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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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康德哲学一向是西方哲学界的“显学”，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论著汗牛充栋，浩若烟海，令人目不暇接，任何一位以康德哲学为研究方向的人都不得不时刻提防以免被铺天盖地的资料海洋“淹死”，更不用说一般的康德哲学爱好者了。所以就事实而论，康德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但是，康德哲学毕竟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产物，200年后的今天，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我们已经站在了21世纪的门口。回顾20世纪，哲学流派多如牛毛，我们想赶新的潮流尚且来不及，难道还有必要关心200年前康德哲学的意义吗？！显然，康德哲学在现时代的意义在理论上仍然是一个问题，更直白地说，这个问题也就是康德哲学与我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的问题。
康德哲学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进一步说，历史上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研究哲学史的人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学究，如果说我们研究哲学史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那么我们就必须证明我们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表面看来，这种证明带有自我辩白的嫌疑，不过更深层次的问题应当是哲学或哲学史的意义问题。 由此可见，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是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讨论康德的，它归根结底关涉到研究哲学史的意义问题。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借助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来讨论哲学史研究的意义问题，也可以说是借助讨论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来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并且由此而提出一种新的哲学史观模型。 一、哲学问题 为什么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斯人已去，其理论学说业已过时，我们还要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思想呢？因为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能够在哲学史上“青史留名”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学说或理论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谁都知道，哲学家们在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未能达成最基本的共识，哲学中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套用霍布斯的一句话，就好象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每个哲学家的思想都是转瞬即逝，哲学流派的更替其速度更是越来越快，我们怎么能说他们的思想有意义而且是什么永恒的意义呢？！ 哲学家们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一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事实。然而，我们以为，恰恰是因为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无法达到最基本的共识，他们的思想才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哲学问题是万古常新、永恒无解的，即是说，哲学问题并没有终极的答案，因此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是问题。既然哲学问题没有过时，那么每一位哲学家为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对我们来说就永远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当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是许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史向我们展示的无非是有史以来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各自不同的解决方式，我们学习和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无非就是在这些解决方式中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在这些解决方式之外开辟自己的道路。 不错，康德哲学是200年前的思想，他的人早已离我们远去，他的学说也早就过时了。然而，一位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在于他说了什么――他所说的什么总会过时的，而在于他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和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些看作是衡量一位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的“经纬度”。哲学始祖泰勒斯说“大地浮在水上”，水是万物的本原，这话早就过时了，现在谁也不会把这句话的内容当真。但是泰勒斯的问题却没有过时，那就是追究自然万物的起源问题。同样，康德以两种“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亦即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为模型所建立起来的先验哲学其内容肯定已经过时了，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至今仍然不失为一种选择。自哲学诞生起，至今已经2600多年了，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能够在哲学史上留下名字的哲学家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甚至千年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说出了“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乃是万古常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甚至很可能是人类永恒的问题，所以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就成了典型，成了为后人树立的“路标”、“纪念碑”或“里程碑”。 既然哲学问题是万古常新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永远也不会有终极答案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与这样的问题纠缠不休呢？逻辑实证主义曾经以“意义标准”和“可证实原则”来衡量哲学命题的意义，认为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或者是分析命题，或者是综合命题，分析命题作为“重言式（tautology）”可以用逻辑来判断真假，综合命题可以由经验来证实或证伪，除此之外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那些永远没有统一答案的哲学问题既不是分析命题也不是综合命题，因而都应该从哲学中清除出去，用他们的术语说就是“拒斥形而上学”。我们以为，哲学问题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