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郭店儒简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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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荆门郭店楚简出土、出版问世以来，各种研究性的文章层出不穷，人们从考古学、简牍学、文字学、文献学、校堪学、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哲学、思想史、文化史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唯独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思考的研究几乎没有。实际上，郭店楚简在文学史上也同样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一

郭店战国楚墓下葬于公元前320年，文献的书写应当早于这个时间。根据《先秦诸子系年》，我们已经确知，孔子的生卒年是公元前551-479年；子思子是公元前483-402年；孟子是公元前390-305年。因此，这一批竹简（其中的儒家文献包括《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语丛》一、二、三等十二篇）介于子思子与孟子之间。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上接受了这批竹简属于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的论断。笔者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因此，拙文就是把郭店楚简定位在这个历史时期和思想背景之中来立论的。

郭店儒简的各个篇章都具有深厚的儒家文献背景。这种背景是由《周易》、《尚书》、《诗经》、《论语》、《春秋》、《礼》等共同组成的，对此，我们一打开《郭店楚墓竹简》的文本就一目了然了。也就是说，这一批文献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表达的手法上，都继承了儒家的真传。杜维明先生说：“儒家既不是一种哲学又不是一种宗教，正因为儒家既是哲学又是宗教。”（杜维明：《一阳来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这是我们认识先秦儒家散文文学价值的肯綮。由于儒家哲学既是哲学又是宗教，因此先秦儒家散文，在哲理的阐扬、论证之中，浸透着宗教性的直觉与感悟；在冷峻的叙述、辨析之中洋溢着情感的波涛。这与先秦墨家、法家的散文大不相同。我们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的开头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特殊性：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第1-3简）

“凡人虽有性”与“心无定志”之间并没有“性”、“心”、“志”的明确界定，三者的关系是什么，似乎完全有赖于读者自己去体味。“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明显是承“心志”而来的一组句子，虽然思路清楚，但是并无起码的论证，一掠而过，仿佛大家早就清楚了。紧接着笔锋突然一转：“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又跳回到第一句上，但是，“喜怒哀悲”为什么是“气”，它们与上下左右的关系是怎样的，这种“气”与“性”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二者具有同一性，这种“气（性）”是怎么“见于外”而“物取之”的，等等，都没有交待。然后，“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题在没有任何铺垫的前提下，突兀而出。与前后的句子都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像警句格言一样，不证自明，独立无依。而且，文章的行文在没有任何论证的前提下，很快转到新的命题里面去了：“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笔者以为，《性自命出》的作者与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的其他作者一样，在写作这些句子的时候，有一个阅读心理上的预设：读者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立足于现实的道德践履，把文章置放到先哲与现实的思想背景之中，体味出这些警句格言式文本的微言大意，出神入化，把它们内化为自己身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使之与主体世界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从而再次构建起内在的理论大厦。

这种预设至少在读者方面提出了三个重大的要求：第一，读者必须对已有的相关文献十分了解，对这个领域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要有相当深刻地理解。否则，文本的理解就不可能有理论的背景支持，阅读时就不可能具有历史的深度。第二，读者并不仅仅是理解者，他还必须是文本思想的追求者和践履者，他必须拥有一股持久不息的热忱，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通过各种认知途径把这些格言警句式的东西串联起来，融化到自己的生命之中去。第三，读者的阅读绝不是断章取义的。他必须以阅读和理解文本为契机，把有关文献的思想，从历史到当代，从现实到理论，在自己的主体性中把它们整合起来，使它们具有“共时性”，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在行动上落实到践履中，在心性上回归天道。

这就必然要导致哲理的阐扬、论证与宗教性的直觉、感悟并重的特色。《五行》关于“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论述就很典型，一方面是哲理的明觉精察，但是另一方面又是下学上达的提升。我们如果只是注重哲理的解析，那么《五行》的宗教情怀就被忽略了；如果我们只是注重的宗教热忱，那么《五行》哲理性的分析就会被弱化。因此，这就本质性地决定了先秦儒家文献总是在冷峻的叙述、辨析之中洋溢着情感的波涛。《论语》、《孟子》、《中庸》如此，郭店楚简的儒家文献也是如此。《穷达以时》以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