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新民与亲民——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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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新民”指使民众觉悟更新，而“亲民”则指使民主富足安顿。如何恰当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或隐或显地成为历代统治集团的棘手问题。作为基本治国路线，二者谁先谁后，秦汉之前似已有定论。从《尚书》、《诗经》，到《管子》、《论语》、董仲舒都在强调先富后教、由富而教。惟有贾谊侧重于“教”在“富”前，更强调道德教化与政治因素在领导人民、管理社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宋明时代，亲民与新民的关系一度发生动摇，朱熹径直用“新民”解“亲民”，所凸现的是亲民的内圣方面与内在特性，而王阳明则主张亲民就是“安百姓”，着重突出的是亲民的外王方面，即如何使人群民众的生活能够安宁祥和。

[关 键 词] 新民 亲民 政治哲学

王事得失在治国，治国之本在利民。治国的路线，一般都有最基本的“两手”，其一是作为硬件的一手——以不断改善人们生产、生活条件为核心内容的物质文明，其二是作为软件的一手——以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为追求目标的精神文明。如果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转换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术语，则可以表达为“亲民”与“新民”。“新民”指使民众提高觉悟，实现精神、思想的更新；而“亲民”则指使民众富足、安顿而获得必要的生存基础，进而亲善于政权结构，易于统治，服从管理。尽管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政治主题与历史使命，但透过不断变奏的政治表象，如何恰当处理亲民与新民之间的关系，却或隐或显地成为历代统治集团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一、饮之食之，教之诲之

政治的基础是什么？或者，一切政治活动所赖以存在的前提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太引人关注的问题，尽管政治学、哲学在思考、讨论这一问题时早已预设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人即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的存在。其实在政治哲学里，这是一个不可回避而又非常重要的本体论问题。绕开这一问题，一切政治学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根本就理解不了许多生动而复杂的社会现实与历史。人活着，是每一个人存在于世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生产、生活赖以寄生的直接载体。生存，是一切时代政治统治的基础。所以，生存论一定先于认识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对于每一个处于现实关系中的人来说，生存始终是人生第一位的头等大事。中国古人似乎早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

《尚书》中较早提出了“养民”、“康民”、“裕民”的亲民政治路线。使民众得以生养、使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恩惠、让百姓富裕安康应该是国主君王治理天下的最根本追求，“康功田功”、“怀保小民”（《周书·无逸》），这是周公对刚刚主持政事的成王的劝诫和要求，周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统治者必须切身了解底层民众（“小民”）稼穑之艰难，并通过使田地有所收获、物产丰饶的方式去现实地体恤与关爱自己的民众（“怀保”）。“惠康小民，无荒宁”（《周书·文侯之命》），周平王在表彰晋文侯的功绩时，希望他继续泽被民众，安康其生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较晚成书的《虞书·大禹谟》，似乎更愿意将政治的目的理解为使百姓得以生养安康，并将养民视为君王为政、建德的根本基础。

《尚书》还强调，君王还应该将“亲民”的政策路线落到实处，让人民得实惠应该是帝王君主施政的首要选择，“乃由裕民”（《周书·康诰》），“安民则惠”（《虞书·皋陶谟》），为民之主应该“施实德于民”（《商书·盘庚上》）、“以康兆民”（《商书·说命上》）、“用康乃心”（《周书·康诰》），这里，“实德”显然不应该是一种被抽象化了的道德原则，而毋宁已经是一种能够切实改善与提高人群民众生存基础的政治路线。“康”，也不仅仅是纯粹理念化的安定、安定，而应该是指能够使百姓安定、安宁的政治渠道、手段和途径。“用康乃心”，惟有施行“实德”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安定前殷遗民的人心。历史上无数先王的成功之治都可以归因于其所采取的亲民政策，“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周书·吕刑》）。只有“康济小民”（《周书·蔡仲之命》）即人民生活富裕了，帝王的皇权交椅才能坐得安稳，江山社稷才能长治久安，因为“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周书·旅獒》），“永康兆民，万邦惟无斁”（《周书·周官》）。

《尚书》似乎已将民的本质、民之所欲彻底勘透，“民无常心，惟惠之怀”（《周书·蔡仲之命》）。而只有在亲民目标已经实现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进一步地教育人群民众，感化世风，即完成“新民”之使命。“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周书·康诰》），显然，惟有“保殷民”才是对他们实施思想改造与灵魂重塑（“作新民”）的前提、基础与条件。《尚书·康诰》一再指出：“用康保民”，“用保乂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这里，“康”为安宁、快乐，“保”为安抚、养育，“乂”为治理、太平。显然，《康诰》始终所强调的是，人君国主必须用富裕或比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