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主义的高度、浪漫主义的深度、人本主义的限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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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事情似乎要出现分裂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长期持有的和普遍关心的信念受到威胁的时候，在文化中才占据了重要地位。在这种阶段，知识分子用一种想象的未来去重新解释过去。他们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上提出了许多看法，其中一些人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因此赢得了在“伟大哲学家”行列中的地位。例如，当祈祷者和神职人员开始被受到怀疑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观念，认为人类与腐朽的野兽是不同的，他们与宇宙的支配力量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当哥白尼和伽利略终止了使阿奎纳和但丁感到满意的世界图象的时候，斯宾诺沙和康德就教导欧洲人，如何用热爱真理代替热爱上帝，如何用纯粹的道德代替对神圣意志的服从。当民主革命和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关系的性质的时候，马克思和密尔就进一步提出了有用的看法。

　　在20世纪的进程中，没有出现要求新的哲学观念的危机时刻。没有任何思想争论在程度上可以比拟莱基（Lecky）对与神学之间的战争所做的著名描述，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动乱会使密尔的或马克思的看法产生作用。随着高等文化完全变得越来越世俗化，欧美的受阶层在理解事物运作方式上也变得老于世故。在柏拉图与德谟克利特之间的战斗中（柏拉图把它描述为在诸神与巨人之间的战斗），他们都永远地倒向了巨人一边。他们在评价社会倡议和最初的行动时也变成了世故的功利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他们最终都怀有一种共同的乌托邦式的看法：一种全球性的福祉，人权在其中得到了尊重，可靠的机会均等和人类幸福的机遇由此在其中得到了增加。如今的政治论证就是关于这个目标何以最好得以实现。

　　知识分子的这种共识把哲学推向了文化的边缘。诸如罗素与柏格森、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卡尔纳普与蒯因、艾耶尔与奥斯汀、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福多与戴维森等人之间的争论在哲学系之外并没有多少回应。哲学家们关于心灵与大脑联系的方式，或者关于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或者关于自由意志与机械论的一致等的解释，并没有引起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兴趣。这些问题被保留在作为“哲学问题”教科书的黄页上，仍然吸引着一些聪明的学生发挥想象。但没有人会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精神生活的核心。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对于当代的斯宾诺莎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当如今的哲学教授们坚持认为它们是“永恒的”，或者说它们仍然是“根本的”问题，没有人会听这些了。如今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会认为，我们的社会实践需要哲学的基础，而当对宗教也说出同样的话时，他们也会有同样的烦躁。

　　即使诸神与巨人之间的战斗已经过去，但柏拉图所描绘的另外两场争论却还在继续。一场是哲学与诗歌之间的争吵，这场争吵由浪漫主义运动得以复兴，如今则表现为C. P. 斯诺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张力。这场争吵是关于人类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就是说，实现了他们对完满之物的特别能量），运用理性去发现万物的真实状况，或者是运用想象去改变自己。第二场是柏拉图所描绘的在哲学家与诡辩论者之间的争吵。这场争吵发生在这样两种人之间，一种人认为存在所谓的“热爱真理”这样的重要德性，而另一种人则不这样认为。

　　尼采与柏拉图之间的僵局支配了近年来大多数哲学论著，这成为这两种争论的缩影。这种对立不同于我在前面所列出的那些特别狭隘的论战，它们仍然能够唤起那些常识唯物论者和功利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想象。可以夸张地说，这正是当代问题的核心，但要让我们这些哲学教授引起我们学科之外的人们的关注，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柏拉图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追求真理而超越偶然是对的，还是尼采把柏拉图主义和宗教都看作是逃避现实者的幻象是对的？

　　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争论不同于他们与诡辩论者的争论，其原因我随后很快就会提到。但诗人和诡辩论者有一些相同之处——特别是他们都怀疑科学应当作为其他高级文化的模式。他们都怀疑我称作的“普遍主义的高度”——这是由数学家和数学物家所得到的那种高度。

　　数字和基本粒子展现了传统上被赋予神圣之物的那种免受干扰的特征。对这两者的产生了宏伟之美的结构，这种结构在疏远和漠视人类关注方面类似于神。柏拉图认为，他所谓的“真实之物”必定更像是数字而不像是一堆尘土，而促使他这样认为的动力，导致了许多新近的哲学家把物理学看作应当用来指导哲学探究的包罗万象的框架。因此，我们看到，蒯因把“存在事实问题吗？”这个问题等同于“这与基本粒子有差别吗？”。戴维森也提出，粒子是因果关系的唯一真正所在，因为它们是惟一这样一些实体，就是说，它们的活动是由“严格的、毫无例外的”所规定的。其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他们做的是“自然化的认识论”和“自然化的语义学”。这些都是试图把意义和语言描述为允许了这样的事实，即所思之物和所意味之物出现在物理粒子的活动中。只要一般的知识分子愿意承认物理学告诉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