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自我瓦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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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是一个重新分化的年代。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之中，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文化立场和改革取向上，以「态度的同一性」形成了共同的启蒙阵营1。但这一启蒙阵营到90年代，在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围绕着中国性和改革的重大核心，知识分子们从寻找共识开始，引发了一系列论战，并以此产生了深刻的思想、知识和人脉上的分歧，因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不同断层和价值取向。就中国思想文化界而言，90年代同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从「同一」走向了「分化」。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较有限，各家在观点上虽然有争论，但知识结构大致相同，思想趋向也相对同一。然而，到90年代，知识界发生了重大的分化，首先是因为9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标志着当代中国正经历艰巨而痛苦的嬗变和转型，而且也为学术思想的突破性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可能和坚实的经验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面对社会激烈的变化，力图从上予以新的解释和阐述，从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与现实对话的活力；但由于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工作假设乃至视野和的差异，思想者针对同一现象往往得出迥然相异甚至针锋相对的结论，从而引发不同话语之间的猛烈碰撞，形成了一系列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重大的思想文化论争。通过这些论争，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分化到90年代末基本完成。短短的十年时间，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一个统一的公共思想界不复存在。
一　九十年代的启蒙分化
　　1989年的事件中断了新启蒙运动的进程，在90年代初，知识分子被迫进入冬眠状态，但精神和思想的自我反思却由此开始。这一反思实际是新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突发事件迟早也会发生，不过如今是以如此痛苦和尖锐的方式提前来临。反思的结果使得原来蛰伏在新启蒙运动中的分歧表面化了，思想界的分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另一方面，随着90年代新的社会格局的稳定，尤其是1992年以后改革加速，市场社会在中国全面登场，使得中国的现状变得异常复杂。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分歧不再是要不要改革、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而是如何改革，往甚么方向改革，而这一切，又与对甚么是中国的现代性、现代性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理解，有重要的关系。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现实、道路和发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态度的同一性」不复存在，思想界的裂缝愈来愈深，以至达到无法弥补的程度。
　　虽然80年代和90年代都以反思为知识分子的特征，但80年代更多的是道德的反思，从启蒙思想的外部反思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体制，而90年代偏重于知识的反思，反思自己的知识前提，这是启蒙思想的自我反思。如果说80年代的主题是启蒙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主题就转为反思启蒙。这样，80年代尚未分化的启蒙思想，到90年代其内部互相冲突的思想传统，就渐渐分化，乃至明朗了。
　　总的来说，90年代思想界的断裂是通过三个阶段的分化而完成的。
　　1990年到1992年是第一阶段。面对骤然出现的历史巨变，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的是：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推进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还是需要反思，重新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因而最早的一场论争是在《学人》上发生的学术规范讨论2。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最初是以寻找共识开始的。最早发生的学术规范讨论，启蒙者们原先试图为198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反思确定一个基础性的共识，但讨论一经展开，却揭示了启蒙者内部深刻的分歧，80年代「态度的同一性」只是保持在价值层面，一旦转到知识建构这一层，再也无法调和，于是，从追求共识开始，到分化结束，中国思想界的大分化、大辩论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90年代初，启蒙知识分子痛定思痛，从反思1989年事件开始，进而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从而发生了一场激进与保守的论争3。这一论争的主要空间不在国内，而是在香港刚刚创刊的《二十一世纪》杂志，这一杂志在9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公共领域杂志，具有相对的讨论自由。即使如此，1989年事件的问题意识也只能以一种历史化的方式进行，即通过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间接地思考1989年事件中冲突的双方为甚么具有相同的思维逻辑，最终导致历史性的悲剧。然而，从这一论争当中可以看到，80年代的启蒙阵营在关于甚么是激进、甚么是保守这些基本观念上，无论从其历史内涵、还是规范学理上，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思路，而在这些分歧的背后，是80年代所未曾发生的改革思想的分歧，在对改革的理解上，是相信社会可以通过改革全面转化，还是认为改革只能通过新旧的调适，加以推进？因而，在改革的策略上，是采取乌托邦的激进革命，还是渐进社会改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于是思想界进入了第二阶段。随着市场社会的哲学论文