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独知之境——中国传统哲学管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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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以人为中心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里，＂心＂是一个能动的自我实现的过程，而＂境界＂则是＂心＂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境界具有独知性，与上古的巫史传统有关．独知之境与共识的矛盾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独知；共识；心；境界；巫史传统

从西方哲学的分析和思辩结构的视角上看，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没有什么“哲学性”的，甚至作为所谓哲学思辩的基本单元——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话语中也缺乏其作为基本属性的明晰性和可通约性。因此，在西方的哲学语境中，中国的哲学话语充满了含混和歧义，因而使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频频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读和误解。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误读和误解不仅发生在背景迥异的中西文化之间，在具有相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人中间，一些元典中的某些表述对于不同的读者也经常引出近乎南辕北辙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的理解又往往引导出更多、更富有歧义的诠释，从而构成中国特有的“解释学”体系。这种“郢书燕说”式的思想拓展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得以丰富和发展的主要途径。

上述言与意的契合和背谬的现象反映的是语言与意向、语言与存在的一种特殊关系。“言语是一个从私人经验到公共经验（事件）的过程，由心理转变为意向，转变为话语中的逻各斯”[1]。这里所谓的“私人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的“独知”形态，而“公共经验”则代表着以某种文化为背景的“共识”。“共识”是言说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它是以某种形式的限定为基础的，是构成一个社会的有机要件，体现着某个层面的交往和理解的有效程度。“共识”是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被认为是实现理解的关键。关于这个概念，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之间发生过激烈的理论争议，这些争议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后现代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共识”的内涵，并为我们重新审视中西哲学思想特别是思维模式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是一个分析型的知识体系，发端于希腊文明的这个知识体系是以某种形式的“共识”为基础和归趣的。从历史上看，古代希腊人的思维就更多地关注某种具有抽象性的“本质”，具体体现在宗教生活中“神”的观念、哲学思想中“存在”的概念、数学体系中的公理预设以及逻辑分析中所谓的“本质”和“属性”。这样一些分析／还原式的思维模式都有着最基本的概念或观念作为其知识体系的基元，它们具有很明确的规定性和普遍性，是构筑其文化类型的基础，这些“不证自明”的基元就是内在于文化之中的“共识”．近现代科学技术得以在西方发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而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共识”的规定性、可推导性和可通约性。

与西方的知识型思想体系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人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是一个“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主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有着一个可以作为绝对主体的“心”。“心”在中国传统哲学里是一个整体性的范畴，它包括知性、情感、意志、意向等于一体。“心”能知能觉，虚灵不昧而又神妙不测，完满自足，不可分析。“中国哲学普遍认为，心灵是主宰一切，无所不包、无所不通的绝对主体，因此，赋予心灵以特殊意义和地位”[2]。更为重要的是，“心”虽然是一个完满自足的绝对主体，但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潜在的可能而并非现实的显露。所以，更准确地说，“心”是一个能动的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自我反省、自我修养、自我实现，而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有些不同的表征和指代，儒称之为“圣人”，道称之为“自然”，佛名之曰“涅槃”。

人生的终极目标或曰终极关怀，归根到底是一个“安身立命”的问题．如何“安身”与如何“立命”涉及的既是对自我的一种体认，也是对生存环境的一种认知，因此它既有主观也有客观的成份。每个人对人生和宇宙有着各自的理解和认知，人生和宇宙的万事万物因而对于每个人也有着各自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理解和认知，冯友兰先生称之为“觉解”：“解是了解，……，觉是自觉……，人生是有觉解底生活。”[3]“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4]

“境界”一词原出于佛典，意为“自家势力所及境，土，又我得之果报，谓之境界．”[5]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在著名的《人间词话》中以境界来概括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特性，其后冯友兰在其“新理学”中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深层的把握；当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唐君毅更是以境界为立足点展开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新诠释和发展；当代学者如陈来、蒙培元等人则从境界入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重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