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析论——以义和团运动为线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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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当历史开始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在中国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事变肇端於山东地区零星发生的民教冲突，从一八九九年起事态像脱僵的野马一样迅速发展，演变为一股席捲整个北中国的排外浪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宗旨，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组织为一支队伍；是仇恨引导他们拆除铁路，割断电线，焚毁教堂并包围使馆区；又是仇恨使得他们忘却恐惧，拿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抗击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缐膛炮装備的八国联军。在一八九九——一九○○年运动高潮期间大量表现出来的癫狂行为是人类在饱受外部刺激、累积的敌对情绪超出心理抑制阀限（注一）情况下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引发这种反应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纯粹的利害冲突，而是屈辱，一种深入人心灵的屈辱。祗有当尊严遭到最粗暴地践踏的时候，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这样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

将义和团运动置於世界历史的背景前面，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产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巨大的经济、军事、技术的优势疯狂地掠夺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关系体系（注二）¾¾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国际秩序——原来存在於[文明世界]的国家关系的规范被规定为国际关系準则，作为这些规范的核心的西方哲学则提升为普遍的国家行为的道德基础。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的势力和影响空前膨胀，基督教民族对其文化和哲学的信心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传教士将他们的神奉为「唯一真神」，以一种不可抑制的热情反对其它民族的[偶像崇拜]；政治家、实业家和商人则是世俗的传教士，他们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奉为人类文明生活的唯一模式，带著同样的宗教狂热强迫其它民族接受他们的哲学和价值观。当所有这些人的欲望和意志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反映出来的时候，人格化的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注三）也就扮演了热衷於使和它们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改宗]的[西方文明宣教师]的角色。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军事优势为西方国家将其意志强加非西方世界提供了暴力手段，而西方版本的国际关系体系则替这种国家行为签发了一份「通行证」。对「文明国家」来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一个使它们的权力欲不断得到满足的机制，而对非西方民族来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则是一个使其每时每刻都在蒙受屈辱的机制；越是热爱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就对这种屈辱感受得越深刻。强烈的自信和不可抑制的热情帮助基督教民族扩张势力和影响，在世界的范围确立了西方的统治；而当这种自信和热情发展到利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肆无忌惮地触犯其它民族的文化禁忌，伤害这些民族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感情的时候，事物的发展就走到了它的反面——西方世界的文化渗透激发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首先作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成为一面最有感召力的旗帜；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不断冲击著以基督教民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近代国际关系体系。

作为世界范围民族主义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和团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桩在国际关系中由文化和哲学的对立引发国际冲突的典型个案。本文将分四个部分探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和义和团运动之间的联系，以及义和团运动对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国际秩序有什么启示。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源於三十年战争之后正式形成的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十五世纪末之后，欧洲各主要国家开始进入绝对主义时代。绝对君主制（注四）代替了等级君主制（注五），权力从分散的贵族那里集中到专制君主的手中，松散的多元的早期国家逐步演变为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各国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动给国际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曾经盛极一时的封建领主的私人外交随着封建主的没落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民族国家开始作为新型的外交主体登上了权力斗争的舞台。伦敦、巴黎、华沙、马德里、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取代了中世纪星罗棋布的采邑成为欧洲的权力中心。围绕著领土和权力，新兴的民族国家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和军事斗争，力图最大限度地攫取国家利益。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战争将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都裹挟进去。战争的残酷性和持久性使各国的君主普遍意识到只有确立一个包括共同利益、规则和单一价值观的国家关系体系，才能阻止各自的利益持续受到损害。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重新划分各国领土和德国各诸侯的领地，将武力作出的裁决以多边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三十年战争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的催生婆，在战争的瓦砾? 焉希桓鋈碌墓手刃蚩汲鱿帧８菝拦收窝д吒ダ椎吕锟恕な媛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