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史简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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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古代希腊人都生活在不大的城邦之内，除了城邦这种体制之外，他们别无所知，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虽然在他的城邦已经走向毁灭），也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在大部分城邦之中，公民的政治权利一律平等，在战争中俘获的外族战俘，则成为城邦公民的奴隶。虽然古希腊城邦实行的大都是民主制，但各城邦中公民的自由程度却大不相同。在斯巴达，全体公民都生活在军营之中，对于个人谈不上有多少自由；在雅典，公民则主要以经商为生，除了某些时候由于宗教和政治狂热而对少数人进行了迫害之外，公民在最好的时代里曾享有过不受国家所限制的极大的自由。斯巴达的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产生出发达的文化，而雅典的自由生活则大大促进了希腊人对和科学的思考。古希腊的，从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开端（约公元前六零零年），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而到达亚里士多德的时期，其学术思想的达到了最高峰。在这段发展过程中，雅典的公民参政程度不断扩大，克里斯梯尼时期以后，雅典步入了“全民政治”的时代。这时，每个公民都要担任一段时间的政府官吏；主要的政府官吏则由抽签而不是由原来的选举产生。这种制度固然扩大了普通民众的参政权，但许多时候却是由一帮鸡鸣狗盗之徒在管理着国家；这样，社会便自然走向衰败了。
针对古希腊民主制的这种流弊，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苏格拉底认为，只有具有知识的“最优秀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柏拉图继承乃师的思想，认为只有具有渊博学识的哲学家才有资格去管理政治、担当国王。柏拉图还说，为了维持人们对国家的向心力，还必须实行“共产”、“公妻”。
柏拉图的观点颇显偏激，就连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也不同意他的“哲学王”的主张和“共产”、“公妻”的方案。亚里士多德说，在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
第三，必须实行法制，在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然而，不管亚里士多德们化了多大的力气去企图解救城邦，但城邦制度毕竟还是悲壮地衰落了。就在亚里士多德还在世的时候，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便于公元前三三八年征服了希腊，希腊的各自由城邦都成了马其顿帝国统治下的行省。到公元前一四六年，罗马并吞马其顿，希腊人又成了罗马治下的臣民；这样，希腊人的自由时代便成为过去了。
与这种社会巨变相适应，希腊人的思想观念也开始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城邦制的解体和社会政治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那种“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观念就消失了，而思考如何免除痛苦、获得幸福的个人主义思想却相应地逐渐抬头。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就是至善，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快乐。但伊壁鸠鲁的这种快乐，并不是放荡者的那种无度的物质享受或肉体享受，而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斯多葛派认为，我们应当抑制个人的欲望，服从命运的安排，这样就能过上一种有德的生活；这种有德的生活乃是上帝对灵魂的要求，而不是国家对公民的要求；这种有德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真正幸福的生活。这样，他们便为基督教铺平了道路；其实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一样，起初也是非政治性的；在它最初的三个多世纪里，它的信徒们都是对政府毫无的。然而随着教会组织的出现，基督教就又从个人主义走回到了一种固定的秩序之中。
随着希腊人的不自愿的引退，罗马人接着登上了欧洲社会的历史舞台。古代罗马国家经历了城邦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在此过程中，其民主化程度不断减退，后来罗马帝国又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如果说古代希腊城邦的存在是由希腊人对城邦的爱国热忱和宗教热忱所保证的，那么古代罗马国家的存在则是靠强力所保证的；这种强力首先指的是军队的强力，尔后指的则是行政机构的强力。罗马军队、罗马道路、罗马法和罗马官吏相继创立了，随后又维系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什么是可以归功于罗马思想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罗马思想。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从自由的时代所继承下来的希腊观念经历了一番逐渐转化的过程。某些古老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最富宗教色彩的观念，日益显现出其重要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