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意义：从“礼仪之争”看基督教学术争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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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清朝“礼仪之争”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内部关于中西宗教思想的差异的，无关乎中土宗教和国家事务。争议并非止于“礼仪”，而是涉及到中西哲学与宗教思想。文化停留在崇拜上。中国的天乃自然天象。中国礼仪中的“礼仪”二字本身蕴含着皇帝与臣民的不平等(礼不下庶人)。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类事务的主宰者，在历史事件中启示自己。历史与自然的两橛乃是西方上帝与中国天神自然崇拜的区别。自然界服从铁的法则，故崇尚强制；人类历史是自由的领域。基督教是历史的宗教，故崇尚自由争论。处在自然必然性束缚之下的中国宗教祭孔祀祖，受自然律约束。中国宗教缺乏自由争论的精神，西方神学与哲学却是自由争论的领域。对这一争论的历史研究应当着眼于对中西宗教思想的差异的揭示，而不是达到两者的无差别的合一。本文旨在说明应在“礼仪之争”的“争”字上做文章，在“争”字上下功夫，在“争”字上动脑筋。宗教与哲学上的自由争论是与学术进步的杠杆。似乎礼仪上的是非本身并非十分重要。争论的精神是怀疑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平等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中国社会至今仍香火不断地祭祖祀天风水正浓，鬼神之泛滥使人难以责难“礼仪之争”中的西方传教士。看来300年前的争论还要继续下去。
[关键词] 平等 自由 争论 宽容 礼仪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始终存在着民族主义（即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即普遍主义）之间的张力。《新约圣经》比《旧约圣经》包括的地域广袤——从耶路撒冷起以迄罗马，具有广阔的世界性，并且吸纳了当时各类思潮。当然，《旧约》里也有世界主义，例如雅赫维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神，他让亚述兴起惩罚以色列，显然超越了民族范围。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这和中国杂乱众多的家族行业饮食神灵不同。这当然不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观念，也没有什么祭祖扫墓焚香燃烛引燃山火的事。全人类共同起源的观念现今被证明是对的。但国人宁愿接受自己华夏一族独立起源论。《旧约》的《马拉基书》看上去是民族主义，但也包含了世界主义：“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但是拉比犹太教的确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新约》则不像犹太人那样和罗马对立，反而把自己的思想渗透到罗马：拯救全人类！（这分明就是解放全人类）。公元66年，犹太人开始推行民族主义，这使它和基督教对立。上帝的概念不仅属于以色列，而且属于全世界。《但以理书》也是以世界为舞台，《新约》与此一脉相承。《新约》的世界，从埃塞俄比亚到波斯，比中华九州的概念要广，不仅仅是四海之内的王土王臣。这里没有“严夷夏之防”的概念。这使我想到国内民族沙文主义太嚣张：尊孔读经，开办私塾，鼓吹汉语统一天下，反对西历纪元，反对，鼓吹农历自然节日。有人连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也抛弃批判。有人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天经地义。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排外和无法治闻名于世的，烧杀抢掠，对外界一无所知。这不是什么自我觉醒，而乃自我麻痹，大概我们应当从基督教中学习一点什么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曾发生过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封建礼俗的冲突和争论。这是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的较早一次认真省思，也是对中国陈旧陋俗的一次抨击。这一争议具有深刻的文化与宗教意义。假如能循正常途径，由基督教传教士及信徒或学者自由争论，这一“礼仪”之争将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撞击，对中国陈陈相因的旧传统未尝不是针砭。然而由于中国皇帝对及神学讨论采取简单化的、横竖看不惯的态度，中国朝廷竟以“禁教”了事。自今观之，这已经是对宗教信仰自由及教义的自由辩论的藐视与无知。“礼仪之争”在中国一方乃是封建文化与狭隘民族宗教对具有人类眼光的世界宗教的反抗。中国皇帝乐于以个人独断的方式处理问题，缺乏传教士内部的民主争论及会议讨论。中国皇帝的金口玉言往往免去了知识分子的争论，而西方传教士则以争鸣与讨论为理所当然。后人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不少是从非学术观点出发的。对这一有益争论的种种非难，实出于当代人对自由的学术争论不甚习惯。今人以为由权威理论机关发布终极答案是最便当易行的事，因而对学术、信仰上的争论加以扼杀。今人对于这段公案的研究，断不可囿于流俗的见解，当从21世纪信仰自由、个人权利与学术尊严的角度出发。
清朝“礼仪之争”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内部关于中西宗教哲学思想的差异的研究，无关乎中土宗教和国家事务。争议并非止于“礼仪”，而是涉及到中西哲学与宗教思想。中国文化停留在自然崇拜上。中国的天乃自然天象。中国礼仪中的“礼仪”二字本身蕴含着皇帝与臣民的不平等(礼不下庶人)。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类历史事务的主宰者，在历史事件中启示自己。历史与自然的两橛乃是西方上帝与中国天神自然崇拜的区别。自然界服从铁的法则，故崇尚强制；人类历史是自由的领域。基督教是历史的宗教，故崇尚自由争论。处在自然必然性束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