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与世界观：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海德格尔之争[1]

这一文本最初是作为维克多·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①]（1988 年）一书的德文版序言而写就的。我相信单独出版这一文本有充分理由，因为这一普遍的某些方面在以前的讨论中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辨析。后人的道德判断，尤其是海德格尔1945 年之后的行为比他在纳粹期间的实践更强烈地引起的道德判断，不应该模糊我们关于他的著作的实质的看法。但就像几乎无法取消人与其著作之间的合法区别一样，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从哲学的本质来说，由于来自于我们德国人称之为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气息的世界观）的因素侵扰，是否著作自身可能受到——若是受到了影响，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影响。通过法里亚斯和胡果·奥托的调查，这一问题呈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形式。但是这一问题仅仅依靠历史的是不可能解决的。

一

在他杰出的海德格尔著作的批判书目中，温弗里德·弗兰茨是用这样的词来介绍“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这一部分的：“同时，在联邦共和国也出现了一个完整系列的关于‘海德格尔事件’的相关讨论；……然而，在德国，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学派自身的‘阵营’中，仍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公开且不受到阻碍的讨论”。那是在1976 年。[1]自从那时之后，情形已经有了改变。其中于1983 年出版的海德格尔笔记触发了讨论，在这些笔记中，海德格尔从1945 年的观点出发来辩白其在 1933 — 34 年的政治行为。（海德格尔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的 "校长致辞" 的重印本也包括在这些笔记里面。）[2]最为重要的是，弗莱堡的历史学家胡果·奥托[3]以及与海德格尔有数十年交往的哲学家奥托·玻格勒[4]的工作所揭示的新事实，比如卡尔·洛维特关于他与海德格尔在罗马会面的记录（1940 年记下的）。[5]另外，正在出版的海德格尔著作全集的完全版使他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演讲和著作变得清晰，而这些著作本身依然没有以它们完全的形式出版。[6]然而，最终它需要一个在柏林执教的智利教授努力所作出的、一本在德国可以见到的海德格尔政治传记——不过这是通过它的法文译本，或者依靠它的西班牙原文。这种通过一个外国人观点的迂回道路，可能对弗兰茨记录的在德国出现的难懂狭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最为适当的回应；从当前德国的背景出发的法里亚斯的著作所产生的距离感（这一距离感最终也必须要为自己辩解），可以证明我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的尝试的正当性。

从一个当代德国读者的角度来看，有一点在一开始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对马丁·海德格尔政治行为的解释不能、也不应该用来服务于对其思想普遍贬低的目的。作为最近历史上的一个名人，海德格尔像每一个其他的名人一样，受到了历史学家的评判。就像在法里亚斯的书中一样，它所呈现的行动和行为的过程给出了一个对海德格尔品质的公正评价。作为后一代人中成员的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一个政治独裁的国家中我们将会如何行动，但是大体来说我们可以很好地制止出自于纳粹的关于行动和失职的道德判断。卡尔·雅斯贝尔斯，这位海德格尔的朋友和同时代人，就在一个不同的立场上。在1945年末弗莱堡大学非纳粹化委员会要求的一个报告中，他就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提交了一个鉴定：在他看来，“其思维方式在本质上就是非自由的，独裁的，隐晦的。”[7]这个鉴定自身对雅斯贝尔斯的判断如同对海德格尔的判断是一样具有教益的。雅斯贝尔斯在作这种评价时，如同我们从他关于弗里德里希·谢林的著作中看到的那样，受这样一条严格的原理支配着，即无论一种哲学学说包含什么样的真理，它必定会反映在这个哲学家的心性和生活方式中。在我看来，这种关于著作与人格严格统一的观念对于思想的自主性来说是不恰当的，而且实际上也不符合哲学思想的接受和影响的一般历史。[8]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在哲学著作与它们由之形成的作者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是要限定一个作者的责任，因为作者在其一生中始终可以对他的言论所产生的预料之外的后果作出反应。

但海德格尔的著作向来就是与他的人格相分离。赫伯特·施莱德尔巴赫在开始其对德国哲学的介绍时正确地评论说，我们“当代的哲学通过……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逻辑哲学论》]（1921），格奥尔格·卢卡奇的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ein [《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和海德格尔的 Sein und Zeit[《存在与时间》]（1926）已经决定性地形成了。”[9]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海德格尔通过《存在与时间》证明了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思想家。甚至像格奥尔格·米希这些隔了一代的哲学家也立即承认这是一个重要哲学家的“孜孜不倦”和“技艺”。在《存在与时间》一书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