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神与传统思维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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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知识的整体、系统或思想体系的内在联系，是不可以任意分割和任意取舍的。
□要真正吸取传统文化的积极合理因素，要真正把它们消融成为新体系中的质料，就得通过否定——扬弃。
□没有容忍，没有兼容，就没有多元化。
□不能光从民族观点看，还应有全球意识。 【 正 文 】
一
近年来，有些不成熟的想法，在夏威夷时我曾与杜维明、林毓生两先生谈过。粗粗说来，我们的治学似与海外异（有些人也在力求与海外治学吻合一致）。海外多尊宋学，再融以西方思潮，在兼综中外方面，是以后者为体，前者为用。而我们仍受被海外新起的诠释学扬弃的莱克（Ranke）的，重论据、论证、偏向客观主义， 同时，也掺杂、甚至充盈着庸俗学的（此一情况乃十分复杂的问题，可惜海外学人无暇耐心探索，故多不谙其原委，不究其本末，以感情的厌恶代替理性的判断）。解放后虽以批胡适为名，一再对客观主义大张挞伐，但终难除其根株，去其影响，籍此说可见其生命的顽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现代思潮涌入，所谓绝对客观标准受到挑战，我以为这对推进我们学人的思考，十分有益。不过就我个人来说，对海外那种以六经注我或强人从己的诠释与实践，却不大能够接受。
十力先生曾称他恪守“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的治学原则，此语精辟使人敬服。但他诠解古书，往往强古人从己意，以致其文虽颖脱迥拔，却因难寻文证，而终遭非议。檀岛之会时，我曾与杜先生谈过，不应把古人拔高或理想化，我认为孟子思想与杜先生所主张的多元化相违。这在阐述孟子民本思想时亦不可为之讳，要扬善但也不隐恶。在思想一元还是多元化问题上，依愚见，孟子不及庄子。庄书总是以对话方式，使仲尼较老子或隐者略逊一筹，这虽然是可笑的褒贬方式，但他并未将对手涂黑或骂倒，而且承认对手的一家之言的地位。孔子在容忍异见上似乎更要好一些，并不像孟子拒杨、墨那样偏激。胡适晚年曾引用他老师白尔的话并加以引申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虽平凡，却是真理。可以说，没有容忍，没有兼容，就没有多元化。我国早在两汉以前，就已存在着定于一尊的思想：先秦法家的专横独断的论固不待言，像孟子这样具有伟大民本思想的哲人，也有不息不行之论。此说开启了后世不塞不流、不破不立的先河。我们应正视这一点。
海外有些学者好作高屋建瓴、把握全局、统观整体之论，因此常常采用概括方法。黑格尔曾把由概括所得之普遍性，分别为抽象的普遍性与具体的普遍性两类，认为前者外延愈广，则内含愈空。后者不同，可涵盖并统摄特殊性与个体性于其自身之内。此类划分虽然理想，但实际上恐难付诸实现。我们只能说，在概括上可能有比抽象的普遍性较为蕴含具体一些的另一类普遍性，但要求普遍性能将特殊性与个体涵盖于自身之内，恐怕只是黑格尔同一哲学的幻想。不过，大陆所谓抽象继承法，却是从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引申出来的。有人曾为此说辩护，但多偏重于感情上或道义上，认为冯友兰先生在当时提出此说，具有存亡续绝的良苦用心。冯先生在压力下经历了曲折过程，首先提出，再进行自我批判，终于复归于肯定，这一现象大陆学人倒能理解。但理论之域，更重要的是明辩是非，说出道理。抽象继承法是从形式上借用前人的说法，舍其原有的本义，使之成为一种比喻。在生活中用这种方法却是常见的，但一旦作为继承遗产的原则，势必会模糊原来对象的本来面目，以至篡改了它的本义。这无异把遗产当作一种与其思想内容无干的容器，从而只是在形式上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资料。用这种方法从文化遗产中所能得到的东西，将是极贫乏、极稀薄的抽象。
二
多年来，我一直赞同独立之思想的说法，并曾援用“为学不作媚时语”这样的格言。在杜亚泉中，我更有了一些体会，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五四”的思想大师，无不具有此种精神。有的较多强调理性态度，有的则较多表现为启蒙思想，然而独立精神，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气质。关于“潮流”，我想应作具体。第一，“潮流”可以体现的趋势，反映人民的权利、愿望要求等，也可以不体现这些东西，成为浮在历史表层的。例如，忽然兴起一种什么“热”等就属此类。第二，一种思潮，即使它本身是属于上述第一种，但长江大河，泥沙俱下，潮流中所挟裹而来的糟粕却是应该加以警惕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容易迷失自己，以为一切只有顺着潮流走，才是进步，才跟上了时代。第三，潮流汹涌而 来的时候，有人如果趁机借势压人，甚至宣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否定、取消对手的不同意见，这不仅不公正、不正常，而且也将对文化的发展带来摧残的后果。我认为在潮流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能采取趋附时髦或随波逐流的态度。胡适曾说他不趋附时髦，也不躲避危险，这句话很值得借鉴。
长期以来，所谓“批判继承”被理解和运用为一种机械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知识结构只是各种不同成份的混合与拼凑，而不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各部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