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与政治间的海德格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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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哪儿﹖
色诺芬（Xenophon）记述了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美好的传说。苏格拉底参加了波罗奔尼撒战争，是表现（一个）十分勇敢的战士。但是有时候，在部队前进中，这位战士突然陷入沉思，站住不走了。一站就是一整天，忘了自己，忘了地点，忘了身处的环境。当他突然想起甚么或者注意到甚么值得他思考的东西时，他便游离出他自己的现实。他完全处于思想力量的控制之下。他觉得没有甚么地方可以作为他的归宿。思维的无归宿打破了日常生活的过程，思维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他乡异地。根据我们对苏格拉底的了解，精神思维的这个他乡异地是一个前提，使他能战胜死亡的畏惧。被思维所驾驭的苏格拉底坚不可摧﹕你可以置他的肉体于死地，但他的精神还活着。他从人生此在的斗争中解脱出来。当亚里士多德赞美无所不在时，亚里士多德所想到的，就是身处流转不息的环境中，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陷入沉思的苏格拉底﹕「既不需要任何装备，也无需练习的场地，...在大地上，如有谁献身于思维，那么他就会达到真理，好象真理就在那里一样。」2 但是，苏格拉底是城邦哲学家，是雅典市场上的哲学家。在那里，想带着他的他乡异地之许诺，带着他的哲学的不在场性，在市场上、城市里出场。 海德格尔却是一个有固定位置的哲学家。在他积极从事活动期间，他以十分坚定的语言与所谓「软弱无力、无根基的」思想的斗争。但现在他注意到，他踏足其上的新革命现实的基础，已经在他脚下开始动摇了。在就应聘一事去柏林洽谈时，他在给伊莉萨白贝特‧布洛赫曼 [(Elisabeth Blochmann)] 的信中说﹕「整个事情都会是无根基的。当我离开柏林的时候，我感到一身轻快。」（一九三三年九月一九日 《海德格尔布洛赫曼通信》，第七四页） 在这封信里，海德格尔谈到他进退维谷的处境。一方面「我......认为只需认识一件事，我们正在为巨大的转变作准备，我们必须参与这一开创性的事业」，另一方面，「我眼下已经远离了我自己的工作，尽管我每天都感到，日常的活动每天都在......把我推回到其中去。」 推回到哪里面去呢﹖ 我们可以对他的思维之所在预先作一下定位。一是幻想中，一是实际中，一是在哲学的古希腊，一是在乡下，更具体的讲，在托特瑙山 (Todtnauberg)。3 海德格尔要在纳綷\主义革命中，实现他的古希腊之梦。对此尼采早在五十年前已有过精辟的论述﹕ 「德国哲学整体上看......是迄今为止存在的最缜密......的思乡病。......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归宿。开始人们要求回到可能是其归宿之处，因为人们想在哪里找家﹕这就是古代的希腊世界。但回到那里去的各种桥梁恰恰均已被毁－－只有概念搭成的虹桥除外。此外为了通过这座虹桥，人们必须十分细腻，非常轻灵，非常单薄﹗真是十分幸运，人们还有趋向于精神之事的意志，而且几乎是趋向于精神性本身的意志，人们想回归，想通过教父回到希腊。......德国哲学是趋向于文艺复兴的意志。......是古典哲学的发掘者，首先是苏格拉底以前哲学，那所有古希腊圣殿中埋没最深者......的挖掘者。我们会一天天的希腊化，首先，完全合乎情理地，在概念和价值评估中，变成仿希腊的幽灵，但愿将来我们的肉体也能如此﹗」 4 我们已经知道，海德格尔想要在躯体方面回到古希腊去，把纳粹革命作为「古希腊哲学爆发」的原始「力量」的重建（校长致辞）。 5 另外一个所在就是乡下，在托特瑙山，在他的黑森林的高峰上，海德格尔受他的古希腊之梦的感召，从这里下到政治的大平原。这里他认为会有所得，因为这里正在起义－－一切伟大的东西均是在暴风骤雨中诞生的。
在从事政治的几个月中，海德格尔经历着十分痛苦的经验。他不能按他的愿望把两个世界－－一个是他在其中思维的世界，一个是他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合并在一起。一九三四年三月，海德格尔在广播里发表讲话，公开拒绝柏林聘请。《创造性的山水风光：我们为甚么留在省里﹖》讲话遭致很多的攻击。人们常常只想看到讲话中的意识形态化的故乡浪漫主义和农民浪漫主义，而实际上，在这里海德格尔告知我们的却是既简单的、但对他来言为最本质之体验。「我的全部工作......是由这座山和这里的农民所肩负、所实行的。很长时间以来，山上的工作被山下的商谈、旅行、报告、谈话、教学活动所中断。只要我重新回到山上，在小木屋里的人生此在的头一个小时里，以前的整个世界便会迎面而来，而且以我离开它们时的那个老样子出现在我之前。我将直接进入我的工作的自振中去。我根本不能驾驭这种自振的隐蔽的。」（海德格尔《思想经验》，一九八三年德文版，第十一页） 海德格尔注意到，并也承认，他的生活的世界同思想的世界在托特瑙山，而且实际上只有在那里才统一在一起。只有在「小木屋里的人生此在」[Huettendasein] 中，以前提问的世界整全，古希腊大始之的重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