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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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人”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各色各样、有时是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于，他们总是一些行将就木的老者。他们在临死前才获得的智慧，无法支配这个不断受到新来者的卤莽和“愚蠢”袭击的世界，如果没有出生和死亡的联系（这一联系保证变革的发生，使智慧不能统治世界），人类可能早就在不可忍受的厌倦中灭亡了。

——汉娜·阿伦特：《论公民不服从》

要是盘青青和“一把手”李幸福还活在遥远的什么地方，他们过的一定是另一种日子。……可不是？连绿毛坑里那些当年没有烧死的光秃秃、黑糊糊的高大乔木，这两年又都冒芽吐绿，长出了青翠的新枝新叶。

——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

一、废墟和伤痕：过去的、正在制造的和未来的

海因里希·伯尔的写作处在这样一个性的两难困境之中：一边是现代极权主义带来的战争的废墟和“无人看守的家园”（Haus ohne Hüter，1954），另一面则是以“罗拔·费梅尔博士的建筑师事务所”为代表的“毫无人情味的”、“看不见真实建筑材料和建筑师”（《九点半的弹子戏》，1959）的战后重建狂潮；一边是可见的残垣断壁的废墟，一边是深深隐藏在数字化效率的繁荣表象下的废墟。似乎自从罗拔的祖父建筑的修道院遭到命定的毁坏之后，费梅尔建筑师家族，或者本质上作为家园建筑者的人类，就再也无力在一种本原奠基的意义上重建家园及其伦理世界（die Welt der êthos）了。

我们认为，只有从这样一种人类居住与建筑家园的原初经验及其现代处境的视角出发进行考察，以伯尔为代表的所谓“废墟文学”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所谓“废墟文学”绝非像通常的见解那样以为仅仅意味着“战争废墟”或“战后废墟”的文学，而是首先意味着人类在现代性处境中所遭遇的本质处境，废墟，的文学。废墟的存在[1]绝非仅仅起自希特勒发动的战火，而是早已起自更加遥远而隐蔽的历史角落；它也决不是在伯尔所眼见的战后德国迅速崛起的所谓“经济重建奇迹”中所能结束，而是有可能以至今难以预料的方式和在至今难以估量的深度和广度上持续下去。

同样的情形也完全适用于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所谓“伤痕文学”的伤痕决不仅仅意味着“一代人的创伤”：这代人在过度的狂热、“革命激情”中所遭受的欺骗和伤害。所谓“伤痕”首先意味着：中国，这个有着古老而发达的礼俗（ethos）社会的民族，这个甚至仅仅依此礼俗而立身、立国乃至教化四邻的帝国，它的曾经延续千年之久的伦理或生活方式——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作为这种伦理生活之根基的家庭[2]——在现代化的社会重组中遭遇了不可避免的撕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这道伤痕的萌孽之地也决不仅仅起于那动乱的十年，将来的愈合也将在完全的未知之中一再延迟。犹如在伯尔那里繁荣恰是废墟的另一面目，在我们这里麻木也决不是愈合伤痕的征象。在当前的中国，在这个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建筑工地的国家，我们的处境难道不是可以和伯尔开始写作的时候相仿吗？这个处境便是：旧有的废墟和伤痕尚未泯除，以繁荣和麻木之面目出现的新的废墟和伤痕又在高效率地被生产和消费。而且，尤其能够把东西方的废墟和伤痕整合到“一个世界-历史-地理-版图”中去的，是现代性的总体动员，是全球化的总体均质。出于极权技术-资本技术-技术三位一体的现代技术世界的总体座架（Gestell）强力，我们已经无可逃避地与伯尔置身于同一种世界命运和同一个世界进程之中。

然而，现代性的最大危险在于：对此昭然若揭而且无孔不入的进程，身处其中的现代人几乎漠不关心、一无所知。犹如伯尔笔下的无数普通人，他们每天准时上班下班，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推动着一些什么事件的运行。他们就像机器上的齿轮一样服从于精确的计算和科层体系的命令，放弃了作为一个古希腊意义上的自由人、自由行动的人所享有的自由和责任。

“明天将在耶路撒冷开庭审判一个人，”1961年，伯尔在纳粹党卫军头目、集中营的技术官僚阿道夫·艾希曼受审前夕以这样一种惹人恼怒的平静口吻说道：“这些应由阿道夫·艾希曼承担罪责的死者确实曾经和汉堡及其近邻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电话、乘电车、看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也都每天早晨看天气、吃早餐、然后情愿不情愿地去上班……”然而，更可怕的是——伯尔并不用“可怕”这个词，而是继续以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般平静的口吻说道（通过这种口吻，伯尔才真正表达了现代性中真正“可怕”的东西）——“他（艾希曼）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动机……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大屠杀的罪案。”与那些被杀害的几百万犹太人一样，这个人——是的，这个人，伯尔的第一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