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源始哲学：德里达的语音中心论批判[1]

　　但德里达摆脱了海德格尔的晚期，特别是海德格尔的隐喻学。他反对那种通过倒退而低估一切的“关于临近、直接在场的隐喻……把存在的临近与亲近、庇护、掩护、滋养、防范、表达及倾听的价值揉合在一起”。 如果说，海德格尔以舒尔茨—瑙姆堡（Schultze-Naumburg）的风格，用其前时代农民生活世界那种感伤而富有田园色彩的图景来装扮他的存在历史宿命论的话， 那么，德里达则首先是生活在游击斗争的混乱世界中——连存在的寓所他也想予以拆除，并“在《道德的谱系》所说的残暴节日的自由天地里载歌载舞”。 我们想要搞清楚的是，这种存在历史概念的基本是否也会发生变化，抑或是，同样的观念到了德里达手里，仅仅是换了一副面孔而已。

　　海德格尔为了使历史哲学历史化，付出的代价是提出了一种真理概念，它具有历史动力，却失去了历史根基。如果我们像海德格尔那样深受当代历史状况的，却依然在本质概念范围内阔步前进，那么，遭到颠覆的基础主义的真实性要求就会僵化为一种先知的姿态。至少，我们无法知道，在不可把捉的真理事件的变动过程中，一个超越时空的真实性要求的规范核心如何才能得到维持。尼采毕竟还用他的酒神概念为我们指明了一个规范性的经验领域。而作为存在主义者的海德格尔，还会把一种本真此在的规范内涵作为自己的基本取向。相反，远古存在的慈爱却缺乏任何一种上述结构。神圣的概念最终和生命的概念一样混乱不堪。我们的有效性意义所关涉的区分，在缺乏确证的存在天命中找不到任何根据。只有宗教内容才能提供了一些根据，然而，宗教内容却随即又被当作本体神学的残渣余孽而遭到抛弃。

　　德里达同样也对这一境况表示不满。结构主义似乎提供了一条出路。对海德格尔来说，语言构成了存在历史的中介。语言世界图景的法则主导着任何时刻都占据统治地位的前本体论的存在理解。当然，海德格尔仅仅满足于宽泛地把语言描述为存在的寓所。尽管他赋予语言以优越地位，但他却从未对语言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而这正是德里达的着手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所掀起的学术气候激励着德里达把语言学用于形而上学批判。于是，他在论上也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并用他的文字学开辟了一片研究和领域，而这是海德格尔在存在历史水平上所无法获得的。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德里达并未运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日常语言分析；这些原因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讨论。此外，德里达也没有深入研究语法及其运用逻辑。相反，他一反结构主义语音学的做法，试图阐明文字学的基础，即书写的基础。他从“Littre”一词中引申出“文字学”——“一种关于字母、字母表、音节、阅读以及书写的学术”，并认为格尔伯（I. J. Gelb）的著作是一部筚路蓝缕之作。

　　文字学自认为是形而上学批判的科学导言，因为它深入到了模仿声音的文字的根源。书写与形而上学思想不仅和平共处，而且有着同样的起源。德里达坚信：

　　“声音的书写，是西方伟大的形而上学、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的媒介，它在时空两方面都被规定了”。

　　如今，它到达了极限。早期德里达试图用文字学来研究形而上学的自我克服，这种研究一直追溯到了语音文字的起源。任何一种书写，只要它一直都只是声音形态在语音系统中的定格，它就要进行追问。相反，文字学应当阐明的是，语言的本质为何必须用书写的模式而不是言语的模式来加以把握：

　　“理性支配着被大大推广和极端化的文字，它不再源于逻各斯——也许正因如此，它应当被抛弃。它开始拆毁所有源于逻各斯的意义，但不是毁坏，而是清淤和解构。对真理的意义尤其如此。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学规定，甚至包括海德格尔提醒我们注意的那种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本体—神学的规定，或多或少不能直接与逻各斯的要求或与逻各斯谱系中的理性要求相分离”。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由于逻各斯始终都是处于说出的言词当中，所以，德里达想到语音中心论中去寻找西方的逻各斯中心论。

　　德里达转向文字学，可谓发聋振聩；回顾一下关于自然之书或世界之书的隐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这一转向。这些隐喻指向的是很难读懂，但逐步可以破解的上帝的手笔。德里达引用了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说法：“世界是一个从未得到彻底理解的他者世界的手笔。只有存在才能逐步破译出世界的意义”。 由于远古的文本已经失传，所以才会出现大量的书本。德里达用卡夫卡（Franz Kafka）的方式把失传文本的思想推向了极端，这样，他就消除了这一图景当中的一切乐观主义特征。记载上帝笔迹的书从未出现过，出现的只是它的踪迹，但即便是这些踪迹也已经烟消云散。最迟从19世纪开始，这种意识就构成了性自我理解的典型特征：

　　“认为每一本书的任何一页本身就紧紧维系着独一无二的真理文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