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启蒙的流亡与回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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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思想的在近两个世纪显得特别动荡，而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态势，大有向古典主义或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启蒙的流亡与回归乃是把握现的思想脉络的关键。启蒙自康德黑格尔而后就开始了流亡的历程，在后主义的式微中开始复归。而福柯的一生的发展就是“启蒙的流亡与回归”历程的缩影。“流亡与回归”的变奏喻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启蒙；流亡；回归；福柯 exile and the return of Enlightenment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s has undergone a turbulent course during the last two centuries, and gradually demonstrates a homeward tendency. This article delv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nlightenment from Kant to post-Kantian period (particularly through Foucault), and leads to a conclusion that a new ‘Axial Period’ is coming. 　　Keywords: Enlightenment; exile; homewardness; Foucault 在近现代——尤其是“最近”的现代，或曰“后现代”——这个史诗般的进程中，启蒙的命运成了现代性的龙骨，是我们考察文化进渡的向导。二百多年前，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他的回答不仅是对成就非凡的启蒙运动的，同时还给后世思想规定了诸多问题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这位“出色地将启蒙运动的最大优点荟萃于自身”（文德尔班语）的哲人所做的总结最终成了“史家之绝唱”，虽然黑格尔对此作了精深的提炼，但也就几乎到此为止，此后两个世纪的曲折发展给启蒙蒙上了一层阴影，启蒙的道路异常坎坷。在这段如晦飘摇的精神历程中，只有极少数人还坚持纯正的启蒙理想，而在全面反叛的浪潮中，启蒙经受了巨大的考验，穿越了“重估”、“断裂”、“解构”的地带，因此也就外在地具有了一种“流亡”的特征。但启蒙在接受了“练狱”般的考验后，逐渐有了火中涅磐后的新生趋势，以至于谈论启蒙的人越来越多，有了一种“回归”的气象。本文主旨不在于为“新启蒙”张本，那种走投无路后的回顾算不得真正地认识到了启蒙在本体意义上的永恒性，至于所谓“启蒙与救亡”的明星型标签式思想则还丝毫没有受到启蒙的召唤，而时下声名正显的“新启蒙”也不过是水中之月，离悬在天上的月亮还很遥远。但这些依然浮泛的影像却折射出这个动荡时代的归宿：流浪与回归。 一 从滥觞于文艺复兴而鼎盛于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的现代（modern，又译近代）文化来说，它在后黑格尔时代的衰败以及由此伴生的种种“灾难”都表明了它的史诗般的流亡特征。我们通过考察启蒙理性的历史命运，就能够明了这种颇具创世色彩的历程。理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裹挟之下迅猛发展，但在作为理性最高现实成就的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主义打击之下，人们对理性的看法发生了急遽的转变，理性的道路在18世纪上半叶进入低谷。康德最早察觉到这一变故，并了导致理性二律背反窘境的深层次自我生成性原因。他以形而上学这个“通过纯粹而掌握的所有东西按系统排列出来的清单”为切面，剖析了形而上学的从“一切的女王”到为人所鄙视的孤苦零丁、流离失所的海古巴（Hecuba）的命运，他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的原因就在于理性自身永远无法摆脱的“一种特殊命运”：对于自身本性所规定的问题，自己既不能置之不理又无能解答。[1](P3)康德因此欲以纯粹理性的批判来重新树立理性的尊严和作为人类天性的形而上学的权威。就从由康德所开创的黄金时代来反观理性哲学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知道在理性合法性论证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问题，即理性的及其相应地位必定是随大化流行而不断变更着的，而所谓理性的命运之升降沉浮，本就源自其本体深处的运行机制，有如席勒所谓“唯运行（Bewegung）为然”，间有老子“道法”之意，因之对于“解构”、“流亡”、“后现代”等等，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 从康德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与本文主旨相关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理性的猛烈批判最后却反讽性地导致了理性的空前繁荣，产生了理性哲学的最高峰，这对当前全面反传统风潮的出路来说，无疑是一种绝佳的暗示，直接让人产生富有启发性的联想。的确，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这果实中必将迸发出至今仍难猜测的新发展的嫩芽”（文德尔班语）。二是康德对此前的思想史的总结以及对时局的看法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他说：“形而上学女王的政权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