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与“后自由主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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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艾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一九○九——
一九九七）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以八十八岁高龄告别人世。这位常被誉为英
国最博学的思想家，没有留下任何一部系统性的代表作，他的所有著作几乎都是
零散文章的结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强烈的" 反体系" 立场有关，因为事实上
柏林一直拒绝写作大部头的系统著作。不但如此，柏林本人常常表示当世学界过
高估计了他，说他自己的写作从无计划，更从未想过青史留名的，而是更多
像一个出租车司机，哪里有叫唤就去哪里。但不管怎样，英美学界数十年来对他
确实评价甚高，认为柏林的特点在于擅长以一篇文章点出重大课题，用寥寥数十
页廓清别人用数百页篇幅说不清的问题。

柏林于一九○九年六月六日生于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犹太家庭。六岁随家
迁往彼得堡，两年后亲眼目睹了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先后爆发。一九二一
年他随家移民到英国，并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一九三二年他成为牛津大学有史
以来第一个犹太人教员，并成为所谓" 牛津" 即今日人称" 日常语言哲学"
的最早发起人，事实上这个学派肇端于柏林和奥斯汀（John　Austin）当时共同
主持的哲学讨论班，稍后则形成为柏林家的每周四哲学聚会，直到大战爆发被打
断。

但五十年代开始，正当牛津学派渐成英美哲学主流之时，柏林却宣布放弃哲
学。原因据说是有一次他坐在飞机上，看到天上的浮云全然无碍于飞机的飞行，
他突然觉得，哲学就像天上的浮云，实在无关人间兴亡事，因此决定转向思
想史。不过事实上柏林对思想史的兴趣并非在五十年代才开始。他本就对人
文领域有广泛的兴趣，最早发表的文章乃是讨论威尔第的歌剧（以后常年任英国
皇家歌剧院监事），一九三九年发表的《马克思的生涯》已有思想史研究的性质。
但一九五一年他发表名篇《托尔斯泰的怀疑论》（单行本以《刺猬与狐狸》
名世）后，顿时名声大噪，从此奠定了他在思想史领域的大师地位。

柏林独具一格的人文自由主义思路（humanistic　liberalism），正是以其
思想史研究为基础，确切地说，是在他对西方思想传统的长期批判反省中形成的。

作为西方学界公认的思想史研究泰斗，柏林意味深长地将他自己最重要的思
想史研究论集命名为《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 ）。我愿意借用这
个书名强调，柏林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 反潮流的自由主义" ，因为柏林的自
由主义植根于他对西方启蒙和性主流思潮的不懈批判。

柏林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维柯（Vico，一六八八——一
七四四）和赫尔德（Herder一七四四——一八○三）等对西方启蒙主流的深刻批
判提到欧洲思想史的中心地位（特别参见其《维柯与赫尔德》、《反潮流》、《
人这块歪材料》三书）。柏林认为，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具有不可救药
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而维柯和赫尔德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在西方
思想史上第一个打破了一元论的统治，高倡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但不幸的
是，维柯和赫尔德的洞见从未得到应有的真正重视，占据西方现代思想主流的仍
然是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

柏林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致力于把维柯和赫尔德提出的价值多元论和文化
多元论提升到自由主义基础和核心的高度。柏林的所有论述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为
一点，即不懈地批判各种形式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不懈地论证今日被称
为" 柏林自由主义" 的核心观念，即：价值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plurality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
及其不可通约性（the multiplicity and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

柏林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乃根深蒂固地贯穿于二千
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他所谓的" 爱奥尼亚谬误" （Ionian　

Fallacy ），即古希腊的谬误。这就是力图为千差万别的事物找到统一性的
基础，发现出所谓" 始基" 或所有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共同基础。这一" 爱奥尼亚
谬误" 一脉相承地贯穿于中古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直至。
其实质是对多元的恐惧，对差异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