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真理观及西方思想史上的真理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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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史上的真理观按其在上的形态可分为五种，即，客观真理观，启示真理观，启示客观真理观，主体真理观和生存真理观。其中启示真理观、启示客观真理观和生存真理观都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是西方真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肇示了基督教真理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巨大生命力及其独有的价值。

客观真理观是最原始且又最有顽强生命力的真理观。在认识论上，一旦谈论真理，人们就会想到，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在认识事物时，这被认识的事物作为认识对象在我们之外，独立存在而不依赖于我们，因而是客观的。当我们去认识它时，不同的人对它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但谁对谁错，不能各人说了算。真理是唯一的，因而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加以判别。这个标准只能来自那独立于我们认识主体的客观事物（即认识对象），这便是朴素的客观真理观。这种朴素的真理观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得到初步的理论表达。然而，客观真理观在希腊怀疑主义的批判下失去了根基，并很快在基督教的启示真理观的冲击下被改造为启示客观真理观。客观真理观，无论是朴素的还是启示的，在本性上都是要走向独断论的。随着近代理性主义对主体理性的绝对权威的确立，以及客观真理观的逻辑矛盾得到相当彻底的暴露，在此基础上人们提出了主体真理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主体真理观企图论证人的认识乃是以唯一必然性为基础的，并认为这一基础是人的真理认识的可靠依据。另一方面，当人们在理性主义大旗下宣告真理时，都相当自信地认为已经把握住了必然性。于是，唯一必然性被分解为在不同理论体系里的必然性。主体真理观同样无法阻拦人们走向独断论。丹麦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对主体真理观的基石，即必然性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指出，认识主体关于必然性的预设，及其对这必然性的真理性认识，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而人在生存选择上对它的认同则是悲剧性的。齐克果在基督教信仰的语境里从生存的角度对真理问题作了重新处理，引导出一种生存真理观。本文将在有限篇幅里，通过对柏拉图关于真理的讨论，怀疑主义对真理标准的质疑，《约翰福音》的真理观，经院哲学的权威真理观，近代哲学的主体真理观，以及齐克果的生存分析，展示西方思想史关于真理问题的主要讨论和线索，尤其是基督教真理观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和历程。

一. 真理是认识和对象的符合
真理观问题起于人们对这一简单的认识现象的反思：当人们面对同一问题而有不同的想法和结论时，究竟应该跟谁呢？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巴门尼德。 他把人的认识划分为两部分，即意见和真理。他认为，人的意见可以多种多样，但真理只有一种。很显然，跟随意见必然使人迷惘而不知所从，因为意见彼此不一，且相互矛盾，并最终归于消失。相反，真理之路是唯一的，人们跟随它就能进入“圆满的和不动的中心”；这就是真的存在；把握住它就是把握住了真理。
我们注意到，巴门尼德已经开始对认识和对象进行划分。当他谈论真理之路时，他要求听众（作为认识主体）摆脱纷争的意见，不被现象迷惑，通过真理之路而进入到真实的存在中，并在那里认识真理。一旦人的认识把握住了真实的存在，人就得到了真理。这是最原初的真理观。柏拉图（Plato，雅典哲学家，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27-347）顺著这一思路，在他的《理想国》里对真理问题给出了深入的讨论。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七章中描述了一种“洞穴”式的认识状态。他谈到，人的认识现状如同人被绑在一个深深的洞穴里。“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路光亮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象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去表演。” 柏拉图接着说，这些人在如此的状况里所认识的就只能是那些在表演中的木偶的影子。但是，影子来自木偶；木偶来自模仿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如果我们的认识局限于对影子的知识，我们就不可能对事物有确实的知识。因此，柏拉图认为，我们必须能够转过身来，认识木偶，然后再认识现实的人物形象。
人的认识过程也有类似的情况。柏拉图称之为“灵魂转向”。人在认识中首先认识到的是经验世界。由于经验世界中的事物变化不定，因而对它的认识也就不稳定。在柏拉图看来，在这变化世界的背后一定有某种不变的东西作为基础，即事物本身。因此，他把世界划分为两部分：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对于感性世界的认识，形成各种意见。当人们进而深入到理念世界时，就能接触到实在的不变的事物本身，从而能够认识真理。为了更好说明“灵魂转向”的过程，柏拉图对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作更详细的划分。感性世界主要由个别感性事物组成，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