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信仰的危机与重建[1]

　　信仰虽然是一种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但信仰本身却并不是精神冥想的产物。信仰说到底是纷繁复杂的生活在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化，它具有着丰厚的社会文化内涵。

　　第一，信仰蕴含并展示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信仰是隶属于人类的精神世界的。人类精神世界的产生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为基础的。人的自我意识虽然以个体人的存在为载体，但它的本质是类的，是群体的。这种类性和群体性表征着人的本体生成中其精神世界的社会性本质，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性。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这说明，蕴含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和群体意识是人类自我社会文化生命的肯定和维系。而且，在人的整个的生命历程中，这种肯定和维系成为一种最根本的精神渴求。这种渴求超越着人类的个体存在形式，在人类的活动中逐渐积淀为一种富有生命底色意识的内在精神模式，它为人类的全部行为实践确定动机和目的，并制约着同类之中个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在人类的全部行为实践中已成为一种根基性的信念，我们看到这种信念作为一种超越每个个体的统摄性的精神共有，正是人的信仰。是人的信仰承载着人的本质中的最重要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性，而个人与社会关系也据此成为信仰最根本的内蕴。富有人类精神生命本色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造就着人类的最根本的信仰，反过来，人类的各种形式的信仰，又从最根本上表征和表示着人的本质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运行与。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是一个不断地运作发展、不断地走向形态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由此而获得本体根据的信仰也是生生不息、不断地升华发展的。因此，对信仰蕴含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还必须具有历史的辩证的眼光。人类自身生成至今，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个人与社会关系演化至今，其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既展现了这种文化历史变迁对信仰的丰富和拓展，又展示了丰富和拓展后的信仰对这种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制导作用。

　　第二，信仰蕴含并展示着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信仰并不是一种纯然性的精神冥思，信仰说到底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内化。现实性是它首先具备的本质品格。但是，信仰区别于其它许多同样具有现实品格的精神现象的特质又在于，信仰是从终极价值取向即终极关切上制导人类精神世界和行为实践的精神机制。也就是说，它又是一种理想感召机制。由此可见，在信仰中，蕴含着现实与理想关系是其另一个基本的文化内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运作机理上稍加。

　　从运作机理上看，信仰是以动机的形式外化并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实践的。而动机则是在一定的现实根据的基础上特定行为的理想目标的实现动力。也就是说，动机潜在地受着现实与理想两大方面的制导。一方面，动机受着现实关系的制约。这种现实关系是人们之间的、、文化等社会关系。人和的关系则隐藏在人与人的关系后面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任何一个身处于特定现实关系中的个体，他的任何行为的现实性，取决于他对现实关系的肯定和理解的程度。这些外部的现实制约因素虽然是一种人类自身活动的创造结果，但对一个行为个体说来，却是一种既定的现实关系。这种现实关系对人的行为制约，其实质是要求个体肯定和服从人类自己创造的现实关系，要求人们按一定的思维方式和原则规范自身的行为实践，就是说，在一定的信仰支配下从事自己的实践。这种信仰便不是一种先天的神的规诺，而是人所处的现实关系和现实环境的升华和外化。在人的行为实践中，这种信仰的现实性的实现表现出信仰行为对现实存在的肯定和适应。这是信仰的实际支配功能的最基本的一面。另一方面，人不同于动物。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的任何行为实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活动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新的价值的活动。这种新的价值的创造也不是一种随机性的自然本能，而是伴随着特定的精神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它的鲜明的特点在于，在活动的源头就受着特定的理想目的和自觉的世界观的支配和导引。这典型地说明着作为支配人类行为实践之动机的信仰在现实性基础上的理想超越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信仰赋予着人类行为实践超越既有现实的理想品格。更为深刻的是，信仰作为一种在终极价值取向上牵导着价值创造源头的精神机制，它意味着信仰的超越现实的理想性，不但是对人类价值创造物的肯定和自觉，而且直指创造源头，是一种对人类整个价值创造过程的肯定和自觉。这种肯定和自觉实质上是对人的创造能力、人类尊严和责任的肯定和自觉。个体创造活动是这样，整个人类的创造活动更是如此。这说明“人类信仰的本质就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