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与生态哲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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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中华佛教百科基金会结集出版《佛教与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收释传道《菩萨社会关怀的二大任务----庄严国土、成熟众生》、释恒清《草木有性与深层生态学》、王俊秀、江灿腾《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以台湾地区的佛教实践模式为例》、张维安《佛教慈济与资源回收----生活世界观点的社会学》、陈玉峰《台中市放生文化的初步》、释悟殷《佛教的医疗保健--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广律为主》、洪启嵩《器官捐赠与佛教的生命关怀》、林朝成《心净则国土净----关于佛教生态观的思考与挑战》、杨惠南《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陈清香《当代佛教建筑所反映的佛教生态》、王淳隆《当前台湾寺院建筑之困局与转机初探》、王镇华《庙宇的空间组织----以山西五台山的庙宇为例》等十二篇论文。按杨惠南的看法，台湾的环保运动，在1970年才开始萌芽；而台湾佛教界之参与环保运动，则是近几年的情形。（杨惠南A）但从上述论文题目来看，台湾学者对佛教思想与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涉及相当具体的领域，在探讨上也进入比较深入的层次。 台湾清华大学通识中心暨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俊秀与台湾大学所博士生江灿腾合写的《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一文，基本上是对西方环境保护理论模型的介绍，但从中亦可一窥台湾佛教环保实践及思想演变的概况。台湾大学系教授杨惠南的《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和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林朝成《心净则国土净》二文，则对佛教环保思想的理论基础作了比较有份量的论述。照王俊秀与江灿腾的说法，这两人在环保思想上的研究，不仅是对西方知识界“环境范型”的思想回响，而且也可以视为此一领域在台湾地区的先驱性研究。社会关怀，是推行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而环境保护则是佛教关怀社会的重要方面。笔者主要根据上述三篇论文所提供的资料，对此略作介绍。所用资料，悉据从国际互联网下载的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所建佛学资料库文档，特此志谢！ 佛教思想如何为环境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所谓“范型”(paradigm)，是指用以检验人类社会现象的观念及假设，可用来提供一种世界观或宏观视野。长期以来，人类以自身创造的文化，自许为“万物之灵”，“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一直是社会运作的基本路线。随着技术的，更认为“万能”，人类可以向索取一切，“成长无限论”一再被认为是人类自我肯定及超越的一种表现。在这种“环境侵略思维”笼罩下的人类生活方式，创造物质文化的过程对人类而言是“文明化”，对其他万物而言则是“野蛮化”。人类对其他万物“野蛮化”的过程间接、直接地人类自身安危及生死的各种“生态反弹”，并体会到“万物之灵”有可能会变成“万物之零”。（王俊秀、江灿腾） 自1989年起，全球性环境已年年列入“世界末日”指标。从此环境污染不再只是“脏”的问题，更是“生与死”的问题。治本之道在于改变世人的思考模式及生活方式，因此“范型转移”(paradigm Shift)乃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必要过程。王、江的论文首先介绍了四组对比的观点：一、由“万物之灵”到“万物的一支”；二、由“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三、由“科技万能”到“科技有所不能”；四、由“成长无限”至“成长有限”。以上所述“范型转移”观念，可见近百年来，人类社会（特别是指欧美社会）如何从“成长范型”(HEP）逐渐转移成为“环境范型”(NEP）的思考和体认。 回顾战后近五十年来台湾佛教的环保思想，则倾向于传统的护生和惜福。例如著名的佛教目录学专家蔡念生，从1950至1980年，在各种佛教刊物及报章杂志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护生与戒杀的文章，并在1983年集结为《如是庵学佛賸语----护生百讲》、《如是庵学佛賸语----鸟兽春秋》，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但佛教界从环保角度对放生活动本身进行反思，则要迟至八十年代后期。1988年4月，释圣严在《人生》第62期发表《为何放生？如何放生？》；1989年3月，文化大学生物学系在《人生》第67期发表《请勿随意放生》。而且这两篇文章，都未进一步提出如何保护生命或生态的问题。 在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下，佛教界相继出现了释传道、释昭慧和杨惠南等几位重量级的佛教环保健将。传道法师不但出资拍摄“反（对政府兴建）五轻（工厂）”的录影带──《净土的呐喊》，而且为文呼吁佛教要组织“环保护生基金会”。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破除‘奇迹’的神话，纠正偏颇政策”；其次，“（立法）禁止制造（包括保特瓶、保利龙在内的）塑胶垃圾”。他的这一呼吁，已经能够把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家和政府，并且也已意识到从根本而且全面入手的“普渡”，比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别渡”，来得重要。（杨惠南A）至于昭慧法师，不但创办“生命关怀协会”，更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