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王船山的本体哲学——为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建系40周年而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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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船山哲学继承张载哲学有其内因外缘。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希冀开出一个形上学存有论世界，即“太和”世界，并对“太和”与“太虚”的意蕴作了分梳，对“道”、“太极”的形上学本体的根底是什么，如何存有作了多层面的追究。船山本体哲学，是对于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精髓的彰显。
［关键词］　道　太和　和合

“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1〕， 这是王船山《自题墓石》中的话，是他仰慕横渠之学的心声的表露。于是他在晚年作《张子正蒙注》〔2〕，继承张载思想，建构其本体论哲学体系。

一

任何哲学理论思维的建构，既是对以往哲学思想资源的吸收和继承，亦是对哲学先辈们理论思维资源的批判。前者是文化传统的民族人文精神的延传的需要，后者是哲学理论思维创新的需要。延传和创新，两者不即不离，不可或缺，无延传，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创新，便流于千遍一律，平庸无奇。

王船山对宋明理学各派学说，大体遵循上述原则。他在比较程朱与陆王对于形上学本体论（存有论）的追根究底的理论思考后，选择了沿着程、朱外在事理、物理追究的途径，而又批判二程的“游、谢之徒，且岐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朱子后学“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沉溺于训诂”〔3〕。明确否定王守仁对于心（良知）的穷究， 激烈指斥：“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4 〕由于王船山把对阳明学的批判与明亡的“天崩地裂”悲愤情结纠缠在一起，因而，这个批判不免有过激之处。

哲学的批判，意味着哲学的选择。“呜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5〕。王船山认为，横渠之学上承孔孟之道统正传， 下救来兹的偏失邪说，即使圣人复起也不能改易的圣学。虽其学如皎日丽天，但由于张学传于关中，其门人弟子不多而又没有很好发扬光大；张氏本人素位隐居，与当时钜公耆儒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不相“羽翼”。因此，“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识然者不著”〔6〕，社会影响不大。 所以造成“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ｘī＠①，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7〕。有鉴于这种学术思想发展的形势，以及时代的需要， 于是王船山选择了绍承横渠之学。他说：“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8 〕按照王船山的理解，“正蒙”，就是要人从童蒙开始，进行圣学、圣功的教育。这样人就不会被佛教和陆王所迷惑和伤害，亦不会去做为虎做伥的事。
有比较就有选择。王船山选择横渠之“正学”，自以为是时代的需要和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为《正蒙》作注，发扬光大“正学”，以补张子之道不著之缺失，以回应立天、立地、立人，纲维三才，贞生安死的时代呼唤！

二

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希冀开出一个形上学存有论世界。在他拥有的这个世界里，他自由地追究“道之所自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以及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数？人物生化之理？神气往来应感之几？天人神化性命之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几？等等，这种追究实乃形上学根底的寻求。

王船山在对事物之理的穷究中发现，理并不象朱熹所说的是终极的形上学存有，而是“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9 〕“天下岂别有所谓理，气得其理之谓理也”〔10〕。理是气这一独立实体的条绪节文，条绪节文必须通过一定的实体来呈现、实现自身，才使其可得而见，可执之物。这就是说理无气，就无以呈现自身，使自身获得条绪节文的形式。所以理只能规定为：“理者，理乎气而为气之理也”〔11〕。作为气之理，理隐藏于气之中；隐藏者固然不能离所被隐藏者而存在，但被隐藏者离却隐藏者，也会失去其原有被隐藏者的功能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气也是不能离理而独存的。这就是说，离气无理，离理无气；单一的理或单一的气，都不是王船山所追究的、理想的、终极的形上学存有。

什么是终极的形上学存有？王船山在解释《正蒙·太和篇》首句“太和所谓道”时说：“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阴阳异撰，而其ｙīｎ＠②ｙùｎ＠③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12〕王氏依据自己的哲学思维和时代的文化精神，对“太和”作了诠释，蕴涵这样几层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