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引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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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现代化）的总体叙事是一百多年来最大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的性精神在现代中国就是通过它来体验自身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宿命。无疑，对存在的历史沉思不能回避这一意识形态。更何况，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的要求，在今日，已经更为迫切。历史地看，中国现代性意识已经为这种反思与理解提供了思想资源。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的现代性，它的展开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表现为，在肯定现代性的正当性、呼唤现代性的同时，又质疑、诘难甚至反抗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质疑、诘难与反抗无疑也是中国现代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本书希望在这种困境意识中理解中国现代性，从而思考中国现代危机的特性。 的关键不是去发明或者遵循某种学说作为的药物，而是要理解这个危机自身的特性。这个危机的特性，与“中国的现代性”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现代性意味着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在告别了传统中国之后，中国无疑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之为它自身的特性，就是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内涵。因此，中国现代性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它不是通过市场秩序、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与西方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征来界定自身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性这个概念与现代性自身的危机意识联系在一起，现代性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发生的以西方为中心向周边不断扩散的运动，当它达到中国，并在中国现代性意识中敞开自身的时候，对作为存在历史运动的现代性的焦虑，已经成为它的典型特征。这就是说，对现代性危机的意识已经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根本特征。而理解中国现代危机的特性，也为对现代性命运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中国现代的危机特性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这就是与“现代中国”这一观念意识相应的世界－历史图像、个人认同与道德书写，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指向了现代中国的虚无主义，而后者正是现代精神生活中愈来愈深重的危机。 中国的现代性是通过作为主义话语与世界观特性的，而确立其合法性的。科学以其“分科之学”的名义给现代中国带来了“现代”的知识分类体系，后者既是确立现代社会分工、知识生产、制度的根据，又是平民化社会以及个人独立的基础，然而，科学所带来的合法性是确立在知识的秩序而不是存在的秩序之上的，这就使得“世界观”（世界图像）成为现代的根本特征，它意味着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观看”，特别是“众所同认”（也就是作为“公理”）的世界图像，才是人生在世的总体性依据。通过知识的秩序与人的观看，世界被设置为等待着人去加工、等待着人去赋予其意义的物质性的材料（matter）或事实（fact），科学所体现的文化类型恰恰是把事物设定为物质或事实的程式。这样一来，世界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也就是平面的、没有深度的物质积聚或事实的集合。与此相应，人在“世界观”中被设置为意义的授予者，或物质材料的加工者，这就导致了：一方面，把人设定为创造者、生产者成为现代世界观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劳动（labor）本身在现代则成为价值获取的根本途径。然而，当世界本身成了价值层面上的深渊或容器的时候，现代性与虚无主义的相互遭遇已经内在开启，而人在世界（事物）面前的主体位格的形成又根源于神教（章太炎语）传统中上帝形象在人身上的移植，这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性与宗教性（神教）人文之间复杂的关联，而现代创造价值在这种关联中有其根源。不仅如此，创造本身还必须通过与现有存在的决裂来达成，所以创造的现代性态度中关联着革命的要求，而革命本身又是“中国式虚无主义”[②]展开自身的方式。 既然世界的观看是在社会中历史的形成的，所以，不是世界观，而是社会及其历史观，才是它的真正来源。从逻辑上看，现代世界观所呈现出来的世界经验，无论是国家的集合，还是物质的聚集，都仅仅具有空间性的意义，而在古典的“世界”理解中，“世”对应着时间，“界”则指空间，当汉语用“在世”与“去世”等来表达人的存在的世界性时，受到关注的更多的则是时间，而不是空间。而在现代世界观，“世－界”发生了分离，时间不再是世界的实在本身，而是变成了其存在的属性。这一分离折射的人文信息，在本质上就是介入世界的方式与介入历史的方式之间的分离，这也是世界观与历史观被区分开来的深层根据。历史地看，晚清以来“诸种世界观”的复兴，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临终结，从“世界观”向“历史观”的转变，成了中国现代性意识演变的轨迹。也正是在历史观中，才真正触及现代性的正当性问题。现代性的正当性奠基于进步－进化的价值观念以及它所衍生的历史主义叙事，这种叙事，正如章太炎所揭示的那样，本质上是“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它把人类活动引入到先进－落后或者文野之辨的逻辑中，一方面它鼓吹征伐－扩张－战争－竞争的现代性态度，另一方面它又通过逻辑的法则替代真实的历史过程，这两点都成为遮蔽存在者自性的方式。而朝向所谓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