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从典范转移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哲学思想之变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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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孔恩提出「典范」（Paradigm）论1，在科学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荡。依他之见，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在平稳之中知识不断地积累，只是在一段时间以内，大家接受了某种典范，于是习焉而不察，做着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的工作。然而这典范终究不能应付一些新的情境与问题，于是产生科学革命。这样的革命决非枝枝节节的改变，而是根本典范的改变。举例说，西方由古典到近代恰正是这样的改变。从外表上看来，历史有连续性，其实历史是断裂了。近代科学发展了一个全新的典范，与古典的典范不只是在架构（framework）上互不兼容（incompatible），甚至不可通约（incommensurate）。孔恩之说颇富于启发性，直接挑战当时由逻辑实征论主导的主流「科学统一」（unity of science）思想。他让我们注意到一些不可抹煞的事实：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条平静无波的长流，一旦突变发生，新的典范形成，表面上似乎仍袭用旧日的词语，其实都已赋与新的意义，这样的观察是入微的。然而孔恩之说决非没有严重的问题。他主张历史之断裂，不免有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在某些方面变成了史宾格勒的同道；在这种思想规模之下，诠译学（Hermeneutics）所谓「视域的融和」（fusion of horizons）也就根本不可能。2谁都知道古希腊、中世纪、与近代西方的思想架构有巨大的差异，但怀德海论近代和西方科学的渊源乃追溯到希腊的命运与中世纪普遍津法的观念。3由此可见典范的差异并不必妨碍视域的融和。思想发展到某种情况之下会产生突变，而有了所谓典范性的改变，这在一种宽松的意义之下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要把典范论上升成为一个严格的理论，那就不免困难重重，难以获致学者的共识。

大家所感到最困惑的是，「典范」一词根本缺乏严格的定义。孔恩本人用它就有不同的涵义，他也曾作出努力想给与它比较确定的表述，但并不很成功。他自己到头来也减少这一词的使用。然而典范论一出，无论其概念之缺乏严格性，即不胫而走。只不过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并不必拘限在孔恩原有的规模以内。举例说，由牛顿的古典物理学到二十世纪的相对论与量子论，这能不能算是一场科学革命而有了典范的改变呢？由一个比较宽松的标准来看，将之视为一场科学革命似乎没有甚么不可以，但还是有许多物理学家认为相对论与量子论所做的，仅只是一些重大的修正而已，并没有达到典范改变的程度。把标准再放宽松一点，所谓唯心、唯物是否可以视作两种不同的典范呢？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解释成为典范的转移，好象也未尝不可。但这样典范的涵义就完全不同了。唯心、唯物是西方近代笛卡儿严分心物二元以后发展出来的两种哲学基型，彼此矛盾冲突，却又互相冲激交流。共产党官方把整部哲学史看成唯心、唯物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对于典范的理解就与孔恩的说法没有多大关连了。总之，人人都好象对于「典范」有所理解，但要作进一步的追索，就不免处处都是问题，莫衷一是了。本文无意解决这些争端，仅只把「典范」当作一个启发式的(heuristic)观念，帮助我们有所见而已，并没有其更大的野心。

这样我们尝试把「典范」观念应用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上面。从某方面看，如果一定要照顾到孔恩的原意，彼此之间好象是格格不入的。中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年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似乎并没有看到有甚么典范的改变。但在儒家的格局下面，却又好象的确可以看到有某种接近典范的改变。我们很快就可以想到所谓的汉宋之争。汉代政治化的儒家以经学为主轴。宋明理学则以义理为中心，倡言天道性命相贯通，这一条线索发展到黄宗羲为止划上句号。4到了清初陈确、戴震又开始了「达情遂欲」的新典范，5然而这一新典范并未得到充量的发展，不久清代学术即转归考据。把典范转移的观念应用到当代中国哲学，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理论效果。本文所作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应该注意的是，孔恩的科学革命论似乎预设了一种历史单线的进程观，旧的典范被取代以后即一去不返，好象杜绝了「文艺复兴」的可能性。但宋学虽承汉学之疲而起，汉学并未绝迹，清代又大张汉学的旗帜。当然清学不可以等同于汉学，但历史未始不可以解释为一螺旋式前进的过程。同样，宋明理学在干嘉元学盛行时几乎销声匿迹，但到今日却又有当代新儒家以崭新的面貌重新恢复这一统绪。由此可见，在哲学思想发展的领域以内，典范并不是一去不返的，事实上不断有文艺复兴，也不断有视域的融和以及新典范的兴起。这些现象都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才能够把握到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对之有相应的理解。

到了现代，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中国被逼得醒悟到自己的文化在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而发生了所谓的「意义的危机」。6张灏指出，五四反传统的狂潮之际，「迷失」状态达到了极致，包括「道德迷失」、「存在迷失」与「形上的迷失」等不同层面。也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