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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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人对于西学的重视,言必称希腊似属当然,《柏拉图全集》和《亚里斯多德全集》率先出版便是一个明证。然而在所谓的轴心期之后,国人对于西方文明重要整合期的希腊化-罗马却知之甚少。面对一系列庞杂的流派和人物,国人难免一头雾水。国内曾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零散翻译,如四十年前商务馆的《物性论》,开放以后“世界贤哲名著选译:猫头鹰文库”中的《西塞罗文集》、《塞涅卡道德书简》、《皮浪主义文集》,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的普卢塔克《名人传》等，然而毕竟失之于零碎而不成系统。究其原因也许是在世人眼中,希腊化时期,古典哲学的高峰已过,开始凋零。殊不知,这一时期跨度大、流派多、人物繁,恰是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内在复杂性及其张力有着非凡的意义。相形之下,国内的太少,译介太少,重视远远不够。令人欣喜的是,《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已经摆上了学人的书桌,这套由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包利民、章雪富先生编译的丛书,很好地弥补了国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上的一大缺门。该《译丛》选编视角独到,涉猎广泛,值得学人瞩目。

将西方文明喻之为“两希”由来已久,梁漱溟先生曾说,“两希”如西方文明之“两翼”,“两轮”助其前行。然细查国内研究的现状,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却每每只言希腊,当然对于希腊的研究亦是不足,更遑论对希伯来的研究,这犹如独轮车行路,走起来未免不稳。然而“雅典”还是“耶路撒冷”,是西方永恒的话题,更是其思想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君不见犹太思想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最早是亚里山大城的斐洛,他的喻意解经法预示了长达数世纪的希腊精神与希伯莱精神相结合的过程;迈蒙尼德的思想又预示了亚里斯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主宰;斯宾诺莎则在多方面肇示了近代欧洲诸多思潮的兴起。马丁·布伯、罗森茨维格更无疑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此“希”对于彼“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然编者并不是单纯从希腊或希伯来的经典来编纂译丛,而是从“两希文明”融合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涵盖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希腊化-罗马时期哲学的特征,应该说是抓住了的要害,显示了他们独到的学术视野。

整套丛书共选取了十一位作者:伊壁鸠鲁学派的伊壁鸠鲁(341-271BC)和卢克莱修(94-44BC)、晚期斯多亚主义的塞涅卡(4BC-AD65)和爱比克泰德(AD55-135)、怀疑主义的恩披里克(AD160-210)、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提诺(AD204-270)、犹太-希腊哲学的斐洛(25BC-AD50),新共和主义者西塞罗(106B.C.-43B.C.)和普鲁塔克(AD46-120),以及古罗马时期的希腊教父哲学尼斯的格列高利(AD335-395)和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AD354-430)。《译丛》涵盖了后亚里斯多德哲学中几乎所有的流派,涵盖面之广前所未有。

从上来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东征,直到公元476年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废,西罗马帝国覆灭,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直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古典哲学终结。这一段时期被可以看作整个希腊化-罗马时期。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开始把他们的文化扩大到非希腊血统的国家中去,事实上这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复合文化,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曾打到印度的旁泽普,罗马军团的一支也曾消失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但究其根本还是一个“两希”融合的过程,是西方文明的塑造期。《译丛》所选取的哲学家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由于其选择面的广泛,很好地显示了这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侧面,以及基督教在希腊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特质。就《译丛》选取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后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经典流派,主要是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其二是基督教神学形成的主流从斐洛、普洛提诺、尼撒的格列高利到奥古斯丁,其三是当时重要的哲学家西塞罗和普卢塔克。然而除了从斐洛到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和基督教的关系外,其他流派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亦是自有定论。因此,在这个所谓“两希文明”融合的背后,体现的恰是基督教神学的产生。这也是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视角。

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对于西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打破了原有的城邦政治,在城邦丧失独立性之后,对城邦的虔诚不复存在,个体问题因而彰显。个人开始反省自我,从自身寻找幸福,个人主义开始形成。哲学形态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关注形而上学、本体论,转而更为关注伦理和心灵问题,即便是伦也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政治伦理转变成个体伦理学。哲学开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哲学走向宗教式的神秘。这种伦理化的哲学最终为宗教的兴起所吞没,哲学家的沉思终不及宗教教义的。这似乎是那个时期哲学的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译丛》的编排粗略地揭示了哲学的这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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