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未来负责——汉斯·约纳斯关于本体论的科技世界伦理学思想之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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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各自的灵魂状况往往只是在复现昨天的技术论习”。

——宫特尔·安德尔斯

一

我们所达到的进步其限度恰好就是，技术达到并已经逾越了地球及其承受力的界限，可是并不停息或降低其活力。与此同时，与技术的成就和功绩相比，它那威胁人类生活的负面越来越明显：技术确实排山倒海，但也使大片土地荒芜，使森林毁灭。技术创造出一个个人工世界并把致命的辐射废墟留了下来。原子能提供着取之不尽的能源，但所谓的清除（Entsorgung，专指核电站废料的清理）使我们的土壤加重负担逾数千年。化工具虽然跨越时空，却同时毒害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源。基因技术的可能性向我们允诺，可以提高迄今不治之症的机会——人们想像一下爱滋病和早老性痴呆病（Alzheimer阿耳茨海默），但是，侵犯遗传物质潜藏着无法预见的风险，技术处处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矛盾，它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其中正面与负面、出路与危机、进步与灾难都是不可消除地彼此交织在一起。

技术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汉斯·约纳斯的核心。“难就难在：并非只有当技术恶意地滥用，即滥用于恶的目的时，而是即使当技术善意地被使用到它本来的并且是最合法的目的时，技术本身也具有它危险的、能够长期地起着最后决定作用的一面……危险更多地在于成功之中而非失败之时——而成功在人的需要这一压力之下是不可缺少的。”1“现代化技术处于危险中的预言破灭了，或者成功与失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2，这竟然也构成了《责任原则》的第一命题。约纳斯在这本书中呼吁，哲学要和技术进行一场伦辩论。这部代表作的论题和反思至今还规定着这场讨论的性质。

约纳斯反对单纯道德化的推论和误导；相反，他进行了仔细、深刻的论证，为什么技术——作为人类行动的形式——总是需要一种分门别类的哲学，间或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学评估。因为首先，以为依托的技术在现代世界并不构成一种与技术运用相分离的能力，对这种能力的使用情况也许要进行一次次的裁决。古典哲学对能力(Können)和行动(Tun)、知识及其运用的区分，由于科学——-技术世界的活跃已经变得过时。任何新的技术可能性勉强通过竞争的压力和高消费需求而势不可挡地转化为现实。其次，技术的实现了一种大秩序，它跃出了先前被限制了的人类行动范围。“现代技术在内心深处瞄准大消耗，而且其中技术对它施展身手的大舞台——地球——来说，对演员本身——人类——的福利来说变得他重要了。”３第三，最后一点，技术革新的守护面孔(Janusgesichtigkeit)意味着：任何解决方案总是和新问题的生产相结合。技术虽然提出了长期不懈地在克服技术的副作用和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的要求，但是，正如所谓的核电厂清理工作(Entsorgung)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问题的提出因而在字面最真实的意义上，只是被转移了，而决非已经解决。

总之，技术永不停息的自由发展进程,其时空中的全球化规模,其作用的累积连同无法展望的后果都引发了一种——-在今天是引人注目的——-生物圈危机,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命.这一状况对哲学反思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约纳斯捕捉到这一点而并不疯狂.因为他并非在一个物或者一个外部手段——-作为这样或那样的机器,作为这样或那样的技术程序——-的绝对无条件的视域中使技术成为有问题的,而是和海德格尔那样,要对技术及其以技术为基础的世界状况进行审问。

研究通向对近代思想的策源地弗朗西斯·培根和笛卡儿的批判。“我们可以把克服知识对自然界的统治称之为培根课题”4,这导致了一种工具理性的形成，它的逻辑只牵涉目的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仅仅根据可行性和效率来评判事物。它的首要问题是：一个目标是怎样实现的，在什么情况下目标本身既不用被怀疑又不用被评估。因此，论证或道德辩护问题从一开始就从认识的视野中淡出。“首先，就价值而言，自然被这种知识‘中性化’了，其次，人也被中性化了。现在，我们在赤裸裸的虚无主义面前感到畏惧，在赤裸裸的虚无主义中，最有力的就是最空虚的，最强大的能力，意味着最微薄的知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感到畏惧的原因。”5

于是，约纳斯就在工艺化思考那冷冰冰的光环后面发现了虚无主义的贫困。一种技术思考在价值方面看是无知的，技术思考不考虑道德规范和伦理律令，因为它仅仅服从它自己的准则，美国氢弹的创始人之一、原子物理学家爱德华兹·泰勒、用一句格言来形容这种准则：“技术人应该使用他所理解的东西，不应该为自己设限。”6命题叫做技艺的命令，迫切需要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但是,这样，技术能力就应当成为人的准绳。

这样,一个在目的理性上缩小了的合理性，本身无力为技术行为设定一个道德的界限,而且无法为之初步整理规范性的准则。所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