员有过公费旅游、公费出国考察的幸运。公务员的工资15年内至少翻了九番，以至于现在出现了四千人争抢一个公务员岗位之怪状。价值取向下，没有谁愿去当农民、工人或服务员。怪不得韩国人讥讽说：中国是公务员最幸福的国度。从理论上说：公务员是社会的管理者，是拿了纳税人的钱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为什么可建豪华的办公大楼、可轻松拿高薪、可享受他人无法享用的待遇，为什么三公消费逐年上涨、财税收入高于鸡的屁一倍以上，为什么贪腐现象越演越烈，等等为什么。其根源恐怕是：这块大蛋糕是由他们在切。一般老百姓不知蛋糕有多大、切的规则无从参与制定，切的过程更是云遮雾照不透明。于是便出现了卢博客所说的“没有了做蛋糕的积极性”这种状况。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我对做蛋糕和分蛋糕都无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谁在主持分这块蛋糕，要是自已或我的爹娘在操刀，这就好了。

在威权政府掌控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情况下，蛋糕如何做大、如何分当然是政府说话。2009年金融危机中，中央端出四百个亿的大蛋糕，而铁公基分去大半。而澳门、香港仍至台湾，均采取给每个公民发红包的办法，以拉动内需。我们也采取了不少办法，如家电下乡，如连续几年增加退休工资，如补贴农业，等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