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的方法、内容和叙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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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经典。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既需要对这本著作有一种整体的眼光，也需要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渊源加以考察。从海德格尔的思想渊源来看，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方法是来自于胡塞尔和狄尔泰的“解释学的现象学”，而《存在与时间》的实质内容就是来自于克尔凯郭尔的“生存主义”。从《存在与时间》整体的叙事结构来看，整个著作分为层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从日常生活的解释学，到清醒的畏的意志论及其对日常状态的否定，最后到本真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及其对前两个部分的重新解释。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它奠定了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基础和方向。海德格尔为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七卷所写的论亚里士多德的四十页手稿就是《存在与时间》的前身，致使李凯尔特、那托普、胡塞尔一致看好这位德国的哲学天才。由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前并没有出版什么著作和论文，因此这本著作的思想起源就成为了海德格尔研究中的一个谜。直到九十年代海德格尔全集的出版和基本重要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研究著作问世，人们对《存在与时间》的思想起源有了一个更为清楚的把握。从这一思想起源来看《存在与时间》，这本经典的方法、内容和叙事结构就更加清晰了。阐释《存在与时间》的方法渊源、内容渊源及其叙事结构的安排，这就是本文的目标。 海德格尔的哲学的根基在于现象学，这毫无疑问。没有胡塞尔的现象学所开辟的道路，就绝对不会有海德格尔的哲学。胡塞尔常对海德格尔青梅煮酒论英雄说，“现象学，你我而已”。在胡塞尔的指导下，海德格尔从事“宗教生活现象学”的研究。1928年，他作为继承人接替了胡塞尔在弗赖堡大学的教席。到了1930年，胡塞尔已经十分确定地认为海德格尔背离了现象学精神，倒向了象舍勒那种哲学人类学和历史相对主义的东西了。胡塞尔在一本《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苦涩地写道：“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amicus plato, magis amica veritas）。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的贡献在于《存在与时间》中的“解释学的现象学”。即使在他不再使用解释学，或者说他不再运用解释学的现象学的方法时候，海德格尔仍然是一个现象学家，尽管对此施皮格伯格有所保留。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解释学的现象学显然除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源头之外，还有狄尔泰的解释学源头。海德格尔自己说过，他逐字逐句地阅读过狄尔泰的重要著作。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解释学和历史主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狄尔泰对生存和思想的历史性的洞见使得海德格尔可以突破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范畴直观和意向性、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的普遍有效性以及拉斯克的生活反思性范畴。于是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吸收并超越了主宰当时德国思想界的三大哲学流派：德国东南马堡新康德主义学派、胡塞尔的现象学派以及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学派。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方法是解释学的现象学的话，那么《存在与时间》的实质内容就是“生存主义”。尽管海德格尔在其晚年一再声称这部未完成的著作只是从此在的方面探讨了存在的意义，而没有从存在本身去思考存在的真理和历史，因此是片面的，但是，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仍然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并引发了德国与法国的“生存主义”的哲学和文学运动。海德格尔在1945年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批判只能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但并不能否认《存在与时间》与克尔凯郭尔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它对《存在与虚无》的决定性影响。在《存在与时间》之中，我们会更多地谈论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显然，海德格尔的克尔凯郭尔不再是基督教作家的克尔凯郭尔，而是一个被尼采的历史主义的无神论洗礼了的克尔凯郭尔，因此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是在克尔凯郭尔与尼采之间进行思考的。 在二十世纪初期，死时年仅42岁的丹麦人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成为席卷德国的思想家，由巴特、戈加滕和布尔特曼掀起的二十世纪第一场神学革命即辩证神学所推崇的先驱就是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在《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中使克尔凯郭尔成为一个生存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只是从克尔凯郭尔那里学到了生存的“极限情境”的概念。只有通过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才被转化成哲学的概念进入哲学领域。有很多人都看出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哲学术语是来自基督教的，但是实际上是来自基督教作家克尔凯郭尔的。位于海德格尔思想核心的“常人”、“畏”、“死”、“罪”、“良心”、“决断”、“重复”等概念无疑是来自克尔凯郭尔的。只不过，在海德格尔这里，人的生存不再是在与上帝的无限的距离的信仰的生存，而是尼采式的生存“在世界之中”。 看起来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1843）中要求在审美的生活和伦理的生活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决断，但是他自己却选择了非此非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