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先秦儒家文献中的“天”——兼论蒙文通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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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学记》之《治学杂语》中记载了一段蒙文通先生关于孔子思想中“天”的诠释。蒙先生根据《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表述认为，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天地事物有其自然规律，人应当遵循这些规律”，蒙先生还进而述评道：“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把天视为自然，与当时一般人把天视为万物主宰的看法迥然不同。这是动摇天地鬼神幽灵的看法，不能不说是孔子思想中的进步方面。”[①] 关于先秦儒家文献中的“天”，历来众说纷纭，例如，冯友兰先生将孔子在《论语》中的“天”全部划入了“主宰之天”，而张岱年先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论语》中的“天”既有主宰义，又有自然义。再如，冯友兰先生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中的“天”在其《中国哲学史》（上）中归于主宰之天，[②] 而杨伯峻先生则在《论语译注》中将其释为“义理之天”。[③] 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笔者以为，是以往的学者并没有一个条贯性的理论表述，在这一问题上没有通盘的考虑，诠释的时候，即时性、偶然性的因素多，全面性、系统性的因素少。蒙文通指出：“任何思想总是时代的产物，是根据各时代的问题而提出来的。”[④] 刘鉴泉先生亦云：“为学之法有三：知言、论世，总于明统知类。”[⑤] 因此，我们要全面研究先秦儒家文献中“天”的意涵（知言），就丝毫也不能脱离它所依托的那个时代（论世），不能脱离那个时代各种思潮的脉络、统绪所给予它的各种影响。下面，笔者就依托于上述各个方面的背景，对先秦儒家文献中的“天”，做一通盘的考察，以就教于与会专家。

一、“天”范畴由殷商到周代

罗振玉指出：“《说文解字·天》从一大，卜辞中有从二者。二即上字，大象人形，人所戴为天，天在人上也。”[⑥] 这是在说，早在殷商甲骨文的时代人们就有了“天”的观念，并且已经有了“天”字。夏渌先生在《卜辞中的天、神、命》一文中提出，商代存在至上神之“天”的观念。[⑦] 笔者认真拜读之后以为，夏先生的论据虽稍显单薄，但是并不能说没有道理。近来又有学者研究指出，甲骨文中已经有了至上神之“天”的用法，但是总的来说，说服力都十分有限。实际的情况是，在现有已经公布的甲骨文的所有的文字资料中，很难找到确凿无疑的表示至上神“天”的字。

所以，陈梦家先生指出：“卜辞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⑧] 郭沫若先生也曾指出：“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⑨] 但是，陈来先生在近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中引述傅佩荣先生的观点指出，已有资料和讨论尚不足以使我们能对“帝”、“天”观念的起源作出确定无疑的论断。陈来先生并且指出：“我们认为甲骨卜辞即使未发现‘天’字或未发现以‘天’为上帝的用法，至少在逻辑上，并不能终极地证明商人没有‘天’为至上神的观念。”[⑩] 与陈来先生一样，笔者也认为，从历史文献本身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可能较从考古学、训诂学出发会得到更多的启发或收获。讨论“天”范畴的演变，我们不能不借助于《尚书》。而《尚书》的真伪问题又是一个让人费神的问题。梁启超说：“关于它的问题最为复杂，自古到今，造伪辩伪的工作，再没有比它费力的。”[11] 例如，《盘庚》三篇历来似乎是《商书》中最靠得住的真实文献，但是，它的真伪问题就困扰着我们。像上文甲骨文中“帝”与“天”的问题一样，专家们也是莫衷一是的。范文澜先生说：“《盘庚》三篇是无可怀疑的商朝遗文。”[12] 疑古派学者中，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精神是最强的，但是他也说，《盘庚》是一篇“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的原作。[13] 这似乎成定论了，可是，陈梦家先生的论断却又令人不得忽视：“今文《盘庚》三篇共一千二百八十三字，较之《周书》中之命书更长。晚殷金文，长者不过数十字，如何在盘庚之时有如此巨作？此篇与上述《甘誓》、《汤誓》皆较《周书》易读，两誓为战国时拟作，此亦战国宋人之拟作，犹《商颂》矣。”[14] 三位学者孰是孰非，笔者是无法判断的，然而，我们通过《盘庚》中有关的文字，也许可以分析出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问题：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盘庚》上）[15]

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鲜，以不浮于天时。（《盘庚》中）

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盘庚》中）

《盘庚》中的“天”仅此五见。对《商书》中大量出现“天”，作为至上神的情况，陈来先生有较为系统的解释：“殷商和西周世界观的重要区别，不在于商人是否以‘天’为至上神，因为如果‘天’只有人格的‘皇天震怒’的天，那么在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