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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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又适逢存在主义家萨特诞生100周年。战后初期许多欧洲人都不相信美国人能真正体会与欧洲苦难经历有密切联系的存在主义。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联系几乎完全中断。四十年代末任美国《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副主编的贝瑞特(William Barrett)在回忆中说，当时美国人知道欧洲发生的军事、大事,但并不了解“欧洲人在法西斯占领下如何生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否偷偷在写一些值得阅读的东西?是不是有什么绘画作品在变成一种新风格?这场可怕的战争是不是造就了什么新意识或者新运动?”战争结束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交流渠道重新打通了,双方都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当时美国知识界对欧洲的了解还停留在战前“主义”和“前卫派”的水平。海明威那一代人熟悉的二十年代巴黎仍然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欧洲文化象征。战后的美国文化人又把眼光投向了巴黎。贝瑞特写道，,“我们期待的重演,一次大战后发生的,二次大战后也会发生。当时发生的事情也确实象历史没有让我们失望。从巴黎确实传来了新运动的‘热烈消息’,那就是存在主义,它的代言人就是一位叫做让-保罗.萨特的法国青年。但是，谁也不知道‘存在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波芙娃和加缪于1946和1947年访问美国，成为战后欧洲最早文化使者中的三位。他们有意向美国介绍存在主义, 但他们对美国人能否真正弄懂存在主义相当怀疑。萨特在《一份欧洲独立宣言》(1950)中说,美国人并不真正懂得存在主义,“一般来说,邪恶并不是一个美国概念。美国人在看待人性和组织时,没有悲观意识。”波芙娃也说,美国人“对罪恶和悔罪没有感觉,”美国人太自信,有太多的自由,不能真正体会生存的焦虑和人的异化。就连一向比较谦和的加缪,也觉得美国人太物质主义,太乐观,美国没有适合存在主义的社会文化土壤。

　　1945年1月萨特第一次访问美国,但还不是作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言人。法国存在主义因萨特而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兴趣,那是在萨特1946年1月二次访美时候的事了。萨特第一次访美是以法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和二战中法国抵抗法西斯战士的身份成行的。当时身为法国抵抗运动报纸《战斗报》主编的加缪问萨特是否愿意代表《战斗报》去美国。据西蒙.波芙娃的回忆,萨特对此十分高兴,“加缪请萨特代表《战斗报》,我从来没有看到萨特如此兴奋。”对萨特和波芙娃来说,美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美国)爵士和文学在年青时熏陶过我们,但它对我们又总是充满了神秘。”萨特第一次访美的五个月期间,几乎与美国知识分子没有接触。他来往的是在美的法国流亡者,把许多时间用来热烈追求生活在纽约的前巴黎明星多萝丽丝.费奈蒂(Dolores Vanetti)。考特金说,“对萨特来说,爱情和爵士音乐要比在美国海岸上开辟存在主义的滩头阵地更重要一些。当然,或许也是因为萨特认为美国人太乐观,太物质主义,美国不是一个为存在主义事业招募门徒的地方。”

　　萨特1946年第二次去美国访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次他是以存在主义思想大师的身份来的。美国《新闻周刊》1月28日那一期对他此行的报道是,“巴黎的文学雄狮来到了曼哈顿。”萨特本想搭飞机去美国,但因买不起飞机票而改搭海船。萨特在给波芙娃的信中对自己十八天的海上航程抱怨不已,“我坐的‘自由号’其实就是一般货船,更糟糕的是,还一艘军用货船,”“可怕的天气,狂风大雨,引擎又出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纽约向萨特张开了欢迎的臂膀,《纽约邮报》报道说,“全美国的‘前卫’杂志都开始大行刊载杰出法国作家萨特或关于他的文章。共产党人攻击他,但反斯大林主义的《党人评论》很欢迎他。《纽约客》对他微笑,连时髦杂志也加入了追逐萨特的热潮。”

　　第二次访美的萨特和美国学界和知识界有了广泛的接触。不象第一次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在参观一个又一个的军火工厂上。这次他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等大学演讲,还在纽约卡内基剧院对普通公众演说。当时在场的巴瑞特(William Barrett)40年后对萨特的卡内基剧院演说仍记忆犹新,“在剧院里实实足足地挤满了人,有不少是美国超现实主义者。报纸早已使萨特名声大噪,但真正让我们着迷的是他多彩多姿的著作。很少有这样等级的哲学家还能写小说的。他也写戏剧、新闻、随笔,尽管写得不算太好,……的确,这些都使我们对他很是崇拜。”

　　美国人对萨特和存在主义充满了好奇,媒体起了主要作用。当时萨特的著作还很少被译成,一般人不得不从能阅读原文的教授和批评家的报刊文章获取信息。到1946年1月为止,萨特译成英语的作品一共只有两个短篇小说,《房间》(1939)和《墙》(1945),一个剧本,《没有出路》(1946)和一些论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