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角度看圣经观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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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像过去曾经有人做过的那样机械地理解圣经、使用圣经，确实存在一些明显的困难。首先，圣经有些地方的观点存在着矛盾，其次，圣经并没有对今天的新提供明确的答案，而根据一些所谓圣经中的原则演绎出的答案也并不会总是一致。今天好些批判圣经和基督教的学者，也主要是冲着圣经的字面。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陈鼓应教授就曾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耶稣新画像》，圣经中的上帝给他的印象乃是凶暴独裁的极权者、惟我独尊的偏狭者。

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中上帝的启示呢？今天的人们如果还有人需要对上帝的信仰，那么，信怎样一个上帝呢？怎样看待圣经中一些今天看来令人颇费踌躇的难题呢？这样一些难题在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学界早已相当面积地解决了，但是，在，由于种种原因，基督教会在恢复了二十多年后却不得不专门集中精力进行神学思想建设，以解决这些问题。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会，解决圣经观的问题的确是解决神学的其他问题的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在其他一切神学思考中都会时常涌出“如此思考是否可靠、有无必要”的疑问，最终还需回头补课。中国基督教会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包括圣经观的矫正，都是也只能是在其宗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对于基督教教义的完全超然的态度是不利于理解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的。

启示的对象化：

今天看圣经，读者们不能不注意到，对于宗教信仰者来说，从宗教信仰自身的角度来看，宗教信仰中的终极实在“上帝”在过去的古远的世代里向人类说话（启示），所采用的方式和语言必然是为了能让那个世代的人们听得懂的方式和语言；按照宗教信仰者的思维，上帝如果可以叫做人类之精神导师，那么，他肯定是因材施教、渐进启示、永无止息的良师，因人的追求不同而赋予不同层次的启示，因人在中的接受能力、生命气质不同而赋予不同的启示；上帝启示未曾间断，一直到今天（《约翰福音》5：17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按中文“宗教”一词本自日本转引而来，其中保存着古汉语的语义，“宗教”中的“教”其本义就是“教化”。众所周知，任何的都是一个渐进成长的过程，终极者对于人类的启示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教化、教育的过程，所以教育中的一切良规同样可以在此类比。

好的老师没有不看教育对象的。在耶稣那时代，如果不用天堂地狱这观念，谁能懂得了他的讲论？耶稣当年曾对门徒们说过：“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约16：12）。印度的宗教学者奥修有一段话，在理解启示的特殊对象化这一方面值得听一听：

“佛陀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他的谈话对象是一种人，耶稣的谈话对象又是另一种人：耶稣必须使用那种人的语言。佛陀说‘实相’，耶稣就说‘天国’。但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佛陀说‘无我’、‘丢掉自我’， ——耶稣不能那样说，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他说：抛弃你的意志，向上帝的意志屈服”。[i]

耶稣本人也并没有对圣经抱着拘泥僵化的态度，他多次面对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马太福音》第5章）。

保罗·蒂利希批评把启示理解为一种无时间性的事情之类的观点时，他说：

“他们忘记了，启示必须被接受，对启示的接受称为‘宗教’。他们忘记了，启示若要更富有启示性，它就要对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对人的专门接受能力，对其的特殊条件，以及对专门的历史时期，说得更多。一般来说，启示从来都不是启示，尽管它宣称具有普遍性。它永远是在一种限定的环境中，在特有的条件下，对某些人和对某一团体的启示。”[ii]

在使用圣经时，如果不需要考察圣经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主观因素，那么，就谈不上什么圣经了，那必然会陷入一种真正僵化的教条主义。

人们对终极实体的认识与终极实体本身这两者之间根本上存在着区别

人们所理解并书写下来的启示内容，必然带有当时的思维和语言局限；上帝不是把人当作没有一点自由的机械的或的打字机，人类领受上帝的启示无不通过在历史时空内活动之人的心灵；今天即使是有古代经典的人们，仍然需要不断寻求新的启示、时代的真理，谛听时代的呼唤。

马丁·路德是以高举圣经的权威著名的，但他也说过意味深长的这样的话：基督降生在马槽里，但是，马槽里不但有基督，那儿也有稻草。[iii]那就是说，圣经中有些内容不一定传达了上帝的真正信息，并非所有圣经的文字都有令人顶礼膜拜的价值，“对于路德来说，圣经仅仅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有时上帝的话被揭示出来”。[iv]

如果把圣经的作者看为上帝的打字机，圣经则可以成为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