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 ：论古代“轻天”思想的形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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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重读中国古代史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春秋时代，中国“轻天重民思想”形成。从殷商的敬鬼神到西周的敬天保民，“天”在中国传统信仰中一直都处于高尚的地位。然而，进入春秋时代后，对“天”的态度由“敬”变为“轻”，由信神到更多地信人。并且，这种“轻天”态度在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盛行不衰，商王周天子所代表的宗教精神日渐稀薄，甚至极大影响了中国宗教的发展。

为什么中国古人由敬天到轻天呢？神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笔者带着诸多疑问，与大家一起探讨。就让我们从“人神关系”说起。

人们信神，首先源自于自保意识，即希望那个超自然的强大力量能帮自己消灾弥祸，排忧解难。神的职能由人来决定，准确来说是由人的需要决定。信徒需要被保护，因此神的保护能力便显现出来。当信徒的利益受到异教徒或本教分子侵害时，他们便向神祷告，祈求以神的力量来消除祸源，渡过难关。（消除祸源的途径主要有两个：1.令施暴者在精神上洗心革面，停止侵害 2.前者不通，则在肉体上消灭施暴者。）因为每个人对外接触首先需要的，就是自我保护的实现，因此，人们便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在神的名义下制定人伦规范，并纳之于宗教教义之中，成为宗教劝善内容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对外部侵害的恐惧也使人们将对恶的惩治也写进宗教教义之中。以上两个方面通过对善和恶的规定，从而实现宗教惩恶扬善的伦理规范。

人们以虔诚为条件，向神递交了教义中希望神能够庇护的条款，我们也可以将之（人神关系）视为契约关系。并假托神之口，将保民的措施即交易中惩恶扬善的内容化为神的意志，从而获得神圣力量。在这里，神和人是相分离的，神超脱人世，并高高在上关注着人世。

神高于人，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坚定不疑的信条。西方宗教在产生后，以上帝为唯一尊神的教义从未改变，但在东方却截然相反。中国多神（中国盛行多神论，非本文话题范围，姑不论之），且最高神——“天”在历史的发展中地位不断下降，以至于在春秋时期便出现了“轻天”思想。二者的鲜明对比，使我们不得不掩卷深思。究竟是什么，让中国的“天”跌下至尊宝座？

要讨论天帝的地位，或许可以从天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身上找到启发。

西方上帝代言人为教皇，广义上还包括广大教士。以教皇为首形成的教权体系，是与君主为首的君权体系相分立的。教会与君主各有分工，教会主精神世界，君主掌世俗世界。在历史中，虽然教权和君权势力此消彼长，但总的来看，二者基本上出于制约平衡的状态，谁都不能代替对方。君权控制世俗世界，物质权利分配的不均衡性必然导致了世俗痛苦的产生，再加上宗教宣扬人人平等的精神，一旦人们在现实世界受挫，便顺理成章地进入教堂进行祈祷，希望天帝能够帮助解脱困厄，消解灾祸。人的痛苦大多发生精神层面，而宗教宣扬的平等与希望正是精神痛苦的安慰剂。同时，痛苦的起源基本上源自世俗的不公与失意，于是上帝成为了人们等待被拯救的精神依托。

由于政教分离，西方的教会一直扮演着给予世人寄托希望和施与安慰的角色。世间的痛苦不断，教会的职能便不减，甚至在有些时候，宗教教义成为世俗下层反抗上层君权的口号。

再来反观中国。

在周王宣称天子始，神权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以天子为首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神职体系。周王不但掌握君权，同时兼职“教权”，成为天在世间的代言人。中国的世俗统治者，从部落时代到家天下的结束的几千年里一直都牢牢把握着教权。君权与教权的结合，使君主在统制肉体世界的同时，也以天的名义掌控了精神世界。

君教二权的合体在王朝建立之初，会有极大的号召力，贤明君主在惠民保民的同时，会声称这即是天的旨意，从而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但是，王朝后期往往又是民不聊生，昏聩的君主没有力量改善民生，有的甚至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君主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天子，他们不会再聆听百姓的祈祷，不愿再代表天，进行变革，抚育民众，教权被忽视了。

实际上，中国的教权一直都是君权的附庸，虽说是二权合体，实际上是君权对教权的剥夺。如前文所述天在人们的信仰中职责主要有两个：劝善和惩恶。当世道不明，人们的苦难便会增加，在进行暴力反抗前，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向天祷告。祷告的内容，不外乎希望以天之力，晓谕君主改革国政，除旧布新。这种人神对话，本来是应该由天子来中介完成的，但是，昏庸的君主在挥霍尽作为上帝代言人天子的权力之后，早已忘记了自己在精神上拯救苍生的义务，与神沟通的大门被关上了。当人们祷告无门，失去了精神寄托时，发起反抗是必然的选择。反抗的人们所要打倒的，只是实行压迫的君权，但由于君权教权的合体，作为上帝代言人的天子也被打倒了，上帝的威信陡然衰退。

天子是上帝的代言人，康乐时期，人们会因天子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