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在场：德里达的挑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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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最偏激的挑战者，德里达把反对"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为攻击的首要的也是根本的目标。对"在场"的批判不仅仅标明德里达思想的起点与基本线索，而且标志着解构主义思想与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二十世纪后来的思想舞台上，德里达的夸张而花哨的步伐却变得激动人心，他那莫测高深的目光令人神往，因为引导人们去探究思想史的又一块领地。不管人们把德里达看成是故作惊人之论的狂妄之辈，还是走极端的邪恶之徒，德里达对传统和现实的挑战都是致命的。在他看来，他只要轻轻触动一下，形而上学的整个大厦就要在他手下倾覆，尽管这有些言过其辞，但是也因此暴露了德里达的理论目标--形而上学建造大厦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基石--"在场"。"在场"，presence，最简单的意思是：现时呈现的确实性的存在实体。形而上学以及与之相应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正是通过"在场"的设置，把语言和置放在同一个现时的关系中，"在场"的优先性就在于它作为实体直接沟通走向实在的道路，"在场"因其具有的实体性，它总是在确定的时间方式--"现时"之中被理解，在德里达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这个以现时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意味着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够完善地表现思想，达到实在世界的客观真理。不管这种真理能否实际获得，它表达了一种返回真理，并且一劳永逸，不作任何歪曲地面对真理的愿望，德里达这个本世纪最狂妄的挑战者断然宣称：这种观念代表着一种绝无可能的、自我毁灭的梦想。

一、现代的"在场"梦想

在二十世纪那些动荡不安的苦难岁月里，现代思想曾经是现代精神荒原上闪闪发光的路标，它义无反顾地伸展向前，给现代苍老疲惫的心灵找到一块自我安慰的栖息地。然而 现在，它却仅仅被看作是一堆残碑败冢，散发着历史的陈腐之气。现代哲学那棵硕大的精神绿树已经颓败不堪，只留下一些枯枝残叶在思想史的幽暗低谷四处飘零。这无疑是一种极不公正的看法。尽管思想史的"进步"充满替代性的掠夺和排斥，但是各种学说之间对抗或压制的同时激发思想内在的创造性张力。德里达的挑战确实独树一帜，但是他也是在现代思想的压制性氛围里滋长起来的叛臣逆子，德里达的挑战思想显然有非常强的针对性。正是对同时代哲学的权威思想的反抗，才造就了德里达思想所具有的猛烈的现实爆破力。德里达--我们时代的挑战者，这个赤着脚在长满荆棘的思想原野上奔走的现代笛卡尔一直是在铤而走险，反抗在场的中心和无限的整体性，反抗终极真理和超验的永久历史，--总之，拆除思想史由来已久的形而上学根基，打破现代哲学无以自救的幻想，德里达企图重新书写没有起源的哲学（史）。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提示一个现代思想--也就
是激发德里达挑战的那些权威性理论构成的简略图景。
把德里达描述成是从结构主义这个所罗门的瓶子里放出来的妖孽，并不是夸大其辞的说法，德里达是在参透了结构主义的经文之后才念起了结构主义的咒语。显而易见，他的思想首先是针对结构主义，因此他的哲学被称之为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则是理所当然的。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范型，或者如罗朗·巴特所说的，作为一项活动，无疑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幻想运动：作品存在一个清晰可辨的结构，文化隐藏着深层的无意识结构，乃至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结构，--结构主义把理论幻想当作现实，并且为创造这个现实
不懈努力。
当然，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的设定看成是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背景在起决定作用是过于武断了，但是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论选择却无疑有着时代的思想背景在起作用。结构主义在五、六十年代之交风行法国大陆，显然不仅仅在于法兰西学院的一群结构主义大师取得卓越的理论成就，更主要的还在于结构主义提供了一种人们乐于接受的世界"观"。
学院派知识分子对存在主义已经厌倦，并且对改造和社会革命失去信心，随着战后增长，中产阶级普遍期望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趋于稳定，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让位于社会的整体和谐。五十年代是一个保守的时代，人们摆脱二次大战的阴影，更乐于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永久坚固--它是一个和谐统一的完整结构--结构主义恰当地表达了这个时代对生活"固有的"意义和永恒秩序的卑琐幻想。
结构主义把"结构"设想成是一个纯粹的功能，它是一个封闭的自我调解和转换的自足体系，不与外部发生任何联系，因此，结构只能被确定为由起源的中心展开的自我--在场。在结构主义设定的中心的位置上，起源和结束都被先验地预见了。因为中心的设置
使整个结构的展开获得了根本的固定性和确实性的根据，结构在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内成为可以控制的--也就是可以预见的。
列维·斯特劳斯正是通过对亲属关系、神话和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