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中国的民本与民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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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稳固。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但是，由于君主制实际上使国家成为“家天下”，所以人民的价值主体意义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真正得到体现。君主制的弊病，在明清之际已引起一些士人的反思，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鸦片战争以后，造成了中国人民要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又必须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的形势，中国人民学习西方的民主，首先是为了反抗侵略，救亡图存，民族自强。中国近现代的民主，虽然否定了与传统民本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君主制，但仍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本文在简述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中国近现代的民主进程之后，从中得出了五点启示。

“民主”在现代汉语中意味着“人民的权力”或“大多数人的统治”。这种意义与古希腊所说的“民主”是相同的，但不同于中国古代所说的“民主”。在儒家经典《尚书》的《多方》篇中，“民主”意味着“人民之主”或“人民的君主”（“天惟时求民主，……汤……代夏作民主”）。在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民主”一词。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与“民本”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在19世纪下半叶，现代的民主思想从西方传入中国。自此以后，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就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过程。民主不同于民本，但在近现代中国，民主首先是与救亡图存、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相联系的，也就是说是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联系的。实际上，中国人民接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仍有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本思想──作为其思想文化的基础，而与西方的民主并不完全相同。

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于夏、商、周三代，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和变革，至秦汉之际而成形。以后，虽有不断的发展，但直至明、清时期没有根本的范式的突破。在明、清之际，曾经出现了一些变革的萌芽，但这些萌芽被清王朝所摧毁。

在记载夏、商、周三代文化史迹的《尚书》中，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是“王”，而思想观念上的最高崇拜者则是具有人格和道德意志的“天”（神）。天神所具有的道德，也就是“保民”、“裕民”的道德；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这也就是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民之上是王，而王是天所选择的能够秉承天的道德意志而“敬德”“保民”的统治者。天所选择的王称为“天子”，因天子能够像父母般地爱护、保护人民，所以他才能成为王。《尚书·洪范》所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就是此意。如果王违背了天的道德意志，肆虐于人民，那么天“惟德是辅”，“改厥元子”，选择另外一个诸侯，讨伐暴君，取代他为王。

如果我们用现代民主的分权思想来比附夏、商、周三代的民本思想，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夏、商、周三代也潜含着三权分立的观念。因为天的意志代表民的意志，而王又须按照天的意志来执政，那么民似乎具有立法权，王则行使行政权，而对王的选举、监督和罢免权则属于天。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 我们以此比喻是想说明，按照《尚书》中的设想，社会的权力和权利是可以有所节制而保持平衡的。不过这显然要以统治者对天的信仰、崇拜和畏惧为条件。我们在《尚书》中可以看到，天子因为畏惧“天之罚”而不敢“不敬厥德”，而那些暴君最终被新的君王以“天讨有罪”的名义所打败。

除了畏惧“天之罚”之外，《尚书》中还塑造了几位能够自觉地或天生地与天和民的意志保持一致的“圣王”形象，这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等。所谓“圣王”就是集道德与权力于一身的人物，后来的儒家称此为“内圣外王”，这是儒家所理想的君主。在夏、商、周三代，较多地遗存着氏族的组织形式和道德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并不发达，因此，带有氏族领袖特点的能够像父亲般地爱护和保护人民的“圣王”形象在当时是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的。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对天的崇拜已经动摇，怀疑和否定天神的思潮兴起。而且，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发展了。周天子的权威衰落，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在思想文化上，这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儒家持一种以道德为本的政治观，他们主张君主制，而君主必须是一个仁慈的君主，如果君心不仁，则有赖于“大人”能够“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因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又是人民的道德上的楷模，所以有了仁慈的君主就可以“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同上）。儒家的这种政治设想仍是取法于三代，但是春秋战国时期与三代已有很大的不同，天神的权威被当时兴起的自然哲学所消解了（庄子所谓“通天下一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