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基尔克果――存在主义者的先驱[1]

【毕业论文网 - 哲学论文】
我死以后，没有人能够在我的论文（那是我的慰藉）里找到那充满我一生的根本所在；也找不到封存在我内心最深处的作品，它解释了我的一切，常常使得在世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我看来却举足轻重，或者相反，世人趋之若骛之事，于我却毫无意义――在我将解释这一切的秘密注解毁灭殆尽之时。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扉页

一、存在主义者的先驱
基尔克果(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神学家、家，存在主义者的先驱。他比尼采（1844年生）早三十年，比海德格尔早一个世纪。与一般的存在主义者不同，基尔克果首先是一个神学家，然后才是哲学家。尼采和基尔克果都批判了基督教会，但一个是从否定方面，一个则是从肯定方面。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基尔克果则倡导基督徒的“信仰、行动、受难、内心化”。
他的中文译名十分混乱，计有：克尔凯郭尔、克尔凯戈尔、祁克果、齐克果，基尔克哥、基尔克果等等。译名的混乱、非标准化反映出思想界对基尔克果还未投以相当的重视。刘小枫先生在《非此即彼》总序里写道：“按丹麦文，Kierkegaard 意为‘教会园地’，按音译规则再加寓义译法，当为‘基尔克果’。”我同意刘小枫先生这一看法，本文一致采用“基尔克果”这个译名。
基尔克果提倡人生的三个阶段：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的作品也是横跨这三个阶段的。有趣的是，对于不同阶段的文集，基尔克果署的是不同的笔名。对于前两个阶段的文章，他从不署上自己的真名，他甚至反复声明：“笔名著作中没有一个语词是我的。”只有在关于宗教的文章，他才乐于署上自己的大名。由此可以看出，基尔克果把宗教当作了自己的精神归依。［1］他还强调说，他的著作虽有笔名和署名，审美和宗教之分，他却一直都是个宗教性的作家。
基尔克果追求思想与生存的合一。还是个22岁的大学生的时候，他于假期旅行中在日记里写道［2］：“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弄清楚我要做什么事情，而不是我要知道什么事情（在做每一个行动之前须对之有所了解这一点不在此例）。在于了解自己，认清上帝真正希望我做什么；问题在于找到一个对我来说是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它而生为它而死的观念”。这段话成了基尔克果一生的追求。
在他看来，哲学思想应该是与生存息息相关的，而不是独立于生命之外的。为此，他很反感黑格尔式的体系制造者。他在日记里写道［3］：“大多数体系制造者对于他们所建立的体系的关系宛如一个人营造了巨大的宫殿，自己却侧身在旁边的一间仓房里：他们并不居住在自己营造的系统结构里面。”
他不但批判哲学家与生存的脱节，也批判布道者与生存的脱节。他写道［3］：“在堂皇的皇家教堂里，一位高贵的宫廷牧师、有教养的公众的公开宠儿，出现在由权贵者、有教养的人组成的圈子里，作一次令人感动的布道，他用这些话来形容一个使徒：‘上帝拣选的是地位卑贱而没人看得起的人。’居然没有人笑。”
这一幕在我们是司空见惯的了，多少贪官污吏面对着公众满含深情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多少歌星影星在幻彩的舞台上扮演着清纯与英雄；多少思想家在舒适的别墅里激情地写下：“我要与底层人民在一起”；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写起文字来似乎正义凛然，当面对可能的生命威胁时，当面对可能的物质剥夺时，我还能坚持自己的观念吗？我能否像一个普通的记者一样揭发不义吗？我能做到吗？我自称以佛教为精神归依，我能做到把钱财全部施舍出去吗（像基督对富家子说的，像李敖对金庸的讽刺）？我能做到五戒十善吗？我唯一能做到的只能是：诚实地承认我胆怯，诚实地承认我不够真诚，诚实地承认我处在罪恶之中，诚实地承认我还有很多不足。在此意义上，基尔克果是一面镜子，我们在说每句话的时候，都有必要照照镜子：我们说的是否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是否能够像说的一样去做？
二、宗教与伦理的冲突
在《恐惧与颤栗》（笔名为沉默的约翰尼斯）中，基尔克果借“亚伯拉罕祭子”的故事探讨了“宗教赞同，但伦理反对时怎么办？”这一问题。他认为，伦理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信仰是高于伦理的，但其表现形式应为“个人在作为个体而从属于普遍性的东西之后，又借助普遍性而成为比普遍性的东西更高的个体；此外，作为个体的个人与绝对处于一种绝对的关系中。这种立场是不可调解的，因为一切调解都只有通过普遍性来进行；它是而且仍将继续是一个悖论，对于永恒而言，它简直不通情理。”
“宗教赞同，但伦理反对时怎么办？”这是基尔克果提出的问题。
当伦理的外延包含宗教（也就是说，所有宗教的都是伦理的），这个时候宗教赞同的，也就是伦理赞同的，这个问题也就不会产生了。在我来看，一般宗教都是符合且高于伦理的，这应该是生活中的常态。但在其他情况下，当一件事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