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和文学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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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2。小说思想方式

3。资料性和性研究 4。文学理论和理论

5。文学体验和理论思维 6。意识形态的表达和批评

7。介入和理论认知 8。文学理论分类学

9。社会性规范和学术性规范 10。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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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结构主义“五巨头”中最初引起我强烈兴趣的不是哲学家福科和阿尔杜塞，而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文学家罗兰-巴尔特。1978年初读巴尔特写于1968年的 “ 的话语”时，内心即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野性的思维>是我翻译的第一部结构主义经典书籍(主因其关于历史理论的第九章)，“历史的话语”则是我翻译的第一篇结构主义代表性论文。而最初吸引我投入结构主义研究的这两部作品，均表现出了不同于历史哲学论的符号学历史理论风格。我确信文史理论研究的新已经到来。就罗兰-巴尔特而言，他的文本修辞学技术其实比他的纯理论 性论述更具独创性。 虽 然曾获得一般符号学理论家和文化符号学分析家的巨大声誉，巴尔特的“本业”是“文学”，是比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更贴近文学本身或一般文学现象的分析家：前者以20世纪派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企图在文化整体视野内渗透文学的“本质”。巴尔特企图从文学内部解剖和呈现“文学”作品的形成和作用的一般条件和方式。

在20世纪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另一种“文史哲不分家”现象。在广义人文学理论分析领域，文学理论占据 首要地位，因为文学是诸人文学科中除语言 学外与语 言关系最密切者。语言学一方面是结构主义人文的原型和基础，但其“”是外在于文化世界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则必然面对着和包含着世界内容。文学研究和科学方法论的联系由来已久，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是兼顾内容和形式的，或以内容和形式的结构关系为对象的；秉持着锐利的结构语言学工具，从而开辟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全新研究方向。巴尔特不仅是此文学研究方向上的先驱之一，而且还担负着文学“创作者”的角色，此即其“写作论”实践。巴尔特的分析和创作的有机结合活动，多方面地揭示了当代西方文学的特质，现状和趋势。巴尔特并非文学问题的最终解答者，而是文学问题有效地提出和探索者。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实践可以说包含者两个方面：直接的理论分析和间接的问题呈现。后者是通过其散文写作体现的。就其增深人们对文学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方向而论，巴尔特比二十世纪许多讨论文学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更为重要。为了恰当理解罗兰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我们须先了解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问题的一般背景。

首先应注意，为什么巴尔特总是要把文学和历史相提并论，实际上他把二者与其共同相关的叙事结构问题，以及话语和现实的再现关系问题，作为其方法论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对现实和对叙事的思考表明，巴尔特的文学观察是以两个世纪来的小说思想为主要对象的：文字叙事话语形式及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与俄国世纪初形式主义以来的文学理论思考一脉相承的。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的世纪性转向预示了文学和史学的思考，从内容面向内容与形式关系面的全面转移，使我们进入文学和历史问题的深层理解领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批评以及与其相承续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性格上，都是以作品内容面的分析为特色的，其目的是把文学当作和社会活动计划的“手段”。在此文学成为实用主义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社会运作策略手段的一部分，其独立表达和认知的功能则大为削弱。文学思想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运作的手段，其价值取决于此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功利需要。文学家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目标的贯彻者。萨特曾成为此一传统的最新代表。在战后欧洲人文精神失落的背景下，萨特以其富有煽动力的哲学美学修辞术提出了充满意识形态特点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而其内容却具有明显的虚构性(有无论)。面对战后思想环境，罗兰-巴尔特则强调对文学本身的特质和可能性加以客观认知的必要 ：结 果，文学理论不等同于用文学手段来传递意识形态的理论化借口，其目标首先在于剖析文学传递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功能。在此，意识形态的讨论并不涉及其内容的正误，因为意识形态内容的正误问题，根本上是一个文学之外的知识性问题(善恶是非和行动方法)。作为吸纳和传递意识形态的文学家对于此意识形态内容本身并无现成的判断能力。

2。小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