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的消解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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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们的里，“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似乎愈演愈烈。别的不说，即便在被看作人类文明圣殿的大学校园里，在这本该是诗情荟萃的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又还剩下多少诗情呢？ 　　早年，文学史中记载下的那些文学的精灵、诗歌的魂魄，如沈从文、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其实又都是大学的教授，或北京大学的教授，或南京大学的教授，或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的教授……他们一边做教授，一边也写诗，写诗一般的散文、诗一般的小说，从他们的传记看，他们个人的生活也几近于一首情深意浓的诗。那时，即使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中，也仍然不乏诗的激情、诗的意绪。而在现在的大学里，起码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些大学里，“诗人教授”已经绝迹，校园诗情越来越稀少淡薄。 　　眼下，在号称文学殿堂的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诗情没有了，诗歌没有了，诗人没有了。时值岁尾，我突然发现，充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竟然是层出不穷的数字和表格：年度教学工作量统计表、年度科研工作量统计表、年度岗位聘任考核表、博士指导教师简况表、科研项目进度表、横向科研调查表、国内外学术活动登记表、获奖登记表……和朱自清、徐志摩们相比，别的我们比不上；但我们一年里填写的表格，他们一辈子恐怕也不曾填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变成了“表格”。 　　“表格”，不可小觑。我想起了两位朋友的遭遇。 　　一位是较我年轻一些的朋友，写诗，写诗评，也从事中外诗学的比较，在中国当代诗歌界拥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只讲了30分钟，一些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听完之后竟感慨地说：“三年研究生白读了！”就这样一位“诗人学者”，却迟迟不能解决“教授”职称，更当不上“博士导师”。原因是，他的那些诗歌和随笔式的诗评上不了“权威刊物”，他的那些独辟蹊径的诗学研究总也拿不到“国家项目”，因此也就总填不满教授、导师的“评审表格”。 　　一位是较我年长一些、已经年逾花甲的朋友，她以当代作家批评，尤其是女性文学批评享誉国内文坛，并且有幸早早跻身“教授”、“博导”行列，为她所服务的那所大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去年，由于年度工作量统计表上的某些数字不足，其本来已经相当微薄的“岗位津贴”立马被扣除1/3，真是“宰你没商量”！现任校长是她教出来的学生，面对那一张数字不足的“表格”，也爱莫能助。 　　“表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学生涯中，竟是如此的至高无上，如此的冷漠无情，如此的斤斤计较。一方面它成功地阻止了诗情画意往高等的流入，一方面它也有效地窒息了诗情画意在大学校园的萌生。于是，即使在大学的文学院系里，也不再会生长诗人和诗情。
　　“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也曾经是前《上海文学》杂志的主编、现上海大学教授蔡翔先生的一部著作的书名。蔡先生以充分的事例，论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文学如何迅速地由写“大河”、“林莽”、“黑骏马”转换到写“青菜”、“豆腐”、“蜂窝煤”。他认为“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是一种“文化的困窘和精神的退化”，是“理想主义的受挫和乌托邦激情的衰落”。 　　我想，蔡翔先生说得不错，理想的破灭和激情的颓败是事实，但或许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在民间，比起“吃糠咽菜”的生活来，“青菜豆腐”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理想和激情；此类理想和激情也还会推动生产力的、社会的进步、民众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青菜、豆腐、蜂窝煤很快就会变成牛奶、面包、手机、电脑。但是，从已经开始普及的牛奶和手机中，仍然看不到一丝一毫诗意充盈、文学繁荣的迹象。 　　责任恐怕也不仅仅在于作家们一厢情愿的选择。任何选择，必然是在一定背景、社会环境之中的选择。“好风凭借力”，时转运来，“一地鸡毛”也可以“平步青云”；“时不利兮骓不逝”，西楚霸王也无计可施，于是，张承志们的“英雄路”上就不能不是一片满目凄凉的“荒芜”。 　　在于，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国的文坛会呈现出如此突兀的转折？而这又恰恰正是中国开始启动市场、国民的钱包，包括大学教授们的钱包开始鼓胀起来的同一时刻。问题究竟在哪里？难道“生活中的诗情”与“市场”、“金钱”之间真的还存在着一个“不相容原理”？ 　　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一个说法：“少女可以歌颂她失去的爱情，财主却无法歌颂他失去的金钱”，这算不上文学，但是，在世界的文学名著之林中，倒真是很少有以歌颂市场和货币为题材的作品，德莱赛的《家》写了市场和货币，但市场和货币并没有取得正面的意义。电视剧《大宅门》写了中国医药商人们的悲欢离合，但并没有真的去写市场和货币，其卖点还在七爷白景琦那丰富而又混乱的男女关系。 　　从另一方面讲，市场和货币也从来不理会文学的诗情画意。自19世纪以来，在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浪高似一浪的批判、讨伐声中，市场的开拓与货币的增殖所向披靡，反倒把文学完全地挤兑出局，现在，连摘取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也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